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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世界之一。但这只有坐惯优良沙发长大的人才会懂得。就像读好书、听好音乐长大的一样⋯；⋯；买好的沙发却需具备相当的见识、经验和哲学。虽然花钱，但并不是出钱就可以的。”当你需要赞美某人的沙发时，不妨借用村上的这番沙发哲学，相信他（她）一定听得心花怒放，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从“洞穴”谈到“气味”，再从“胖女孩”谈到“沙发”，其实村上的作品不是用来分析、归纳的，而是要用心去读、去感受、去想像、去回味。对我而言，村上文学总是那么特别，那么引人入胜。当然阅读村上需要一点耐心，然而一旦你进入村上的世界，也就进入了一个独特的、令你无法抗拒的异次元空间。而这个空间的景象，也只有靠你自已去体会了。
最近又有一趟旅行，带哪本村上去读呢？可是手边的村上又都已经读过了，Why not⋯；⋯；？村上的书是值得一读再读啊！
第一部分自述：灵魂里住着一个中国
（编者注：以下是《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的访问村上春树的全文。采访对话时间约为20世纪90年代末。）
洪金珠：您在《发条鸟年代记》曾经写中国大陆、满洲等地的事情，还在《寻羊冒险记》中写一个酒吧老板陈桑，有人说您的小说对中国、中国人有很特殊的描写，甚至认为“中国”是您创作的原点，您对这种说法看法如何？
村上春树：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于战争中曾被征调到中国大陆；他是在大学时代被征调当兵，他的人生因为那次的战争有很大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风土民情，“中国”对我而言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洪金珠：您在大学时代曾经搞过学生运动，这是否也相对影响到您后来的写作？
村上春树：当年搞学运的人很多，我不过其中的一员罢了。学运对于我的小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那次的学运倒是让我“对于文字失去信赖”；例如，有一个字眼叫做“革命”，当时我们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心跳加速，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正确、有正义。但事情过去后才发现“革命”不过是个“语汇”罢了；我因此对于“好听的语词”不再有信心，从此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语言，我只想创造自己的新语汇。
我个人最理想的表现是：以最简单的文字表现最艰难的道理，但一般人却以很难的字眼表现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的小说是描写人们共同的经验，往往让读者于阅读后有一种医疗效果。
洪金珠：您内心是否也有一般人的不安？
村上春树：我已经有一定的岁数，也有人生的目标，不安是没有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不安，当时日本一直在成长，年轻人只要有工作，通常不会有不安感，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有工作，也还是有不安。
洪金珠：您是否有什么宗教信仰？
村上春树：没有。我父亲是一个和尚，他原本是个学校的老师，由于家里世代都是寺庙的住持，后来他也成为家传寺庙住持，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则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洪金珠：由于您连续写《地下铁事件》，台湾的读者非常担心从前的“村上春树”再也回不来了，您最近是否有新作？
村上春树：我正在写新的小说，预定明年1月可以完成。是一部与从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恋爱小说，题目还未确定。不用担心，“村上春树”就要回来了。写法跟以前相似，但内容与过去都不一样。我向来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每一次都挑战完全不同的题材。
我以前的小说偏长，现在写的恋爱小说属于比较短的小说，并且彻底地琢磨、简化文字，让小说更加紧凑兴奋。我自己也写得很兴奋，是一部有点不可思议的奇妙小说。这部小说在明年1月完成，1999年1月12日是我50岁的生日，我希望把这部小说当做自己50岁的纪念，算是我文学生涯的新纪念碑。
洪金珠：您长年在国外生活，是因为故意想与日本保持距离？让自己更看得清楚日本吗？
村上春树：我留在日本或到国外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我只要有个电脑到那里都可以写东西。到国外旅游时，没有电话的打扰，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及新朋友。
我每天的三餐多是蔬菜、水果及鱼类，在美国或其它国家旅行时，大多都很容易吃得到，因此也没有特别的思乡感。我以前一直想逃离日本，因此长期住在美国，后来又因为想多了解日本而回日本；我一直想逃开日本这个“大家庭”，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但日本这个“大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自由”。
如果问日本人，他们最喜欢的字眼是什么？他们会说喜欢“努力”、“忍耐”、“和气”等；“自由”往往排在最后面。这也表示，日本是很缺乏“自由”的国家，所以才让我一直想逃离日本，想逃离“家”。比如，我的小说从来不写“家人”，因为我从前一直想逃避这些。
我到国外后，果然得到我要的自由，但所做的事都让我觉得寂寞。我觉得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后还要想人生应该如何，所以我回来做我应该做的事了。
第一部分自述：打破孤立的藩篱
（编者注：《纽约时报》委托国际笔会成员、曾以日本为背景写过小说的美国作家杰伊•；麦金纳尼对村上所做的这篇长篇访问，访谈中谈到了的新老日本作家的分歧、东西文化的关系、个人写作追求等问题。本文有删节。）
在去对村上春树采访的途中，我碰巧从演《为什么我恨哈姆雷特》剧院的遮蓬旁走过，顿时令我浮想联翩。这叫我想起，我们给村上春树发出的邀请函，称他为三岛由纪夫的继承者。这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可称得上是恰切地表现了对近来日本小说发展的无知。村上春树与三岛的相似，主要在于他们都是日本人，但除此之外别的相似处却非常牵强。三岛是杰出的浪漫派文学家之一，富有英雄情感的悲剧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浸透西方文化修养的人，但在生命的尽头，他却转变成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者。
而村上春树，我认为，甚至在写比较不可思议的主题——比如对绵羊的痴迷——的时候，他的感情仍含有对现实的怀疑。他的叙述者必定是平常人，一个当代东京人的翻版，一个三十来岁的城市男人，跻身不愠不火的白领行当，比如广告和公共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被动的人，对生活没什么企盼，无论发生什么，都以一副迟钝的泰然态度相对。他的座右铭兴许是“毋庸大惊小怪”。如同绝大多数日本人，典型的村上人物认为自己纯系中等之人，援用村上先生小说《挪威的森林》的话说，他出身“普通家庭”，“不特别富，不特别穷。有一处实惠的平常住房，小庭院，丰田皇冠。”但意外的事情，却又很有可能降临在村上先生小说的反英雄主人公身上。女朋友自杀身亡。朋友变成绵羊。心爱的大象消失得踪影皆无。不过，要是他们有心借机发财，却非遭诅咒不可。
村上先生的主人公身处边缘，与一个要求其成员完全投入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愿在社会边缘飘荡。这种对集体的拒绝，对当代日本读者必定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对于我们没有同样的吸引力，但却明显代表着一种对村上前一辈主题的突破，比如，川端康成厌世的唯美主义者，谷崎润一郎刻板的贵族，以及三岛受折磨的青年人。
麦金纳尼：开始以职业作家身份写作时，你想到过要反叛像三岛那样的日本老作家吗？我们都熟悉青年作家的影响焦虑和弑父意图；父亲必须被杀死，要为儿子们腾地方。
村上春树：在日本，我前面一代的三个重要作家，是三岛、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他们当中，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安部，最不喜欢三岛。我几乎没读过三岛，因此我想我与三岛间没有什么相似点。
我丝毫没有对前代作家的反抗意识，或者叛离诸如川端和谷崎等作家的意思。要说有区别的话，我想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与这些作家无关。我的意思是说，直到29岁我动手写长篇小说，我从未带着真正的兴趣读过任何日本小说。1960年代在神户，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日本小说家，所以就打定主意不读他们。那时的美国文化生机盎然，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衣服，样样东西都深深影响着我。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崇拜美国，这说明我们只是热爱那种文化。那么鲜亮、明媚，有时似乎像是奇幻世界。我们热爱那个奇幻世界。那些日子只有美国才撑得起那种幻境。
我是独子，十三四岁时，我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看美国电视节目，读美国小说。神户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旧书店，我很容易买到非常便宜的美国平装书。像是打开一个百宝箱。我大多读精悍的侦探故事和科幻小说——雷蒙德•；钱德勒或者埃德•；麦克贝恩或者米基•；斯皮兰。
后来，我发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杜鲁门•；卡波蒂。他们与日本作家是那么的不同。他们在我房间的墙上打开一扇小窗。我想，我的经历注定要与阿根廷作家曼纽埃尔•；普伊格相似，他成长在对好莱坞电影的献媚环境中，以后走上小说写作道路。
麦金纳尼：我认为，可用一些共通的特征来解释日本年轻一代作家。我仿佛觉得，我们都有一个相当共同的参照背景，即国际流行文化的积淀——莱昂内尔•；特里林大概会说是低等文化——但无论好和坏，这种积淀似乎是给意大利、瑞典、日本和美国的作家提供了共同的试金石。
我想严肃的美国作家，在处理电影、电视和摇滚相关的话题时，他们依然感觉到不自在。在年轻一代日本作家身上，我看不到这种拘谨。我想知道，这是不是部分地、有些悖缪地缘自日本人时时感受到的海岛孤独和差异意识。我能意识到一种尖锐的吁求，想用最便捷上手的武器，闯过把日本和其他世界隔开的鸿沟。
村上春树：是的，非常正确。在这个层面，也许是有些非民族性，但是并非我自己追求的。如果那真是我所追求的，我想兴许我得把故事背景放在美国。如果我真把故事放在纽约和旧金山，写起来就容易了。
但是，你知道，我的首要追求是，透过纽约和旧金山发生的同样事物的另一侧面，反过来描写日本社会。你或许也应称其为日本本性的东西，那种你扔一个又来一个的东西，所有那些堆起来显得极其“日本”的东西。我认为我的小说将愈加朝这个方向发展。
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要是我能用英语写长篇小说，那该是多么棒啊。我能感觉到，我那样写的话，会比我用日文写来得更直截。但是，凭我有限的英语熟练程度，是不可能的。在勉强用日语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前，我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29岁才写出小说来。
因为我得创作，靠自我创造一种用来写我的小说的新日本语言。我不能从现存的语言中借取。在这个层面上说，我认为我具备原创性。雷蒙德•；钱德勒是我1960年代的崇拜对象。我读了十几遍《长久的告别》。他的主人公都很独立，他们独自生活的方式给我印象深刻。他们孤独，但在追寻一种体面的生活。
如你所知，日本是一个有极度群体意识的社会，要想独立很难。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想更加独立，但是很困难，他们受到孤独情绪的折磨。我想，这也是年轻读者支持我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麦金纳尼：你作品的主人公总有某种性格，这些性格与雷蒙德•；钱德勒的主人公性格相近，多疑，玩世不恭，生活在社会以外某个地方。但是，他未必清醒地视自己为反叛者。
村上春树：从风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