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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尼尔夫人叫这十二个男孩子在放学后留下来。她不问任何问题,也不作任何责备,只在黑板上写下本文篇首引述的那句话和那位伟大作者的姓名,叫他们抄一百次。
我不知其他十一个有何感想,只知道自己。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训。
老师把麦考莱的名言告诉我们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至今仍认为那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准绳之一。不是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衡量别人,而是围为它使我们可以衡量自己。
我们中间需要决定宣战或其他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但我们每人每天都必须作出许多个人的决定。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该把钱包吞没呢?还是送交警察呢?这笔交易本是别人的功劳,可以把它据为己有,列在自己的推销纪录里吗?
没有人会知道。除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必须对得住自己,最好能问心无愧。因为问心无愧可生自信。而自信远胜于宽心。
我的信念
居里夫人 剑·捷 译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要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五十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
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二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
从我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非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垦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 海伦·凯勒 黄才豪、孙秀清 摘译
我们谁都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当然人们要是健康无恙,谁又会想到它,谁又会整日惦记着它。于是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有时我想,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该有多好啊!这就能更显出生命的价值。如果认为岁月还相当漫长,我们的每一天就不会过得那样有意义,有朝气,我们对生活就不会总是充满热情。
我们对待生命如此怠倦,在对待自己的各种天赋及使用自己的器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那些瞎了的人才更加珍惜光明。那些成年后失明、失聪的人就更是如此。然而,那些耳聪目明的正常人却从来不好好地去利用他们的这些天赋。人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任何鉴赏之心。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的东西,人们才会留恋它,人得了病才想到健康的幸福。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一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瞎上几天,聋上几天该有多好,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真正领略喧哗的欢乐。
最近一位朋友来看我,他刚从林中散步回来。我问他看到些什么,他说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不是我早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真会大吃一惊,我终于领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明眼人往往熟视无睹。 ※棒槌学堂の 精校E书 ※
我多么渴望看看这世上的一切,如果说我凭我的触觉能得到如此大的乐趣,那么能让我亲眼目睹一下该有多好。奇怪的是明眼人对这一切却如此淡漠!那点缀世界的五彩缤纷和千姿百态在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平庸。也许人就是这样,有了的东西不知道欣赏,没有的东西又一味追求。在明眼人的世上,视力这种天赋不过增添一点方便罢了,并没有赋予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意义。
假如我是一位大学校长,我要设一门必修课程:“如何使用你的眼睛”。
教授应该让他的学生知道,看清他们面前一闪而过的东西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乐趣,从而唤醒人们那麻木、呆滞的心灵。
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你将如何使用你的眼睛?想到三天以后,太阳再也不会在你的眼前升起,你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日?你又会让你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没有人注意我
Maere 戴阳 译
我比拿破仑高一英尺,我的体重是名模特儿特威格的两倍。我唯一的一次去美容院的时候,美容师说我的脸对她来说是一个难题,然而我并不因那种以貌取人的社会陋习而烦忧不已,我依然十分快乐,自信,但然。
我在一家日报社工作。我于是有机会去许多以前不可能去的地方。今年我去阿斯科特跑马场报道那儿观众的情况的时候,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件事,它使我认识到那种试图去顺应世俗,去表现得比别人优越的行为是多么愚蠢,有一个矮小而肥胖的女人,穿戴得整整齐齐:高高的帽子,佩着粉红色的蝴蝶结的晚礼服,白色的长统手套,手里还拿着一根尖头手杖。由于她是一个大胖子,当她坐在手杖上时,手仗尖戳进了地里。手杖戳得太深,一下子拔不出来。她使劲地拔呀拔,眼里含着恼怒的泪水。她最后终于拔了出来,但她却握着手杖跌倒在地上。
我看着她离去。她这一天就算毁了,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丑。她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印象;然而在她自己充满悲哀的泪眼里,她是一个失败者。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
没有人在真正注意你的所作所为。许多年来,我都试图使自己和别人一样,总是担心人们心里会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跳舞时的悲伤心情。舞会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是意味着一个美妙而光彩夺目的场合,起码那些不值一读的杂志里是这么说的。那时假钻石耳环非常时髦,我为准备那个盛大的舞会练跳舞的时候老是戴着它,以致我疼痛难忍而不得不在耳朵上贴了膏药。也许是由于这膏药,舞会上没有人和我跳舞,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在那里坐了整整4小时43分钟。
当我回到家里,我告诉父母亲我玩得非常痛快,跳舞跳得脚都疼了。他们听到我舞会上的成功都很高兴,欢欢喜喜地去睡觉了。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撕下了贴在耳朵上的膏药,伤心地哭了一整夜,夜里我总是想象着,在一百个家庭里,孩子们正在告诉他们的家长:没有一个人和我跳舞。
有一天,我独自坐在公园里,心里担忧如果我的朋友从这儿走过,在他们眼里我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不是有些愚蠢。当我开始读一段法国散文时,我读到有一行写到了一个总是忘了现在而幻想未来的女人,我不也像她一样吗?显然,这个女人把她绝大部分时间花在试图给人留下印象上了,而很少时候她是在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瞬间,我意识到我整整二十年光阴就像是花在一个无意义的赛跑上了。我所做的一点都没有作用,因为没有人在注意我。
现在我知道下一回当我走进一家商店,一位营业员翘起她的嘴说,“您的号码,夫人?我想我们这儿绝没有您要的号码。”这仅仅是说店里的存货不充足。这样无形中我心里好像去掉了一个重负,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更自由。
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C·班纳德
那是在克尼斯纳,一个老林工正在解释如何伐树。他指出,要是你不知道那棵树砍了会落在哪里,就不要去砍它。“树总是朝支撑少的那一方落下,所以你如果想使树朝那个方向落下,只要削减那一方的支撑便成了。”他说。
我半信半疑一一稍有差错,我们就可能一边损坏一幢昂贵的小屋,另一边损坏一幢砖砌车库。
我满心焦虑,在两幢建筑物中间的地上划一条线。那时还没有链锯,伐树主要是靠腕劲和技巧。老林工朝双手啐口水,挥起斧头,向那棵巨松砍去。
树身底处粗一米多。他的年纪看来已六十开外,但膂力十足。
约半小时后,那棵树果然不偏不倚地倒在线上,树梢离开房子很远。我恭贺他砍伐如此准确,他有点惊讶,但没说什么。不到一个下午,他已将那棵树伐成一堆整齐的圆木,又把树枝劈成柴薪。我告诉他我绝对不会忘记他的砍树心得。
他举起斧头扛在肩上,正要转身离去,却突然说:“我们运气好,没有风。永远要提防风。”
老林工的言外之意,我在数年后接到关于一个心脏移植病人的验尸报告时才忽然明白。那次手术想象不到地顺利,病人的复原情况也极好。然而,忽然间一切都不对了,病人死掉。验尸报告指出病人腿部有一处微伤,伤口感染了肺导致整个肺丧失机能。
那老林工的脸蓦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他的声音也响起来:“永远要提防风。”简单的事情,基本的真理,需要智慧才能了解。那个病人的死,惨痛地提醒我们功亏一篑这个道理。纵使那个伤口对健康的人是无关痛痒,但已夺了那个病人的命。
那老林工和他的斧子可能早已入土。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个训诫给我,待我得意之时用来警惕自己。人人都得意洋洋时,我会紧紧盯着镜里的影子,对自己说:“我们这回运气好,没有风。”
*作者于一九六七年在开普敦完成了全球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蜚声国际。
有几分傻气又何妨
朱迪恩·维奥特
我们来为不怕出丑、敢于尝试的人欢呼鼓掌。
我在想我的朋友南施。她穿着她儿子的少棒队上衣,戴着棒球帽,出汗的手握着球棒,站在本垒上。第一球投来,她挥棒太早,第二球投来,她挥棒太迟,第三球投来,她三振出局——球季的每一场比赛她都如此。
南施打的是垒球,因为她做事的机构有个垒球队,尽管她的体育素质极差,她却应同事之坚请,同意参加球队。她发现,原来丢丑也有好处。
南施说,她的同事都喜爱她敢于尝试,“并不因为我打得糟而瞧不起我。”她说,同事们都发誓,只要她的球棒能够真正接触到球,他们便选她做“全年进步最快的球员”。她又说,做点她完全不擅长的事会令她觉得非常好玩。
我喜欢像南施这种愿意说“那有什么关系”的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怕被人笑话。
他们就是那种虽然反手正手都不高明,可是仍然上场打网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