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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二章 初恋情人是刘纪文？（2）
2。2 关于刘纪文的一些官方文献记载
多年来一直被一些小道消息指为宋美龄早年情人的刘纪文，到底他的宦途如何？蒋介石、宋美龄、刘纪文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什么政治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老一辈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陆朋友，一定对刘氏名字不陌生，可是真正对刘纪文的身世背景，以及和宋美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全盘了若指掌的人，恐怕至今为数不多，即使少数对刘氏还有印象的朋友，大概也只是模糊记得，刘纪文是国民政府攻克南京并且正式奠都之后，首任南京市长。
1929年南京市政府出版的“首都市政”一书，对这位南京首位国民党市长的背景，作了如下的交待：“刘市长纪文，广东东莞县人，现年40岁，卒业于日本志成学校及法政大学，专攻政治经济，随从先总理革命十余年，未曾远离左右，历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员、广东全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大元帅府审计局局长、陆军部军需司司长等职。民国十二年赴英国，在伦敦经济大学及剑桥大学研究欧战后状况，由广东政府特派为欧美市政考察专员，赴欧美各国首都及重要城镇实地考察，对各国市政制度及管理方法，极有心得，十五年归国，由国民政府特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庭庭长，后因革命军北伐战事紧急，特赴前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军需处处长，及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经理处处长。南京奠定后，被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旋被选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十六年七月，复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于七月二十日就职，兼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十八年三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当年刘纪文任职南京市市长的原因，是当时宋美龄答应嫁给蒋介石的条件之一，不论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从文献资料上显示，刘纪文在担任南京市长期间，似乎有明显受到上峰挤压抑制的现象，种种迹象显示，刘纪文名为南京市长，实则不过是一个空头市长，根本有名无权。
在上述这份“首都市政”刊行的时候，刘纪文事实上已经当了南京市长有两年的时间，这位市长对当局是存在着许多牢骚和不满的，这一点可以从前述的“首都市政”中记载的事情，看出一番梗概：“中国国民党于扫荡革命之障碍以后，现已实行努力于全国人民生存方法改善之企图矣，即本党领导下之中华民国，已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十六年六月一日，南京特别市政府负有建设首都之重任而产生，正是我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继续北伐之时，草创伊始，百废待举，非兢兢业业，无以处理此艰巨之工作，非坚毅不挠，无以应付此险恶之环境，综计惨淡经营，于今二载，然回顾吾人成绩，其未能依原定计划实现者甚多，是诚吾人所应引以自咎而怀疑吾人之才能或有未逮，而另一面，实以本市之经济窘乏与行政权力之不足，以致吾人于市政设施上，无处不极感困难，兹将困难各点分述如下：一曰经济之困难也，盖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以言市政建设，尤如饮食于人生，为生命荣枯之所系，查本市旧预算每年收入不足二百万元，而事业费及行政费之支出需三百万元，收支相抵，不敷一百余万元，以言开源，则税权支裂，源无从开，以言节流，则建设急迫，流不同节，虽曰市政公债，现已发行，实无从以言建设一宏伟之首都，夫财政既陷于窘迫，一切设施，自不得不受其限制而窒碍环生，于是吾人今日所处之地位，及陷于无穷困难之域，盖经济问题，横梗于吾人之前，而建设使命，正督促于吾人之后也。”
闹穷，说市政建设入不敷出，是当时刘纪文最无法忍受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摆在最前面说明。
其次，这位刘市长又说：“二曰警察权力之丧失也，查建设之力量必须集中，建设之计划，尤尚完密，为求力量集中与无计划完密起见，不得不严整吾人之组织，统一吾人之事权，然后建设工作，乃易观效，若割裂其严整之组织，分散其集中之力量，则建设进程之延缓，自不待言，公安局系市之武力，亦即一切市政事业之维护者，南京特别市政府之手足也，举凡市民安全之保障，风化之维持，不良之取缔，户口之注意，在与财政工务土地教育社会卫生各局，有密切之关系。市政而无公安局，无以言建设，公安局而离市政，亦无以尽其用。乃本年三月间极端公安局改名首都公安局，隶属于内政部，虽于其组织大纲上，规定本府仍有指挥之权，实则命令不行，成效毫无，市政掣肘，困难弥增，此项打击首都建设之责咎谁归，实予吾人以莫大之疑惧。”
以一个首都特别市的市长，却连警察局长也没有办法指挥，市的警察大权完全归中央掌控，刘纪文大概打从心眼里也觉得窝囊，这到底是孰令致之？是蒋介石？还是刘纪文的其他政敌？抑或只是政策本身？
再来谈到所谓“市公用事业之未能收回”的问题时，更可以证明刘纪文的无力感和朝中无人，他说：“当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时，曾经决议各市之公用事业，概归各市政府监理，本府曾据以力争，然转辗曲折，终未收效，此放弃职权与夫不能副民众期望，吾人所深自引疚者也。”
此又证明刘纪文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微言轻，连市公用事业收回市有的这么一个小问题，都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这位留学英日的市长，能不心存怨恨？
更甚者，“四曰财政不统一也，……如市内田赋，屠宰税，牙行税，当铺税等等，乃由江宁县政府及江苏财政厅，直接在市内征收，丧失事权，紊乱市财政，莫此为甚，而影响本市经费，危害市政设施，尤为至重且大。”
一个办事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而且左右掣肘的市长，如果像某些书说的，关于蒋介石要娶宋美龄的条件是包括了“保荐刘纪文当南京特别市市长”的话，刘纪文干南京市长，权力何以如此萎缩？这是另一个值得疑问的地方。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二章 初恋情人是刘纪文？（3）
2。3 关于刘纪文遗孀的说法
从民国初期的一些现存图片资料显示，刘纪文可以说是当年政坛人士当中，仪表相貌十分英俊的一位，正如童轩荪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第34卷第60期写的《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一文中说的：“国民党里有两个美男子都以丰姿伟俊为世所称，而此两人竟同字“兆铭”，一为汪精卫，一即刘纪文。”（见《传记文学》第34卷第6期，童轩荪著《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第63页）
照童文的说法，从1913年到1923年这10年间，刘纪文从来未曾离开过孙中山身边，童文说：“刘氏参加革命早在民国前二年即加入同盟会，……民国三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他是总事务所的干事。民国六年随中山先生回国，于上海环龙路44号革命党事务所的创立，他是总绾事务兼司财政的一员。后来中山先生回驻广州，便代理了财政部长。”童文说：“自后民国十八年任南京特别市第五届、二十三年任第六届执委兼常委。抑且于十八年开始连任中央三届、四届、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于第一任南京市长之同时，正值蒋公辞去国府主席，随往日本。……”
在《宋美龄前传》一书中说：“说实在的，美龄自从美国归来，在爱情的海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一是刘纪文，二是蒋介石，……在异国的国土上，他们就相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了。……”（陈廷一著，第九章政治姻缘）可是，刘纪文遗孀许淑珍接受童轩荪访谈时，说明：“纪文曾亲口告诉说他出身寒微，献身革命奔走四方，没有时间谈恋爱。纪文和我结婚时，他已三十九岁。”接着许女士又说：“纪文初恋真正的情人是古婉仪小姐。她父亲为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先生。不幸古小姐和纪文订婚不久，即卧病经年，临终之前旬余，纪文亲侍在旁，可见两人间爱情之笃，事隔多年，他无时或忘，时常和我提起。”
根据许女士的现身说法，以及本文前述举出的各项例证，似乎可说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因而，海内外其他关于宋美龄的著作中，凡是提到刘纪文的情节，因为在证据上有稍嫌薄弱的问题，所以难免予人牵强附会的一种感觉，而失去了学术研究应有的权威性。
然而，毕竟爱情是一种隐秘性很高的个人行为，假如两造双方基于一种共同默契，或是基于某种利益承诺，还是有一定程度可能受到若干隐瞒的情况，所以，除非两造共同或者至少有其一方，出面亲自提出合理澄清，否则，恐怕很难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
至于宋美龄和刘纪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照童轩荪访问刘纪文的遗孀许淑珍的讲法，是因为“早于民国十五六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云云，但是，究竟刘纪文是在何种情况下认识宋家人的，童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附带在述说自己和刘纪文婚礼，把宋美龄（即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起到场庆贺的情况，淡然一笔罢了。
所以，值得关切的是，童氏作的访问仍有若干疑义存在，我们可以参酌《孔祥熙先生年谱》来看看另外一件事，《年谱》说：“先生（按指孔祥熙）赞襄国父整理党务，经常出入国父东京寓所，负责中华革命党经费的捐献与劝募，同时参与机密，协助国父处理文书函电，于是和国父英文秘书宋霭龄女士相识。……宋霭龄女士结婚后（按与孔祥熙），由她二妹宋庆龄女士递补英文秘书。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父与宋庆龄女士在东京结婚，先生与国父结为连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郭荣生编著，第43～44页）
假如童轩荪氏作的访谈没有疏误，那么，刘纪文遗孀说的：“纪文早于民国十五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刘夫人等于是无意中露出了马脚，两相对照，实在令人很难不怀疑刘夫人许淑珍女士不是在说谎。试想，各种文献都说刘纪文1913年到1923年，都在孙中山的身边，那么即是刘纪文都一直陪在孙文身边，怎么可能不认识宋霭龄，乃至以后的孙夫人宋庆龄这两位前后任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