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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却变成一个基督教色彩极浓的场所，而且最后因局势发展甚至演变成一个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机构，非但如此，到了抗战前后，“励志社”竟然演变成一个以服务蒋家为主要工作项目的内务府机构，发展演变经过，实在是相当富于讽刺性。
在一开始的时候，宋美龄对“励志社”就掌握了内部主要的人事权，社长是她的丈夫，但，蒋介石政务繁忙，哪能把全部心思摆在“励志社”，因而，“励志社”的实际权力运作，就完全操纵在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的手上。
“励志社”的首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上校，曾在孔祥熙任部长时，担任实业司司长。朱上校接任不久，就把总干事的职务交给了黄仁霖。
黄仁霖是宋美龄嫡系中的嫡系，这可以从他的出身窥其全貌。黄仁霖的岳父是余日章，余先生是一位牧师，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时，曾经为宋主持婚礼。原先，宋家是希望请江长川牧师主持，但江牧师不愿为蒋介石帮这个忙，只有请余日章帮忙。由于余日章慨然应允，日后，在黄仁霖成为余牧师的女婿时，宋美龄为了报答余日章这份恩情，当然义不容辞地负起照顾余牧师女婿的责任。（注：但据黄仁霖自己的回忆录写道：“很多人以为我参加政府工作，是经由宋美龄介绍的，但是，实际上，我只在慕尔堂里认识她，孔祥熙博士才是提携我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黄仁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在那一晚，我搭火车到南京，我有少数几位朋友，以前是青年会的干事，现在孔博士的部里工作，他们立即把我带进去晋见部长，如我所料，孔博士很高兴地接见了我。我告诉了他，我的一些遭遇，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仁霖，我想青年会的工作范围，不足以供你去发展你的才干，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机会，在那里，你有极庞大的领域可以发展，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英文简称OMEA即军官道德励进会）。这是总司令的一个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起一个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孔博士说，总司令正要他找一个人到军营里推动这个运动。他说：‘我想，你做这个工作非常适宜，而且你可以完全无拘束地放手去做这项工作，而且发展前途无可限量。’”
黄仁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本身也是基督教徒，奉派到“励志社”任职，所以对蒋介石提出那些和基督教的一些清规戒律相似的规矩，履行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而且还因为黄仁霖有留美的经历，因而在作法上十分具创意。
在“励志社”，许多军官和学生终于学会了如何遵守礼仪和现代的生活习惯，例如若是有人随地吐痰，黄仁霖就交待下面的人，在每扇门的背后，放一个小拖把，只要有人进了“励志社”大门，老习惯不改，任意就是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的话，便会有“励志社”的同仁，拿着一把拖把把吐在地上的痰拖干净，然后再对吐痰的人加以劝导。这样日子一久，便再也没有人好意思敢于在“励志社”吐痰了。
黄仁霖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对军官们的衣着是否整洁十分重视，特地在“励志社门口放置了一副镜子，镜子的旁边还悬挂了一则标语，写着“整衣冠”，要进入“励志社”的朋友们，都能事前修整衣冠，不使服装零乱有碍观瞻。
黄仁霖引进了不少美国式的东西进“励志社”，比如，他把从美国留学时代看到的自助餐用餐方法，引进到“励志社”，使这种吃法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餐法，并且逐渐风行。
黄仁霖还引进了西方的淋浴方法，在“励志社”的浴室里，就设计了一套只能盛水5加仑的桶子，让军官和学生可以尝尝洗淋浴的滋味，可是，又不浪费水。
“励志社”不久就遇到要为孙中山先生移灵的工作，就是要从北京，把他暂厝西山碧云寺的灵骨，移葬到南京的紫金山，这个工作，蒋介石把他交给了“励志社”，其间总其成的人，是黄仁霖，而指挥官是孔祥熙。
蒋介石要孔祥熙来办理这个事情，除了因为他和“励志社”的关系，另外就是因为在1925年，孔祥熙曾经在孙中山去世时，自掏腰包，付了50000元大洋，为孙中山先生购置了一口铜棺。移灵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一件大事，在“励志社”的全力以赴下，任务圆满完成。
然而外界为何会把“励志社”视为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单位和蒋氏夫妇私人的御用机构呢？这多多少少和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在其位者希望多方讨好蒋介石夫妇有关。
据大陆侯鸣臬氏在其著作《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中的说法，“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在宋美龄的充分掌握下，“励志社”风光了好一阵子，一直到抗战时，“励志社”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3）
4。2 “航空救国”，空军“保姆”
蒋介石在完成北伐和“统一”全国的梦想之后，开始建构他的空军的蓝图，他的空军设计的战略构想显然是把江西山区顽强抵抗的“共产党残部”列为他的首要目标，他并且把当年孙中山喊出的口号“航空救国”再重新提出来，作为他建立空军的政治号召。
为了自救，蒋介石在1933年2月，做了一个先期动作，把航空署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成为自己辖下的一个单位，便于全面地操控这个新兴兵种，并且给“共产党残部”一记致命打击。
在航空署改隶不到3个月，蒋介石便就任“剿匪总司令”，开始对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的“共产党残部”，发动最猛烈的武力攻势，这当然也包括了空中攻击行动在内。
隔年，蒋介石为了更有效地对深入江西山区的共产党部队，发动空中攻势，以缩短早期飞行半径不长的军用飞机的作战半径，蒋介石把航空署迁往南昌，并且为了发挥它的职能，将之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的飞机数目和作战队伍，也由原先的7个作战队伍，扩充到8个队，并且于该年年底，为积极培植飞行员人才，又在距离前线较远的洛阳，成立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以补充可能随时会在战争中阵亡的飞行员缺额。
到了1935年，国民党空军已经由原来的8个队，扩编到14个航空队，全面投入“剿共”战争。
1936年1月，蒋介石的“剿共”战争正式告一段落，共产党的“残部”在和蒋介石部队经过多年战斗，终于脱离蒋介石部队的截击，跑到中国西北的陕西延安。从战术的观点来看，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上，得到局部的胜利。然而，蒋介石却隐伏下自己的未来覆灭的种子，所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剿共”战争不但是未竟全功，而且是完全失败的。当然，就蒋介石来说，他是头一次把空军动用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这个全新的兵种，给蒋介石一种截然不同的战场感受，他对成立空军充满了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在组织和人事的整顿上。
1936年1月间，“航空委员会”也从南昌迁到南京，3月间，蒋介石下达了全国实施征兵制度的命令。
由于“航空委员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蒋介石于那一年的4月，修正了“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他终于把他的妻子宋美龄抬了出来，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作为襄助他的一名超级助手。1个月以后，宋美龄也在委员会里面作了一次局部的人事改组，她把她所信赖的周至柔将军提拔为“航空委员会”的主任，而把原来的主任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当校长。（关于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系统流变，请参阅注一，资料来源：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政治作战部”，1947年6月20日编印出版的《空军建军史话》）
此时，蒋介石的心思主要是放在如何把一些地方军阀的空军武力，编纳到自己的部下，以策略性不费昂贵代价就可以壮大自己的空军武力，这是蒋介石拨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夫妇之所以会把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的真正原因，实乃陈庆云是广东人，而当时广东和广西的空军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以抗日为借口，不理会蒋介石的指挥，颇让蒋介石头痛。那时，全中国的空军基本上都已经向蒋介石输诚，惟独广东空军根本不受蒋介石节制，蒋当然视之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夫妇特派陈庆云到广东、广西和两广空军接头游说，几番劝说之下，两广空军军官黄志刚等21人，于1936年7月间，分别驾驶了21架军机到杭州，向蒋介石“投诚”。一个月以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体飞行员和机械员，飞到杭州。两广的空军力量便如此悉数瓦解，国民党空军终于“统一”。
大功告成，蒋介石却让他的太太宋美龄和空军取得了更高程度的联系。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关于技术和采购等事宜的“自己人”，宋美龄实在当之无愧。在这样一个客观形势下，宋美龄开始在蒋介石政府的权力舞台上，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是宋美龄迈向权力之路的一个奠基石。
蒋介石对航空兴起雄心，除了在“剿共”战争，对各地乱事的平定也是个关键的目的。宋美龄在一篇名为《闽边巡礼》的文章中写道：“在福建不上两月，我们就打胜了，一部分由于近代航空的力量。我草此文时，江西方面胜利也就在目前了。……军队已尽了他们的责任，其成功得力于现代航空之处极多，如今轮到更需毅力的工作了……。”（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局部的失利让蒋介石夫妇神伤，局部的胜利也让他们夫妇贪图了以先进武器去攻伐敌人时所显现的荣耀成果。
在宋美龄插手国民党空军的肇建和整合工作前，国民党空军事实上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酝酿筹组过程，早期由于军阀的割据，而呈现了各省各自发展的风貌。
据宋美龄在向美国友人讲述时表示，在抗战初期，“当时我国空军甫经改组，而可用之飞机，其数量之少，殊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总计其数不足300架。其中战斗机与轰炸机，不满100架，余均供高级与初级教练之用者。而在日本方面，作战飞机约5000架。”
在受命负责“航空委员会”之前，国民党空军的建立，诚如前文叙述，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折冲过程。
蒋介石会把发展空军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交给宋美龄去落实，除了借重宋美龄的外文能力，也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有关。
在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步攘夺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1932年，蒋介石派遣当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到欧美考察，孔祥熙的特使名义是“实业专使”。
在表象上，孔祥熙是去欧美各国考察“实业”，然而实际上却是去德、意、美各国，采购“剿共”所需之武器，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采购空军所需的飞机和装备。
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官方代表，因而在各国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像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各国政府的首脑，都十分热情地接见了这位来自中国的财神爷。此外，德、意等国的军火商，如像德国克鲁伯军火企业家，都和孔氏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