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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伯军火企业家，都和孔氏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因而频频向孔祥熙示好。
到了美国之后，由于孔祥熙是美国欧伯林大学的毕业生，而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美国人中，有不少是资本家家族出身的人，他们和美国的飞机制造商的关系深厚，知道孔祥熙去美国，自然更是极尽巴结之能事了。
为了推销自己公司的飞机，美国厂商自然给了孔祥熙不少有关飞机的型录和说明书，让孔祥熙带回中国。
蒋介石在看了这些型录之后，觉得孔祥熙真是有办法，对他更是倚重，当时，一度有意要孔出任拟议中的航空部部长一职。
谁知孔祥熙出国洽商飞机采购的事情，被一些原本涉及军品采购的军人侦悉，这些包括何应钦在内的军人，对孔祥熙极为不满。不但何应钦这些人对设立航空部持否定看法，就连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也坚决反对。
可是，成立空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攸关“剿共”战事的成败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问题，蒋介石只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不设航空部，设立了一个“航空委员会”，既然孔祥熙主导航空，宋子文这批人不同意，那干脆找宋美龄来主持。
一方面，宋美龄英文很好，而空军的成立势必要仰赖美国人，如果有一个英文能力好一点的人来主导，当然比较妥当；另方面宋美龄和孔家、宋子文家，都没有大的矛盾存在，由她来掌控空军的建军或是军事采购，应该不致造成什么问题。
两相权衡，蒋介石才决定让宋美龄来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于是，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不解之缘。
人事上作此安排，可是，孔祥熙在实际上还是负责对外的联络事宜。尽管如此，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还是为了军购事宜，双方始终尔虞我诈，暗中较劲不已。
就在这样孔、宋两人相互拉扯之下，国民党空军草草建立了初步的规模，而宋美龄在调和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的矛盾上，起了相当微妙而关键的作用。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4）
为要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个厂牌飞机特性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宋美龄都在30年代初期，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宋美龄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专攻的只是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课程，对她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异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并没有让他失望。
事实上，宋美龄担任此一职务，是优劣参半的，她具有人事调和作用，但缺点是没有军事采购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大部分的军品采买，基本是通过宋子文在美国活动。除此之外，蒋介石在建立国民党空军之初，其战略的考虑是以中共作为其假想敌，而不是以外国为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在最初的建构蓝图上，就欠缺一股恢宏气势。尽管如此，美国的飞机制造商还是对国民党的军火购买力，大为吃惊。以宋美龄主持的一项对美国飞机采买的契约来说，她一口气就向美国厂商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这笔庞大的买卖的确让当时纽约的军火商喜出望外，从此把宋美龄视为大主顾，毕恭毕敬。
在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主力，这可以从1931年，阴历的9月15日，蒋介石50岁生日时，宋美龄要空军作一次祝寿表演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空军飞行员，在蒋介石驻节的洛阳，在上空作飞机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天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出来。
这种事情在现在可说是稀松平常，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祝寿方式，的确是相当盛大的一种庆祝仪式，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当时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已经做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她的丈夫，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时间内，很快地建立且巩固起来。
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日本侵扰事件，在1936年结束“剿共”战争之后，就积极开始布置空军攻防计划，“对肃清长江日军势力，轰炸长江日舰，袭击上海和汉口日本租界，以及出击日本九州、四国等……”（同注一资料来源）然而，国民党军方也承认，可惜的是这个计划的拟订，到“七七事变”前夕，根据国民党军方的官方数字显示，那时的空军兵力状况是：“9个大队、31个中队、全部飞机的数量314架，其中：霍克80架、可塞55架、诺斯罗卜41架、达格拉斯50架、费亚提23架、许来克20架、亨克尔、洛佛亚、波因、羊城、复兴等40余架；以机种分，为：轻轰炸机90架、重轰炸机6架、特重轰炸机6架、驱逐机97架、侦察机95架、攻击机20架……”
根据陈立文先生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一书则说“中国空军的发展起步原就较迟，到抗战军兴，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从1937年到1939年间迭经‘8·14'空战、‘9·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及其它大小空战，损失惨重，又苦于无法补充，至1940年宋子文使美时，全国可战之飞机已不足100架。”
在开战初期，日本方面对华作战的空军作战飞机数目状况则是：陆军第一线作战飞机有500架、第二线约300架、海军方面的作战飞机还未计算在内。蒋经国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对于北伐以后的革命大业，老夫人对党国确实有莫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华民国空军与民航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促进中国的国际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老夫人的确是功不可没，我相信未来历史自然会有公评。”在宋美龄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的时期，确实是宋美龄的职权逐渐扩张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宋美龄的确可说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宋美龄内心的权力欲望，和她的活动力也是最外显的一个时期，尤其在她受命到美国去求援的抗战中期，对内权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力，更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期。
注一：宋美龄于1936年4月，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航空委员会”曾经历了几次的组织人事上的变迁。
1938年初，也就是南京会战结束以后，“航空委员会”又做了新一波的组织调整，蒋介石还是“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依旧是该会的秘书长，而这次的人事调整案中，委员人选包括了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贺耀祖、徐永昌、宋美龄、钱大钧、周至柔等人，主任则为钱大钧。
1939年5月，蒋介石在重庆召集空军各单位主管，召开全军第一次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指示，以后有关空军的建设及改进大计，应由“航空委员会”主持；至于普通事项则授权下级机关处理即可。
在这次改组之后，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则增加唐生智、龙云两位，以周至柔和黄光锐继任正副主任。
1941年4月，为了划分空军的军令军政系统，复行改组，有关人事方面，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有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周至柔、陈诚、唐生智、龙云、冯玉祥；陈庆云；当然委员有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徐永昌、张治中、商震、贺耀祖；主任周至柔，副主任沈德燮、黄镇球。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整个军事机构的调整，因而把“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宋美龄手下大将周至柔成为首任的“国军”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有两位，分别是毛邦初和王叔铭，王叔铭并兼任参谋长。
随着抗战胜利的步伐，宋美龄也从空军的幕前，隐身至幕后。
注二：中国最早的空军是建立于1913年，由北京政府建立筹组的，但是，当时只设立了一个“南苑航空学校”，并没有正式成立空军部队。紧接着，在1919年，山西省首开纪录，向国外采购了全国第一架飞机，紧接着，云南也在1921年设立了航空学校，东三省则更进一步在1921年成立了航空处，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航空事务机构，同年，浙江成立了航空教练所，江苏则于1923年成立了航空队，西北军于1924年成立航空处，山东则于1925年设立航空教练所。前述所有有关的航空单位的飞机全部是购自国外。
国民党部队首先成立空军单位，是在1920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一个叫做“航空局”的机构，当时，国民党已经拥有5架飞机，曾经参与对军阀的战役多次。
国民党所属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制造了一架“乐士文”飞机，是中国自制飞机创举：1924年冬天，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创立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并拥有“寇蒂斯”飞机3架，且从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中，挑选了8名学员学习飞行技术。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为了北伐，特地对外购买了DH。9A及BREGUET。14等飞机，积极备战。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之后，把原来的“航空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而东路军也收编了浙江和江苏两地的空军，统合运用。
1927年5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航空处，并将飞机重编为一、二两队。
1928年5月，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部队正式接收了北京政府的航空机构，中国的航空行政单位也开始统一，同年的11月，航空处改为航空署，直隶于军政部，辖下有航空队4队，共有飞机24架。
初期的国民党空军参与了包括湘北之役，阻截敌人舰艇、汀泗桥之役、津浦路、平汉路沿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都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空军最大的任务，便是统合国内所有的空中武力，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
1929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国民党军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空军幼苗；1931年3月，航空班迁往杭州，改称“军政部航空学校”；1932年9月1日，正式改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3年2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空军官制。8月，航空署改隶军事委员会，航空队编了轰炸、驱逐、侦察各1队，共为7队。
1934年，航空署迁往南昌，改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增编为8个队，11月筹设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
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的翌年，“航空委员会”才改名为“空军总司令部”。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5）
4。3 “新生活运动”土洋结合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推展，是1934年间的大事。但是，宋美龄认为，中国的“新生活运动”，同其他国家一样，与中国遭遇到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有关。
她认为，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在解决各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新生活运动”除了应付经济问题之外，还要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拯救出来。
宋美龄的夫婿蒋介石认为，用武力收复了共产党原本占领的地区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还要在那些残破地区继之以社会和经济的复兴工作。
宋美龄为了顺利推动这个运动，她运用基督教会的力量，大力推动蒋介石十分看好的活动，宋美龄自己就曾经说过：“委员长和我到了各大城市，总要召集教会团体，开会谈话。他们莫不立刻表示，愿意在他们区域之内，与新运工作者共同合作。于是就请各省主席担任主席，组织了联合委员会。当政府厉行禁烟的时候，新运委员会方面就办理戒烟医院……”她说：“此后的教会，不应再离开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独自存在。中国整个的国家目标都在迈进途中，教会也应当跟她保持着同一步调而前进……”
可见教会在新生活运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像“新生活运动”推展之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就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在江西组织了11个农村实验区，配合作“新生活运动”的推展工作。
宋美龄说：“我们在江西可以找到教会和政府的合作成绩。”在全国卫生事业方面，也可以看出教会与政府的合作精神。中国最先成立的卫生机构，如卫生教育协进会，历年来就是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