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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说：“我们在江西可以找到教会和政府的合作成绩。”在全国卫生事业方面，也可以看出教会与政府的合作精神。中国最先成立的卫生机构，如卫生教育协进会，历年来就是在基督教管理之下进行工作的。经过卫生局、新生活运动会、医院、学校和礼拜堂的合作，人民种过牛痘的已有60000多人。”“广州最近成立了一个妇女祈祷会，会员达1000人，各会员每天同了他们的家属和中国的领袖作祈祷。这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一种方式。”
纵使宋美龄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拥有广大的支持势力，然而还是偶见反对的声浪。
宋美龄自己都不讳言，“往往有许多人，他们以为和政府合作，很不容易得到美满的结果……南昌有一位教徒，他是热心社会事业的著名人物，因长期和该省妇女新生活运动会的合作，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毕竟教会内的若干人士，对教会中有人不断和政府当局挂钩，搞“新生活运动”，这样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宋美龄也是少数中国政治人物中率先使用媒体宣传的一个人，她要当时的铁道部部长特制了一种火车车厢，名为“轮上新生活”，开赴前线，凡是铁路经过的地方，这列火车专车，都可以到达，并且停留若干时间来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列火车上备有当时最新颖的电影设备，以及其它的视觉效果的宣传工具，宋美龄为了“新生活运动”的推广，可说是别出心裁，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新生活运动”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很可笑的运动，连宋美龄自己都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为复古。”
之所以会有这些批评，这项运动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下面的执行者也有许多和原意落差的地方，因而，造成各种笑话百出的情况。
例如，有一次，江西有一位传教士，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就把此人拦了下来说：“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传教士觉得很讶异地说：“我穿的是西装，西装不用扣扣子的！”传教士当时在中国还是相当受到当局尊重的，所以，这位传教士就拉开嗓门，继续和警察吵闹不休，吵到后来，警察也拿传教士莫可奈何，只有不了了之。国民政府的警察拿穿中山装的方法，要求西方传教士，难怪引来各种反对和责怪的声浪。
还有另外的声音指出，蒋介石的政府要人民推行“新生活运动”，可是，蒋介石所属的军政人员，却依旧在封建和保守的思想中混日子，比如，宋美龄领导教会和学校学生，在火车站和戏院等公众场合宣传“新生活守则”，然而，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士兵，在搭乘火车、欣赏戏剧表演的时候，却从不排队，横冲直撞，有的军警甚至还干预火车开车时间，若是自己来不及搭车，就强行要铁路局把火车停在月台等候他们少数特权分子，有的甚至要行进中的火车紧急煞车，让半路上的军警人员坐车。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6）
4。4 西安事变，美龄惊魂
1936年12月12日，到西安视察陕北军务和“剿共”情况的蒋介石，突然在当天清晨，于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软禁挟持，张、杨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意指“剿共”战争），全力对日本宣战，于是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在营救蒋介石的任务上，宋美龄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宋家姐妹和张学良的老关系，恐怕蒋介石早做了兵谏军人的枪下鬼。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所作所为，可以从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得知一些梗概。
一位蒋介石的旧属，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非常肯定地说：“蒋介石父子好几次要‘解决’张学良，说若不是张学良，怎么会有共产党坐大的机会，多亏宋美龄全力护着张学良，否则张学良就做了枪下冤魂了！”
而根据郭冠英先生所著《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9月30日初版）记载，张学良旧部王铁汉在向郭冠英口述时说：“1978年经国先生头任总统一周年的第二天，5月22日找我去，他突然间提起来，他说你看过张汉卿没有，我说当然没有，不过总统您提起来张的事，我倒有话，我说这是上一代的事了，聘他个资政，把上一代的事给解决了。他想了一阵才说，他认为张学良有剩余价值，就是张岳军说的‘一宝’。比如说宋庆龄，中共还派她个副主席。现在他们搞‘一国两制’，他发表张学良是个主任委员你怎么办？他不管你同不同意，我同你台湾捣乱嘛，那你怎么办？这是蒋经国的意思，至于老总统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不敢讲。
“蒋介石是英雄主义，西安事变无论张如何送他，他认为是奇耻大辱，不肯原谅。
“前年（1990年）2月4号，我在圆山饭店8楼见到孔令侃及宋美龄，宋美龄还拉着我手说：‘我们对不起汉卿。’……”
可见，蒋介石父子即使到了死前，还是对张学良不肯谅解，而宋美龄却觉得蒋氏父子，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是做得有些过火了，因而说对不起张学良。
宋氏姐妹对张学良是非常敬重的，这乃是源于宋张两家本是世交，除了宋美龄之外，宋霭龄对张少帅也是存有好感的。
1937年的1月3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在太太的要求下，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打了一通密电，电文中希望蒋介石网开一面，特赦张学良，因为，在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就曾经和孔联系过，保证他会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因而，孔也向张保证，若是张能将蒋介石放回南京，他可以保证张少帅的安全。
宋氏姐妹连保张学良，但还是保不住张，硬是被蒋系的情报单位扣住软禁了几十年，宋美龄当然对张心存亏欠了。
蒋介石在世时，曾经有一次，张学良和蒋介石聚会，张学良谈到他有些回忆性质的文章，记载了些往事，例如是西安事变的资料，张学良特意将写好一份文稿的影印本，交给蒋介石，张学良并且向蒋介石说，这一份文件希望将来我俩若是有一位百年了，才可以公布，当时，对于这件事情，双方都得到充分谅解。
不久，宋美龄有天在看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那几天刚好周恩来去世，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大意是说，在海外最近流传一份关于张学良当年西安事变的回忆文件，张学良在这份文件中讲述，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挟持在西安，本来杨虎城要杀蒋介石，幸亏同周恩来及时制止。周恩来所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大家应该看看最近全国舆论的反应，大家都一致声讨西安方面对蒋介石不礼貌的反叛行为，如果你杨虎城把蒋介石杀了，那你杨某人控制的整个大西北、我们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会被全国激愤的民怨和声讨的大军踏为平地，到那时，我们双方都是一无所获，这是玉石俱焚的下下之策，万万使不得。
那则报导就说，张学良的回忆文件中，当初要不是周恩来，杨虎城会对领袖下毒手的，周恩来无异救了蒋介石一命，有救命之恩。
宋美龄看了之后，很光火，心想这不是双方都讲好，到彼此百年之后才可以把过去的往事公开的吗？这则消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宋美龄就问张学良，张学良根本就不晓得消息何故走漏。
后来才查明，原来张学良那份东西，是在蒋介石交给下面人保管时，内部有好事之徒，把消息走漏给新闻媒体，才闹出了这个小插曲。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在对蒋介石不利的情况下，宋美龄的心还是靠蒋介石那边的，这亦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后来到了蒋家父子全部亡故，张学良都还没有把当年若干鲜为人知的秘事公布，可见，张学良不但守信，而且也重义。
4。5 抗战烽火；声誉鹊起
抗战，对宋美龄来讲，其实正是她人生臻于巅峰的一个转折点。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家对MEILN…SOONG这个名字还有相当陌生的，然而，当30年代以来，随着蒋介石开始逐步掌握全中国的军政大权，而且蒋把全部军购武器（尤其是空军的飞机武器装备）采买权力，交给宋美龄家族之后，MELLIN—SOONG的名字，就和T。V。SOONG（宋子文）的名字齐名，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战时，由于宋美龄的多次穿梭访问美国，她成为在美国传播媒体曝光次数最多的中国女性，有时她的曝光次数甚至远高于蒋介石。然而蒋介石从来不和她为此“争风吃醋”。战争年代，宋美龄获选为“世界十大女性”，与其说这个名是她烽火动乱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不如说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大把大把的银子购买美国数额庞大的武器而换来的。
吾人必须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假如要在这样的国家拥有无上荣耀，那么势必要和这个国家的资本家保持最紧密的关系，而军火工业无疑乃是美国，特别是战时最举足轻重的一个部门，而主导军火工业的美国资本家，事实上正主宰了美国这个庞大的现代国家一切的国家资源。
很显然，宋美龄在美国享有的声望，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美国资本家——特别是美国的军火商人哄抬起来的，她的历次美国之行，能够如此风靡绝倒、轰动一时，美国军火商善于为其造势，是有着绝对关系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以宋美龄家族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富可敌国的庞大家产，她和她的兄长宋子文，根本没有必要像现在台湾的一些官僚政客，为了营求军火采购的利益，沾得了满身腥骚，宋氏兄妹只要以最公正持平的方式，经手军火生意，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她们就已经坐拥许多无形的财富。
战争带给中国无穷尽的苦难，而给宋氏兄妹带去的是无尽的资源和声望，尤其是宋美龄，对日抗战中，取得了最大的无形利益，而这种无形利益，正是她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得以挥洒自如、纵横捭阖的主因。
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是早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情，虽然早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度引起国人对他的讪笑和怀疑，可是，为了备战，蒋介石早在“七七事变”前2个月，便知悉大战之不可避免，便首先授权宋美龄掌控空军。而蒋介石叫宋美龄控制空军，自是涉及有关庞大军售利益问题，蒋介石不放心像早期刚刚统一中国时那样，军售是掌握在何应钦等军人手中，所以，把建军和后勤最花钱的空军交由宋美龄去负责，便可以接着把一连串的接续性事宜，交给宋子文这些家族人员去经手。
到了40年代，中日战争持续扩大，战局一日数惊。中国对美国军火，尤其对美国军用飞机的需要益形殷切，宋家兄妹在美国的地位便相对更加重要和突出。
1941年12月2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声明美国愿意扮演“民主国家兵工厂”的角色，宣布美国今后除了将以财政援助中国之外，还将以大批的军火后勤装备等，援助中国和英国等国的对敌作战。1942年1月10日，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了著名的“租借法案”并经国会通过，同年的5月，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聘用一些与美国政府关系良好的政府官员为经理人，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各部门、各机关进行奔走游说，而中国国内关于军火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归并在此一公司之下，以求事权之统一。
这项建议在蒋介石接受同意之后，随即快马加鞭，立刻进行，在美国考柯兰飞机公司负责人考柯兰（THOMASG。CORCORAN）的协助下，依照美国狄拉怀州的法律，在该州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英文名字是CHINA DEFENCE SUPPLYCO，简称为C。D。S。
这家公司挂名董事长是罗斯福总统的母舅德兰诺（DELANO）。
中国政府于1942年的5月2日，由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正式通知美国罗斯福政府，中国政府授命宋子文专门负责获取或接收美国的援华军事物资，同时宣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以上参考陈立文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三章《实质援助物资的争取》第40～43页）
1935年时，中国已经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