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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时，中国已经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翌年，在蒋介石的授权下，宋美龄成为中国空军的实际幕后主控者，奠定了和美国军火商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基础。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7）
4。6 空军抗敌，“飞虎”扬威
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于抗日战争前夕，全力整顿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空军，而美国人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到中国，其实更是宋美龄掌握空军大权的里程碑，不久，宋美龄更被中美人士封为美国来华志愿飞虎航空队的“荣誉队长”。至此，宋美龄以她先前被蒋介石册封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在丈夫蒋介石与美国人之间扮演了桥梁角色，宋美龄在实质上成了中国空军的司令官，“励志社”已故总干事黄仁霖就说宋美龄在那时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见《黄仁霖回忆录》第九章《记战地服务团》，第117页）。若说宋美龄是抗日时期中国空军实质的空军总司令，是毫不为过的。
宋美龄主导中国空军，可以从抗战开始时的一些事例中获得证明。
抗日初期，中国空军最大的问题，是飞机的大量折损，那时中国空军主要的战斗机种是所谓的“霍克”（或是鹰式HAWK）飞机，但不论是霍克2或是霍克3，都不是日本新式飞机的对手。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向意大利等国买了一批飞机，但是，多半在交运之中，有的还在谈判过程中，惟一一种已经运到中国国境的，就是“马丁”式轰炸机，不但正在装配，而且这种飞机需要长跑道，当时南京、上海地区根本尚无供这种飞机起降的机场。
可是，宋美龄身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机场跑道问题，当然她也有若干责任要肩负，她想起南京市区通往中山陵的公路，为何不能修筑成为跑道？于是，她在和蒋介石商量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跑道工程改建任务，在军情紧急之下，跑道工程必须很快完成。
那时，因为战争初起，不少难民从南京城郊涌向市区，她便命人招来一些青年难民，参与供飞机起降之跑道兴筑工作。而在兴修跑道的过程中，惟恐日本飞机临空轰炸，只有趁夜晚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进行跑道的修筑工程。
由于开战之初，包括杭州苋桥航校在内的空军基地，便受到日本飞机的密集轰炸，那时中国飞机还没有地面掩体设施，许多停在地面的军机因为不及起飞，被日本飞机击毁不少，几次空战下来，中国军机的折损率也很高，飞机成了当时最宝贵的资财。因为飞机少，而发生了一机多用的情况。有青年飞行员创意将“霍克2”式和“霍克3”式战斗机，上面加装投弹设备，让这些战斗机兼有轰炸机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简陋的初级教练机上，也加装了投弹装置，做轰炸机之用，可是，这种教练机一装上炸弹之后，起飞速度反而变得非常迟钝，所以效果十分有限。
早在日本对中国开战之前，蒋介石为了掌握空军，加紧对内对外备战，曾经透过关系，向俄国等国，购买军用飞机。苏联基于让中国抵挡日本，缓冲其东方的军事威胁的考虑，曾提供若干俄制飞机，供中国武装之用，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在战场上派上大的用场。除了蒋介石对她的授权，担任中国空军的幕后负责人之外，宋美龄所以一直以“我的空军”自豪，其重要原因，和她同时又是抗日时援华的“飞虎航空队”荣誉队长有关，而宋美龄能够掌握空军大权，更和她邀请了陈纳德来华援助空军作战有绝对的干系。
在陈纳德正式来到中国协助作战之前，中国空军号称有军机500架，实际上，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空军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可是，真正能够飞上天的大概只有100架不到的军机，而且训练十分草率，能够和日本抗衡的完全是凭借着飞行员的勇敢不畏死。
宋美龄在一篇抗战早期的文章中，对中国空军的草创，作了一个大略的叙述，然而，这位空军的领袖，也对当时的空军艰苦抵抗日机攻击有过下面的叙述：“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只要自保于我们少数高射炮射程之外，就可以自由地飞翔在我军阵地之上，投掷大量炸弹。读者或许会怀疑，我们为什么没有空军来抵抗这400余架飞机呢？（这数目是指上海方面而言，他们共有3000余架。）
“可是你知道，中国空军的历史，还不到5年，最初又因为缺乏驾驭这新式武器的经验，而空费了许多岁月。”（文见宋美龄作之《中国固守立场》一文。）
在同一文中，宋美龄叙述她带着外甥令杰观看一场中日空军空战的情景：“我此刻看到日本的轰炸机了，小杰米的目光非常锐利，所以我时常把他带在身边，他高声喊道：‘3架——6架——9架。’”
“就是下午的2点42分，天气很晴朗，天上有几朵白云，静止地停留在高空之中，3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在云层罅隙的青空里，自北向南，冉冉而来。尾后还有3架，高射炮向前面的3架密集射击。现在后面3架也受到高射炮浓烟的包围了。后面又来了3架，——所以总共是9架。高出于云层的上面，我听到了驱逐机声，我所在的地方近军用机场，这是敌人轰炸的目的地，所以高射炮的炮火非常猛烈，若干火花在我的面前闪烁地爆裂。
“几架我方的驱逐机出现了，他们是在云层后面飞来的。我的上面，已听到机关枪声，双方空军正在云中角斗。那9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倘使他们要击中目标，必须保持着他们的阵线，前列3架现在已抵城南的上空了。
“下午2点46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迸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2点34分开始的。此刻敌方的轰炸机完全隐遁在云中，看不见了，但仍有若干日方驱逐机被我机所困扰着……”
中国新创的空军固然英勇，然而英勇而没有后勤支援的空军，其后果是缺乏新的武器补充，从1937年开战以来，中日空军之间历经了“8·14”空战、“9·1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等各种大小战役，中国空军由原先的100余架战斗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不满100架战机，如果再不整补，中国空军可能没有任何完好飞机可升空迎战。补充新的人员和新式战机，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可是，在中日开战之初，美国力行中立政策，不愿意卷入中日战争，因而，中国方面只好想出招募志愿航空队的方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陈纳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就出来的一位时代英雄。
志愿航空队成立的经过，据黄仁霖的回忆，是陈纳德主导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征召一批外国航空人员，这些人像他一样，愿意为中国作战。在上海就有许多志愿参加的航空人员，但其中只有少数几位有资格充任战斗驾驶员，陈纳德大约挑选了一打人员，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以及法国的一些经历过战争的驾驶员，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一个国际志愿队，简称IVG。……国际航空志愿队虽然很英勇，但是却无法阻遏日本空军进攻的决心，仅仅支持了几个月，便被消灭了。……那时夫人正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亦即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她和陈纳德上校、宋子文博士、孔祥熙博士以及其他美国朋友威廉姆·鲍来先生等，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去征召一批美国飞行员和美国飞机来组织第一个美国航空志愿队……”
因此，加强雇用美国的“飞虎航空队”的美籍飞行员，成了别无办法的办法。但是，“飞虎航空队”成员毕竟不是神仙，也有他们的七情六欲，于是最为时人所诟病的一些问题，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例如“招待所（指‘励志社’的美军招待所）的职工除了经手采购食品和招待所用品拿取回扣外，还和美军串通一气，贩卖黄金、美钞、手枪以及其它走私物品……”
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不在话下。
对这些引入诟病的问题，宋美龄似乎也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一次向“飞虎队”的演讲中，宋美龄十分直率地说：“……你们的司令官曾经一再告诫各位要注意纪律。这是一个讨厌的字眼，是不是？空中要有纪律，地面也要有纪律，没有纪律我们将是毫无成就。因此我本人，以贵队荣誉队长的身份，也要将更多的纪律灌入你们的耳中。
“我要较陈纳德将军更进一步，我的意思是内心的纪律，仅仅遵守纪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内在的纪律，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人格……但是我要各位子弟们牢记一点：即全中国对你们都很爱护，因之我要你们的品性行为，处处配得上你们贵国的伟大传统。我要你们留给我国人民一个印象，一个真正代表美国国民的印象。我深信并知道，你们不论在中国何处，一定会使你们的行为让人看得起。
“请你们原谅我这样直言，或许我应当对你们很客气……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无论在空中或在地上，总会记住你们是中国的客人，同时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将使你们贵国有面子……”宋美龄为何会对美国志愿空军作如此的“直言”，其实这是有原因和背景因素的。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8）
4。7 “重庆玫瑰”声播全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日本有所谓的“东京玫瑰”，指一位著名的专门负责对美国作广播宣传的播音员。而在中国，宋美龄其实正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任务。
宋美龄负起“国际播音员”的责任，和中国的战时广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和宋美龄个人领袖欲望以及她对日本侵略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更有绝大的关系。
宋美龄开始为国际广播播音，是在1937年春天，当她以带有美国南方和北方口音的英语，和清脆的嗓音，广播电波划破地球空气的电离层，传达到美洲大陆时，确实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极大震惊。有一篇名为《前进的中国》的广播稿，这其实也是宋美龄第一次透过广播，向国际友人呼吁对中国的支持。
在《前进的中国》广播稿中，她说：“我此刻向贵国发表演说的无线电（按：指收音机），也有无数的我国同胞，在静心谛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各国人士，帮助我们在中国各省传播现代知识，还不断在努力，我们真该表示绝大的感谢。我们的谈话能借无线电传递到各位府上，委员长和我，都觉得非常欣幸。……时间快到了，让我借这最后的一分钟，敬候海外友人和亲善中国的人们安好。我此刻清晰地记起了青春时若干快乐的岁月，那是在美国度过的……我希望朋友们还不会忘记我，仍旧辨别得出来我的语音。此刻在中国是星期日晨8时，敬祝诸君晨安。”
一篇于“七七事变”之后播讲的《告美国民众》广播稿中说（于中国时间1937年9月12日播音）：“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像得到，但听不见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慌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
宋美龄本人之外，她的两位姐姐宋霭龄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战时的国际广播，在国际传播中都取得了宏大的效能。
4。8 战时外交和“第一夫人”
在实权的掌握上，宋美龄是中国战时的实质空军总司令，同时更由于她的留美资历和世界观，宋美龄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外交幕僚。蒋介石是出生本土的军人，他除了早年在日本陆军学校短时间就读过以外，并没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去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势，特别是对中国战局具有关键影响地位的美国外交关系，而宋美龄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恰巧可以弥补蒋介石这方面的缺憾，她的丰富国际常识和美国关系，正是蒋介石渴望需要的。
以宋家在中国素有盛名的资本家地位，早在战前时代，就和全世界主要的知名家族，有深厚的交谊，当然，这些交谊都和利益有关。
例如，孔宋家族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