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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更是她后半生最常在一起生活的亲属之一。如果，爱泼斯坦所说的，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那么宋美龄在宋庆龄未死之前，二人透过鱼雁往返，或是更直接的电话联系，互诉三十几年的离情，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事情本乎至情，完全是人情之所当然耳。何况，那时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已去世，而台湾的一般人民，虽然还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赴大陆探亲，台湾也还在蒋经国这位末代强人的领导之下，政治风气还不是完全开放，但是，毕竟宋美龄是蒋经国名义上的母亲，蒋经国不可能一时半刻都守在士林官邸，或是派人监控在美国宋美龄的电话通话纪录，因而，吾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宋美龄会和宋庆龄有书信或是电话往还的情况。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的“大卫·金”确是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孔姓的英文音译是KUN），以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是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官邸的内部事务则交给孔令伟办理；而像和宋庆龄联络这种大事，毕竟事涉敏感，弄不好不管是给蒋经国或是外面的其他人知道，自然不是一件可以说得清楚的事，自然更得谨慎处之。如此研判，这件事，假设是孔令侃去办成的，自然是经过宋美龄的授意，否则，光是孔令侃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足以成事。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不假的话，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宋美龄在宋庆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亲人骨肉联系，是人情之常，况且联络工具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尽管硬体设施不成问题，毕竟双方存在着多年的疑忌和隔绝，双龄之间是否很顺畅地进行联系，除了宋美龄和宋庆龄本人，外人大概都无法做肯定推断的。
爱泼斯坦的说法，在宋庆龄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以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
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维持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宋美龄当然不便公然去参加祭悼宋庆龄的任何活动，更遑论堂而皇之去北京奔丧了。因而，私下接触，私下联络，容或有之，但是，要叫她们公开的交往，这是存在着事实上的一些政治障碍的。
生离死别乃人生之大事，偏偏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为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竟然被迫硬生生地背离这种生离死别的人情之常，这是何其残酷啊！
2。2 回顾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情
回顾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庆龄一生的情谊，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她们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的背后，她们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热络的。
这一点不管是台湾抑或是大陆的材料，都证明这是丝毫不差的。大陆的一份材料指出，大陆时期，宋美龄每次打电话给宋庆龄，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那头也说：“美龄吗？”二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非常亲热，两人通话的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头冲突。
据大陆的侯鸣皋氏表示，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若要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打电话给二姐联络，如果姐姐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宋美龄会和宋庆龄约在大姐宋霭龄的家中见面。
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尼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妹妹说：‘那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姐姐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这次由妹夫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干脆不领情了。”（侯鸣皋著，1989年6月，第84页。）
还有一次，“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伙），不准对姐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决不答应。’宋子文说：‘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同上）
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人一个是同情共产党，一个是彻底反共，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她就强烈反对自己的妹妹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做法不以为然。在这样的一个客观背景下，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好过，所以，难怪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对之不理睬。
宋庆龄对蒋介石长久以来都是抱持这样不愿与之共处的心态，这多多少少对宋美龄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也为宋美龄和宋庆龄姐妹之间的感情，投下极为不利的变数。但是，姐妹毕竟还是姐妹，不至于因为纠缠不清的情结，或者是一些政治斗争上的仇恨，而根本切断姐妹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
因而，总的说来，宋美龄和宋庆龄二人之间，在台湾和大陆间通电话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证诸爱泼斯坦的讲法，在宋庆龄去世以前，二人透过电话交谈的机会似乎也不大。爱氏说在宋庆龄临终前夕，曾向友人表白，那位友人后来回忆说，宋庆龄亲口告诉她，说“她很思念美龄……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
似乎，二人至死为止都没有正式而亲切地见过一面，或者是在电话中亲切地交谈过。但是，以当时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双方电话早就畅通无阻，如果宋美龄在美国，何以双方从来不曾通电话，实在令人怀疑双方是否仍有亲情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相当强烈的推断，认为这二姐妹在美国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书信往来的。毕竟，不论就大陆方面还是台湾方面，书信这种传统的沟通方式，还是有可能成为宋家姐妹彼此之间互通情愫的一种媒介，何况，这也是“统战”和“反统战”最好的方式。
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居然从1948年宋美龄到美国争取美援以后，二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面，若她们行使特权的话，可以用各种方式在国外秘密会面，可是，从宋庆龄晚年对友人作的表白，显然二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难怪一直到宋庆龄死前，她都对未能和宋美龄这个么妹见面，感到抱憾。
下篇Ⅱ 草山落日第三章 老干新枝，如何再起（1）
3。1 如何再起
1986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百年诞辰前夕，宋美龄特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我将再起》，副题为“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文”。然而外界不清楚蒋家生态结构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这篇文章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还以为只是一篇普通的训词文章或是应酬文字。可是比较敏感或是对蒋家内情略有体认的人，就会察觉到，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可能有什么问题存在，否则，明明“江山”都还是蒋家的，为什么会说“我将再起”这样的话？尽管宋美龄在文章中，对“我将再起”这个词汇做了若干说明。
蒋家在蒋介石死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正如本书前面所叙述的，以宋美龄的个性，她是一个十足的豪门千金，一直到老年时代，她的生活形态基本上都没有做过太大的改变。所以，她可以说对尔虞我诈的那种政治环境，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在她的家族之中，孔令侃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的一个对政治十分有兴趣的人。
蒋介石发病前后，传说孔令侃就曾经一再向宋美龄施加情感上的压力，希望蒋家给他在政坛上表现的机会。
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在大陆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够继承这项传统，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学识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脉关系，他当“行政院长”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是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就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他希望继蒋经国之后，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当时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有起飞的趋势，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子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的病情方笃，所以并没有机会让宋美龄提出来。但是，到了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党魁的人选问题，和蒋经国接任“总统”之后“行政院长”的悬缺问题，才又立刻浮现出来。
宋美龄在家族人情包围之下，向蒋经国试探，是否有可能延请孔令侃任“行政院长”，另外一些传言甚至指出宋美龄有意问鼎国民党党魁。然而宋美龄当时的这个想法，却在张宝树（国民党秘书长）等人以蒋介石刚刚去世，为了永怀领袖，所以将“总裁”的职位永远保留，而拟推举蒋经国为党的主席，在蒋经国人马的巧妙安排下，拥护宋美龄当党魁的人士，就失去了借口，因而师出无名。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那年的9月，便以医病为名，悄然赴美国。
最让政坛人士感到事有蹊跷的，是她几次赴美之后，似乎对蒋介石的忌日各项纪念仪式，愈到后期愈表现明显的疲态，许多政坛人士纷纷传言宋美龄蒋经国母子为了孔令侃有意“组阁”被拒，内心存有疙瘩。可是，到了1986年的时候，是蒋介石的100岁冥诞，蒋经国觉得这种时节，如果宋美龄再不回台湾到慈湖致祭的话，外界更会认为传言的确属实，将会引起外界更多的臆测。
基于这样的考虑，蒋经国叫他那时惟一尚活跃的儿子（蒋经国的大儿子孝文，身体情况仍然不佳，二儿子因为1984年的江南命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是幕后黑手，蒋经国不敢叫他去美国，以免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蒋孝勇去美国，设法把宋美龄给请回来。据说，宋美龄是在蒋孝勇孝心感动之下，才又悄悄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宋美龄是回到台湾来了，可是，就在回来不久后，也就是1986年的10月31日，蒋介石冥诞的当天，她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文章，文章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而且，早在大陆时期，她也曾经以同样的篇名，发表过几篇文章。
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却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惑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名义上选任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从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手“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度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是心存同意，但是，她又何尝有力量能左右蒋经国？
“我将再起”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