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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然要予以驳斥。免税减税的要求也不合理，不能允准。至于多口通商，在京城设立英国洋行和使馆，传教士在华传教，等等，单是孤立来看，似乎并不过分，双方都有好处，不应一律拒绝，乾隆如果仅因为英使没有三跪九叩，就这样处置，未免太小器了。但是，设若联系到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看看英王给乾隆的信的比较准确的翻译和有关资料，便可以作出另外一种解释，看出五个问题：
其一，英王乔治三世是比乾隆更加乾隆的君主。他也自诩为“奉天承运”“拥有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领土”的君主，他立志造福于全人类，“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这和乾隆自夸天朝大皇帝，有何不同？当然，远隔万里，区别还是有的：一是乔治三世比乾隆还多了一点自知之明，谦逊一点，他还把中国当作是与己同等的国家，英王与清帝，旗鼓相当，不分伯仲，不像乾隆自视为天下共主，将英王当为远夷强酋。二是英王是更加乾隆化的帝王，他此时正锐意进取，大力扩张，“军事威力”“远及世界各方”，战胜一切反抗的国家。而乾隆现在却固步自封，不再开疆拓土。
其二，英王坚决支持扩大对华贸易，保护英商利益，谋求得到超过其他国家的特权。
其三，不等价交换的趋势有可能迅速加强。英国很多商品价廉物美，扩大对华出口，定会获得高额利润，像钟表，在中国“售价最高”，“这些玩物源源不断地由私商运进中国，价值已达一百万英镑之巨”。
英国人眼中的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铜版画）
其四，鸦片输华迅速增加，在乾隆五十七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价值已达25万英镑之多。
其五，英国必将对华宣战。英王自诩军事威力远及世界各地，屡战屡胜，岂能接受谈判失败要求落空的事实？为了报复清帝的傲慢和对英国的轻视，为了“达到促进商业利益”的目的，扩大对华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英国政府必将在时机成熟之时，发动侵华战争。
英国人眼中的承德“小布达拉宫”（铜版画）
考虑到这些问题，便可看出，乾隆帝拒绝英使的要求，是有其历史的、实际的原因，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严肃决定，不应对其轻易地全盘否定。当然，乾隆的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的无知，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也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实即护送）下，于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1794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作品最多的诗人
乾隆皇帝弘历天资聪颖，性格刚强，勤奋好学，几十年如一日，因而不仅能善理国政，指挥征战，并且学识渊博，武艺高超，诗、文、书、画、语言兼长，著作等身，这一切又为他勤理国政，创造“文治武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乾隆有很高的语言资赋，精通满文汉文。为了完成用兵准、回，两征金川，安定西藏的宏伟事业，他“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乾隆《秋景写字图》
西番字经典”，一直持续50余年，研讨不停。他又学习“回语”（维吾尔语）”和“唐古特语”（藏语），从而成为当时罕有的通晓满、汉、蒙、维、藏及安多（藏语的四川西北部方言）等多种语言文字的语言学者。这对他的治政用兵起了很大作用。史称其与“番酋”会见时，能用“番”语交谈，“重译朝见，告语如一家”。
乾隆非常喜欢书法和绘画，造诣较高，长期书写画画不倦，内而北京皇宫，外而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无不握笔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他可算是题字遍天下、流传千百年的书法家。现将其在巡幸江陵时题写的两副匾联录写于下：
龙潭行宫：
揽胜龙潭
冈峦萦绕桑麻富
洲渚参差桨通
明陵：
开基定制
勘乱安民得统正还符汉祖
立纲陈纪遗模远更胜唐宗
第二部分：最大最富的贪官和 队莆募罚�1）
乾隆著有大量文赋，仅编成的《御制文集》就有三集，共1350余篇。这些文章固然有不少是逢场作戏敷衍成篇的，但也有许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比如，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写了一篇《御制喇嘛说》，现引录几句：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以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制签以定。”
全文不过700余字，却讲明了清政府“兴黄教即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以及创立金奔巴瓶制的原因和意义，文字不多，论证有力，逻辑严密，确是佳作。
乾隆吟写的诗数量更大，其御制诗有5集，434卷，收诗41800余首，还有当太上皇时的《御制诗余集》，收诗750首，他当皇子时的《乐善堂全集》，也载了大量的诗，总计其诗约有5万首，数量之多，历史上还无人能与其相提并论，他可算是我国作诗最多的诗人。
乾隆《御制诗集》
乾隆的诗，与其文赋一样，有不少是应时之作，水平不高。比如，他南巡时游览江宁、苏州、杭州、扬州的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其中不少是应兴即景，随手涂鸦，千篇一律。像在南京写的《曲水用谢惠连韵即效其体》：
乐游古名苑，闻在城东郭。
过已寻曲水，饯春余修薄。
怀古缅觞咏，征今只泉壑。
行漏促归辔，烟林噪午爵。
这类诗，无论是内容、思想和艺术，都没有可取之处，只能落入下乘。但是，总的来看，乾隆的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昌化石“乾隆宸翰”玺
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人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他自己便曾多次讲述诗要有所为而作，不能“竞尚浮华”，“徒以藻缋为工”。他于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为此下达专谕说：“朕所作诗文，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廑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御制（诗）集具在，试随手披阅，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流览吟风弄月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毫无关涉者乎？”
乾隆此言，大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他的诗记述了军、政、财、文、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的情形。比如，赈灾蠲赋：
《御制降旨分别蠲免河南开封等府州属正赋及带征积欠钱粮志事诗》（乾隆五十年五月）：
河南五百里驰邮，将谓甘雨被豫州。
披阅乃覆奏谕旨，弗增慰念仍增愁。
驰折以月之廿九，此沾霈彼未蒙庥（ｘｉū）。
昨为卫辉虽蠲赋，不无邻郡向隅忧。
因命方伯查详悉，兹乃一一陈厥由。
十分之三或其五，二府正赋免课收。
及予缓征之旧欠，视灾轻重次第酬。
俾我穷黎少苏息，祁优霖被补种秋。
从来救灾无善政，尽予心力勤咨诹。
乾隆手书《表忠观诗轴》
又如乾隆五十一年三月闻安徽太湖县唐家山民以黑米充饥而写的《御制志事诗》：
草根与树皮，穷民御灾计。
敢信赈恤周，遂乃无其事。
兹接安抚奏，灾黎荷天赐。
挖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
磨粉搀以粟，煮食充饥致。
得千余石多，而非村居地。
县令分给民，不无少接济。
并呈其米样，煮食亲尝试。
嗟我民食兹，我食先坠泪。
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
愧感之不胜，遑忍称为瑞。
邮寄诸皇子，令皆知此味。
孙曾元永识，爱民悉予志。
乾隆御书《妙法莲华经》
第二部分：最大最富的贪官和 队莆募罚�2）
乾隆还写了不少描述“十全武功”的诗句，比如，二十三年十一月，当他得知定边将军兆惠被回部大小和卓围困于叶尔羌城外的黑水营时，写下了五言长诗一首，以记其事，赞扬将帅士卒的英勇，表示要予以记功行赏。其诗是：
我军取乌什，酋长款复献。
元戎乘良机，率众直前进。
怎奈隆冬时，枯草经蹂躏。
从此马不肥，奚堪供斫阵。
况临彼巢穴，螳臂孤奋注。
借一诱我军，万骑逞驱趁。
我师才千余，鼓勇无退寸。
桥圮度四百，忠义人争劝。
杀贼至千余，矢尽接短刃。
涉淖退保营，相持城下顿。
壮士遴七人，星驰两致信。
舒赫德留守，诸回静以镇。
羽檄催后师，继进其飚迅。
毕齐阿克苏，赴援雪深恨。夷考兵以来，曾无遭挫韧。
此番客主殊，不幸致事偾。
兆惠称轻敌，请罪诚不吝。
此非退缩比，谁逆料利钝。
乾隆皇帝绘《多禄图》终能寡胜众，允由效忠荩。
奚忍更加罪，褒嘉章服晋。
诸臣诸军士，行赏以功论。
昼夜促后军，直前金鼓振。
欲借士敌忾，仰冀天助顺。
捷音共春来，平回鸿绩建。
这些诗就其音韵格律而言，水平是不高的，有的简直谈不上是诗，但其表述的内容，还是不贫乏的，体现了乾隆勤政“爱民”的精神，记述了一些可贵的事实，就此而论，这些诗还可算是中上之作。
当然，乾隆再聪明再勤奋，也不可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写出5万首诗和1000余篇文章，他之所以能如此的多产，是因为有一些文人学者为其捉刀或润色。有些诗，他只是写了一二句，“谓之诗片”，就叫人誊写补齐，有的诗文则口授其意令人代作，像大学士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状元）、协办大学士汪由敦、礼部侍郎沈德潜、内阁学士钱陈群等大诗人、大学者、书画名家，皆系乾隆之得力词臣。探花、乾隆绘《岁寒三友图》
军机章京、大学者赵翼亦曾参与其事，对皇上之才学极为赞佩，对此写道：“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硃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写之，谓之诗片。”“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汪由敦）、刘文正（刘统勋）所书，其后刘文定（刘纶）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于敏中）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
原礼亲王昭梿亦于《啸亭杂录》卷一中颂扬乾隆写诗之多学识渊博说：“纯庙天纵聪睿，揽读渊博”，“每一诗出，会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乾隆举出其出处，“以搏一笑，诸臣莫不佩服”。
乾隆还喜欢赏鉴字画古玩，且有很高的水平。昭梿十分称赞乾隆鉴识之精及其非常珍视珍贵书籍字画。昭梿说：乾隆“赏鉴书画最精”。有一次，他寻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十分爱惜，命宫廷画家“写御容于其上”。觅得《岳氏五经》，特为它修建五经萃室以贮存。他喜欢马和的《园风图》，历时数十年方才找全，特别将它藏于学诗楼。孝贤皇后之死与“剃头案”
孝贤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位中宫皇后富察氏。有的野史说，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舟中宴饮淫乐，被皇后知晓进谏，帝暴怒，辱骂皇后，富察氏羞愤交加，投河而死。其实，这是后人编造杜撰，并非事实，乾隆与富察氏的感情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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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氏出身名门世家，其曾祖父哈什屯从太宗征战有功，袭牛录，任礼部副理事官。顺治时，坚决拥护故主之子年幼皇帝福临，不附从摄政王多尔衮，因忠因功不断晋升，任至官阶从一品的内大臣、议政大臣，晋封一等男，加太子太保。富察氏的祖父米思翰是康熙帝的亲信大臣，历任内务府总管、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富察氏的父亲李荣保袭父世职，任至察哈尔总管。李荣保之兄马齐蒙康熙赏识宠信，历任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