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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战区奉命于９月２３日开始全面袭击活动。其第１００军（部署于鄱阳湖南侧，担任湖防）对南昌周边日军第３４师团各据点频频发动攻击，前进至牛行、乐化和南昌近郊，夺占了楼前市、黄溪渡，打退日军多次反击；第２３集团军（担任鄱阳湖东岸、湖口至安徽境内长江南岸防御）对日军第１１６师团所据守的湖口、彭泽、马当、贵池、繁昌等沿江要点多次袭击，曾突至江边布设水雷；第３２集团军（担任宣城以东、太湖以西苏皖边界地区防御）曾向芜湖、溧水、武进、长兴附近日军第１５师团各据点和交通线广泛袭击；第１０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两岸至浙东沿海防御）曾向日军第２２师团所据守的富阳、余杭、绍兴、曹娥、余姚、奉化、溪口附近各据点多次袭击，破坏了嘉兴间铁路；第２５集团军（担任福建沿海和内陆防御）曾对厦门岛、南日岛和闽江口日军发动袭击，一度攻克南日岛。至１０月２０日，第三战区奉命停止攻势。
第五战区以破坏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为重点，于９月２５日开始发起广泛袭击、游击行动。其第２１集团军以大别山为基地，向广济至武汉间日军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和第４０师团一部守备的长江北岸各据点以及日军第３师团一部守备的平汉铁路南段各据点袭击；左集团军（第３１、第１５集团军）从淮河南北地区向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各据点、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间各据点、平汉铁路信阳南北各据点发动袭击，破坏铁路多处，并一度攻克宿县以南的板桥集；中央集团军（第２集团军）以桐柏山为基地，向平汉铁路花园至孝感间以及随县、应山附近各日军据点发动攻击，攻克独崇山、徐家店，并一度攻入随县县城；右集团军（第２９集团军）以大洪山南北地区为基地，向京山、钟祥附近各据点发动攻击，破坏了京钟公路。至１０月１１日，第五战区奉命停止攻势。
第六战区是在１９４０年６月日军占领宜昌后设立的，辖区为鄂西北、湘西和川东地区，与第五战区的分界大致沿襄河（汉水）之线，以西为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分界大致沿常德以南的石门桥迄洞庭湖北岸之线，以西、以北属第六战区。所辖部队有长江上游江防军、第２０集团军、第２６集团军等共１０个军２７个师。当面日军有第１３师团（守备宜昌、当阳）、第３９师团（守备当阳以东、襄河以西）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掩护交通运输线）。１９４１年８月下旬，日军第１３师团奉命抽出第２６旅团组成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作战，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调往襄河以西接替第４师团防务（第４师团也调出参加长沙作战），因而第六战区当面日军（特别是宜昌守军）大大减少。军事委员会于９月２０日、２１日、２２日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乘机克复宜昌，并限于２３日开始发起攻势。这一重大行动既是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又是解除日军对重庆和西南后方的重大威胁。为加强第六战区进攻兵力，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第五战区所辖第３３集团军（２个军６个师）暂归第六战区指挥。
第六战区奉命后于９月２３日确定部署、下达命令。大要是：以江防军（辖第２军、第９４军、第８军第５师等７个师）主力攻击宜昌；以第２６集团军（辖第３２、第７５、第３９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３９师团向宜昌增援；以第３３集团军（辖第５９、第７７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２６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以第２０集团军（辖第５３、第７３、第８７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９月２７日、２８日开始。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第二次长沙会战 7
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９月３０日才开始攻击。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至１０月３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２６集团军第７５军的第１３师和第２０集团军及第７３军的第７７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但这时日军第１１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
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１３师团的第５６、第５８、第１０４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３９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至１０月９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第１３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１１军告急。１０月１０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１１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１３师团第１０３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３９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１０月１０日上午，中国第３２军、第２军及第７５军第１３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２０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１０月１１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策应第１１军的长沙作战，１０月２日以第３５师团自新乡以南强渡黄河，１０月４日却轻易击退第一战区第３集团军部队，占领中原重镇郑州。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５师团虽然撤出郑州，返回原防，却在黄河南岸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西侧的霸王城要点建立了桥头堡阵地，以２个步兵大队、１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为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５．４万具，被俘４３００人；日军伤５１８４人，亡１６７０人。这个统计显然夸大了日军的战果。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７４军的第５８师伤亡５５％，第５７师伤亡４０％；第３７军的第６０师伤亡５０％，第１４０师伤亡３０％；第４军的第１０２师伤亡４５％；第１０军的第３师伤亡３５％，伤亡确实惨重。
四、 会 战 简 析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７〕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１１军攻占长沙仅２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会战总结报告中曾列举种种问题，如：对敌情判断不当，友军彼此不信任，致乏协力，部队运动迟缓，师以下军官战术修养不够，指挥能力薄弱，部队纪律太坏，执行命令不彻底，训练不足，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８〕其实这些都是部队建设、部队教育方面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第九战区部队有，其他战区部队也有；不仅此次会战有，其他会战也有。而且这些问题多是针对下级而言，还未涉及高层。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１． 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１１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９〕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第二次长沙会战 8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２６军、第１０军、第７４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２． 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１１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１１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８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１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４军、第５８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１３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１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１３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３． 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