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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认为只要击破华北中国部队，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就会像其占领东北三省时一样，作为局部问题默认既成事实。但日本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当天即向中外宣告：“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战。”日军既已发动侵华战争，而中国又已决定全面抗战，为了保卫上海、拱卫首都和守卫长江，中国主动而有计划地清除长江内的日本军舰和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开辟淞沪战场，向侵占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淞沪战场迫使日军不得不向其本不愿意使用陆军的战略方向上增派陆军。随着战况的发展，其陆军兵力不断增加，并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向华东。这不仅分散了日军的兵力，使其不能集中使用于地形开阔、利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华北战场，而且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以局部战争侵占华北并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企图，陷于中国全面、持久抗战的“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不得不按照中国的战略方针进行作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日本是进攻的一方，但在战略上却已在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淞沪会战的结果，在战役上中国军队是失败者，但在战略上日本军队是失败者。
从政治上看，淞沪会战获得了全中国各界民众和各党各派的热烈拥护和支援，使中国达到空前的团结，振奋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并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为全面、持久抗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淞沪会战给国内外持“三月灭亡中国”和“抗战必亡”观点的人们以沉重打击，使日本陆、海、空军遭到从卢沟桥事变开战以来从未受到过的打击和损失。同时，淞沪会战也为沿海工业内迁、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不怕牺牲，顽强战斗，其革命精神和英勇业绩永远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二） 会战失败的原因
1。 作战指导上的失误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是“持久消耗战”。陈诚在1946年10月撰写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曾阐明策定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理由。他说：“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化陆海空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87〕这一战略指导方针，从战争全局看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的。但在如何达到这一战略要求的问题上，则有着不同的作战指导。淞沪会战采取的是专守防御，实质上是消极防御。蒋介石就曾说过：“在湘北战争（指第一次长沙会议）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御，陷于被动”。〔88〕战略与战役指导上的单纯防御，导致“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并对以后战局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会战简析 2
（1） 死守阵地，硬拼消耗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统帅部将战略上的持久寄托于战役上的持久，将消耗敌人建立在消耗自己的基础上，因而把阵地防御看做是抗战的基本作战形式。早在战前，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及尔后对日作战的战法时就认为“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和“固守不退”是“救国的要诀”。抗战开始后更是一再强调。如1937年8月8日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中说：“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定可取得最后胜利。”8月18日，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说：“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惟一要诀。”〔89〕淞沪会战开始后，9月12日，蒋介石在致冯玉祥的电报中说：“我军如不自动撤退，则敌军决不敢深入我军阵地，更无击退我军之勇气……只要我军官兵固守其原阵地……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必须在阵地中抗战到底，至死不渝，则最后胜利，必归于我也。”〔90〕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指导下，中国军人在宝山、罗店、大场、蕴藻浜、苏州河等各次战斗中，都是在固定战线上同敌人进行单纯的阵地抗击战。日军在淞沪地区可充分发挥其陆、海、空的联合威力，所以其火力强度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主要靠近战武器，且其杀伤力又低于日军，所以双方在阵地对抗时中国军队在日军优势火力下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伤亡极大。如罗卓英在《作战·训练余话》中说，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和他们去拼了。”这样的战斗，当然消耗很大。孙元良在回忆录中说：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只好以数量的多（不是在短期内集中数量的优势）来补救质量以及其他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达以持久的目的。”〔91〕又由于参加淞沪抗战的部队大多不重视野战工事的构筑，一般仅筑一条堑壕，而且缺乏侧防掩体和纵深阵地，亦无掩蔽工事和伪装。加以淞沪地区地下水位极高，掘地不及1米即渗出水来，战士立于壕中水深齐膝，因而多不愿深挖。总之，守军的整个防御阵地缺乏一定的韧性和稳定性，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提高部队生存力、战斗力和迟滞、消耗敌人的作用。日军进攻时通常先实施1—2小时的火力准备，然后冲锋。中国军队在火力配系上既缺乏远射的炮兵火力，又没有与正面火力相配合的侧射、斜射火力；少量的重机关枪也只知在固定的暴露阵地上进行射击，而不知变换阵地，以致很快即被日军发现而加以制压、破坏。当日军发起冲锋时，守军部队已伤亡很大，防御的火力也大大减弱，所以阵地易被突破。日军每日清晨开始进攻，如不能突破，则下午再攻。中国军队通常于夜间后撤一二百米，利用淞沪地区河渠纵横的有利地形重新组织防御。守势作战前期，在罗店及蕴藻浜地区的战斗中，第15、第21集团军等部队，每个师一般能守六七天，后撤不到1公里，但人员伤亡已经过半，于是换一个师接防，再守六七天。只有原西北军的第32师因重视并善于构筑工事，伤亡较小，曾坚守防线9天。
淞沪会战，就是以这种硬拼消耗以达到战役持久的战术，以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的惨痛代价消耗了日军4万余人。这种战役上的阵地持久战术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日军争一时一地之得失，以血肉之躯去抗击敌人的钢铁火力，从长远看是不利于战略上的持久战的。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攻为守”的话（如1937年3月12日说：“我军抗战之战术，必须以攻为守，以近为远，以积极进攻之行动，方能达到消极抗战、坚持到底之目的”〔92〕等），但在淞沪会战中的实际作战指导却是与持久消耗战略不相适应的死守阵地、硬拼消耗。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恐怕由于“上海是必争之地”，受了“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的思想影响。这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也有很大关系。早在1935年8月20日的《应付时局之建议》中，法肯豪森就认为“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为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至上海附近”。“必华方寸土不肯轻弃，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淞沪会战已转入守势作战时期，法肯豪森于1937年8月29日《呈蒋委员长报告》中还竭力强调“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并说“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据守，使敌不能前进”。〔93〕
会战前期死守硬拼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至会战后期则已全无必要。如能适时转移至后方，以加大敌人后方连络补给距离和我方回旋余地，一方面由正面阻击，一方面由侧背反击，寻敌弱点实施速战速决歼灭战，则在战略、战役上都更有利。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会战简析 3
（2） 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强调固守正面宽广的一线阵地，在空间和时间上就均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缺乏强大预备队的情况下，为维持第一线阵地，逐次将后方部队补充于第一线，而一旦敌人突破防线，即全线动摇。这也是淞沪会战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孙元良对此曾有非议。他不无挖苦地说：“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从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神仙个别的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94〕当时的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过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他说：“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95〕通过实践，蒋介石后来也认识了这一点。1938年11月26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96〕
（3）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淞沪会战开始后，为防止日军从海上迂回、在杭州湾登陆实施包围，国民政府统帅部在8月20日颁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曾规定：“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成立了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张发奎任守备区总司令，部署有4个师又1个旅。但随着淞沪战场正面战线的吃紧，蒋介石置翼侧安全于不顾，先后将各师抽调至正面以加强防线，仅以第63师少量部队及地方团队防卫几十公里的海岸线。如此薄弱的兵力连警戒都不够，更不要说防止敌人登陆了。结果日第10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由金山卫附近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金山、松江等要点，使淞沪战场正面的中国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不得不全线撤退。蒋介石自己也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他说：“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