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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穗子一下子蹲下身，蒙着脸哭起来。他不动了，一声也没有。
她出了他的办公室，一直奔到操场上。她的布底鞋在柏油地上踏动，发出麻木的声响，她恨这脚，他碰过脚。她突然恨身上的军装，因为他也穿着它。
小穗子从中越边境打起仗之后，就没再见刘越。她把王鲁生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他，就和军区的几个记者搭上了南去的火车。
几个月后，她从野战医院回到城里，所有的事和人都有些事过境迁。
我们把小穗子的变化归结为她地位的改变：作品上了大报，全国的大报呢。她一脑壳乱七八糟的东西终于有了正经出路。幸亏没跟邵冬骏成家，邵冬骏被打伤后再也不肯练功，长得白白胖胖，天天在家氽肉丸子。我们不知道小穗子正经历的苦楚。她一回来就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自杀未遂，为着拉回刘越。女朋友的父母也去了篮球队，说刘越个王八羔子把他们闺女的甜头都吃了，就想不认账了。
小穗子后来去了北京的电影厂修改剧本。临走她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跟一帮高干子女搞色情舞会，被人检举了。刘越和她取消了婚约。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军区举行了一场自一九六五年后最大的军事演习。一星期的行军后，篮球队要在驻地搞表演赛，几十个球员住在机关直属队营地。体工队、警卫营、通讯营一块分担驻地警戒，站二十四小时的岗。我们偶尔看见刘越独自在球架下练球，嘴上叼根香烟。他练球时眼睛从不斜视，投了好球也不像过去那样满面得意了。他几乎不苟言笑，我们忘了他有颗生动的小虎牙。
我们一看见他练球就远远地站着观看。那也是一种舞蹈，每一个腾空都和地心引力挣扎一刹那。那一刹那，就被铸塑在空间，成为一个完美的塑像。县城中学的球场在墨绿的山岙里，冬天的雨粉细地飘在空中，很久才落到地面。刘越给我们的错觉是他每一蹿跳都要发生某种突破。突破自然的极限，成一个自由物体上升。
表演赛他打得非常出色。驻地军分区的部队为他倾倒。比赛的第二天晚上，一个十六岁的新球员发低烧，刘越便为他代一小时的夜岗。他是军官，按说不必站岗，但他总是替年纪小的新球员站夜岗。
他披着棉大衣站在哨位上，夜里的山显得非常近，非常大，山坡上是淡绿和淡蓝的点点磷火。过了这座山，再行军一天，就是大演习的地点。野战军已经先到达了，野战包扎所和后勤部门正在夜行军向那里进发。直属队清晨四点就要开拔。刘越看了一眼表上的夜光点，还有一小时。他的右手按在手枪上，手枪被他抽出枪套，此刻待在他的大衣口袋里。这是打开了保险的枪，饱含子弹，因此他得小心地按住它。
三十米外，是个公共厕所，厕所有十个窗口，正对着哨位，若是刘越此刻练靶，他可以拿它们瞄准。厕所里的黄浑灯光透出窗子，很好的靶心。
偶尔有急匆匆向那里去的人影，刘越便问一声口令。对方一面回着口令，一面已进了厕所。不少人对口令毫不认真，随便回一句话冲进厕所里。就在这时，一个挺拔的身影从政治部宿营地出来，快步向厕所走。他斜穿过刘越面前的开阔地，步子自信、弹性十足。如此挺拔的一个政治部首长看上去十分荒谬，至少刘越这样认为。他向他喊：“口令！”
挺拔的首长愣住了。
“口令！”
“是我，组织部的……”
“不准动！口令！”
“我要上厕所！”
“再动我开枪了！”
……他终于把口令记起来。
但是太迟了，刘越的“五四式”已响了，后座
力已震麻了他的手。
所有的灯全亮了，穿白色和黄色军用衬裤衬衣的士兵和军官们拥到寒冷里，问出了什么情况，谁走了火。警卫营一个连长跑来，见刘越把手枪口朝天，两脚站得很开，身体重心完全在中心。一个洋气的打枪姿式，像从内部参考的外国电影里模仿来的。他气喘吁吁地问：“为什么打枪？！”
刘越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几个人已把倒在血泊里的人认了出来，叫着，是组织部的王科长……
眨眼间担架来了，抢救器具跟了一大串。此刻射击的后座力似乎震麻了刘越的全身，他身体一矮，就地坐下来。保卫科长睡眼惺忪地问他，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问丁他三次口令，他不回答。”刘越用平直的声音说。
凋查下来，有人说他听见刘越只问了两次。他说那时他也起身了，正准备上厕所，怕起床号一响，厕所人满为患。他还听见王科长清楚地回答，他是组织部的。再回来问刘越，他一口咬定当时他问了三次口令，并且，对方什么也没回答，他是根据演习的规定开枪的。当然，他忘了首先警示。
王鲁生科长的伤势很重，直到演习结束才脱离危险。子弹从他颈子的侧面钻入，伤及颈椎，有终身瘫痪的可能性。他说刘越第一次问他口令时，他一时没想起来，但马上报了身份。第二次再问，他正确地回答了口令，并且问了回令。刘越说王科长绝对记错了。
虽然事故不小，但也算每次大型军事演习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责任追究渐渐成了扯皮。曾经调查过刘越揍人事件的两位保卫干事看着振振有词的刘越，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事故，其中必有他们看不透的原因。刘越已不再是首长未来的女婿，他有词没词，不会像上次那样不了了之。
两大军区正好在合并，体工队以人员调整的名义，把刘越调到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去当宣传干事了，主要职责是抓部队基层体育活动。
小穗子在北京的两年里，起初每周和刘越通两封信，后来变成一周一封。信从西藏走到北京有时要半个月，有时更长。刘越总是不断地下部队，一个地方待不了几天，收信越来越难。他开始弄摄影，小穗子从他寄的照片里看见他新涉足的地方，新结识的人。到了一年后，他们俩就是两三个月通一封信了。
小穗子终于告诉刘越，她有了男朋友。刘越从此不来信了。半年后，小穗子收到了他一封短信，说都怪他，三年前在那条脏兮兮的小街上，听她讲了王鲁生的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没力量跟那么多人对抗，他在那之后倒向了首长的女儿。“事情先错在我这里，穗子，不怪你。”似乎他收到她宣布有男朋友的信之后，一口气就噎在那里，半年后才呼出来。呼出来，徐缓而黯然神伤，已有一点缅怀和回顾。
小穗子回文工团才知道王鲁生两年前受了枪伤，至今还在恢复站立和行走功能。听这故事时，她在院子里晒棉被。一个月的阴雨，褥子下出现了一层霉霜，天一放晴，院子和楼上一片草绿棉被。小穗子身体在绿军棉的夹道里，听我们中某个人把大演习中的事故告诉了她。她一动不动，刚洗的头发随意披散，水滴把她天蓝毛衣的肩洇成一片深色。那是小穗子留给我们的一个奇怪印象：她突然记起她失去了什么。
他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出来，看见走来的小穗子。迎面的大窗给战士们擦得贼亮，高原的阳光灌进来，使她的形影显得曝光过度。他一时站住了，和她隔着三步。其实不必的，他只看她军帽外微卷的发丝就能认出她，不必这样细看。
“刘越。”
“你呀？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握手，讲些非讲不可的见面词。太阳照在他脸上。他高原人的脸，只有虎牙依旧。
她告诉他，她来是为了采访。他说好啊，他哪儿都能带她去。楼梯上他停下来。她在上面一个台阶，脸和脸平齐。她看着他的正连级军阶，和她的一模一样。
他说：“唉，你欠我的口香糖呢？”
“那天你说有两句话的。你说了一句，留了一句，留的那句呢？”
他眼睛没有老，还单纯如孩童。眼睛好伤心，嘴巴却是一个牛仔式的笑。是走一个地方，丢一个恋人的牛仔，他们的那种笑，它告诉你，谁拿它当真谁负责。他就这样笑着说：“留的这句和前面那句是一样的，所以是句废话。”
办公楼外面，是高原的盛夏。
麦粒肿
薛 舒
一
晓瑞自从接到张家盛要回上海探亲的电报后，一直感觉右眼皮在不时地跳动。那天已是接近半夜时分，晓瑞还没有睡觉是因为刘湾镇卫生院组织职工看夜场电影《追捕》，据说那是一部日本电影，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引进的外国电影。
电影院围墙的宣传画上，一个面色冷峻的男人以高大的身影覆盖着一个长发飘逸的女人，遥远的角落里，一匹枣红色的马和一架螺旋桨急速旋转着即将起飞的直升飞机给予人们强烈的悬念，据说那个男人在整部电影里没有展露过一次笑容，还据说电影里出现了十年未见的接吻场面，这在刘湾这块许久没有关于爱情之类的文艺作品滋润的海边土地上掀起了一点点微澜。人们争相去观看这部影片，卫生院院长也听说了这部电影的一点传闻，于是干脆让工会集体买票，全体医院职工一起在这一夜的八点半领略了冷静英勇的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的浪漫故事。
看完电影回集体宿舍，晓瑞洗洗就上床了，她听到对床的林林帐子里飘出了“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呀啦”的哼哼声，憋着嗓子学男声，把杜丘潇洒冷酷的声音学得也煞有介事。靠窗铺位的爱芳说：林林你是想你们家来福了吧？
林林是住院部的护士，微胖的肉脸蛋，皮肤倒还白净，鼻翼上洒落着几颗很淡的雀斑。她是那种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的女孩，她的笑声常常像一阵风那样在卫生院走廊里刮过来刮过去，圆滚滚的身体裹在白色护士服里，显得一身的肉也是活灵灵的有生气，有病人家属在值班室外叫一声：医生，盐水要挂完了。林林就腾地站起来，一路小跑进病房，手脚麻利地换输液瓶，调整液漏速度，然后观察一下病人，一转身，又忙活别的事情去了。
林林还没结婚，有一个对象叫来福，林林常常挂在嘴边说来福长来福短的，大家却从未见过来福的样子。时间久了，有人就说：林林的来福还在天上飞吧，什么时候降落到刘湾来给大家看看呢。林林就抡起多肉的拳头去捶打说话的人，白脸涨得红通通的，娇羞不堪的样子，却终未让来福到医院来过。
现在被爱芳提起了来福，林林便快人快语地接口：爱芳你不想？我看你也想了吧，你们家小锣的眼睛长得像杜丘，难得一笑，笑起来可就满眼往外冒坏水啊。
爱芳的年岁比林林和晓瑞大一些，本是农村的赤脚医生，托了关系上调到卫生院做化验员，男人在乡下做生产队长，那个叫小锣的男人有几次带了新鲜鸡蛋或者小脚粽子到镇上的卫生院来看爱芳，林林和晓瑞就见到那个男人了。瘦高的个子，笑起来眼睛一眯成了条缝，虽说是个乡下人，但毕竟是生产队长，所以也是生着一张精明的脸。倒是爱芳，有些傻大姐似的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不爱追究个明白。
爱芳听到林林取笑自己的男人，便爬出棉纱帐子，冲到林林的床上一阵追闹，对面那架铁床吱吱嘎嘎地乱叫一气，然后，她们便安歇了下来。晓瑞听见那边床上的问话：晓瑞，你们张家盛什么时候来探亲？
晓瑞看着暗蒙蒙的帐子顶上一只褐色的蜘蛛慢吞吞地爬过，牵出一条几近透明的丝来。晓瑞懒洋洋地回答：谁知道呢，当兵的人，说不准的。说完，右眼皮突突地跳了两下，她伸手揉揉眼睛，心想许是提起了张家盛，便真有些想他了，眼睛里却尽是杜丘抱着真由美骑在枣红马上在东京街头穿越而过的镜头。
晓瑞是门诊内科医生，卫校毕业后分配来刘湾镇卫生院工作。那些年读卫校基本上只学了打针包扎量体温等一些赤脚医生的行当，只是到了这种乡镇医院，便也成了能看个头疼脑热的医生了。她的丈夫张家盛在北京当兵做军医，一年前结婚后，晓瑞就再也没有和张家盛见过面。那个年代的夫妻，分居两地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正是夏末时节，外面的蝉还发出些稀稀落落的零碎呜叫声，帐子外面的蚊子已经无力飞舞，只嗡嗡地盘旋片刻，便也停歇在不知名的角落里了。晓瑞的脑子里是一匹奔驰的马，枣红色的，自己骑在马上，身后是张家盛宽阔温暖的身体，就像杜丘那样，用一双长臂搂抱着自己。枣红马矫健的蹄子敲出清脆的响声，踢哒踢哒很有节奏，晓瑞便也在马蹄声中昏昏欲睡了。
门外一个老男人的声音传进窗户的时候，晓瑞正渐人梦乡，老男人嘶哑的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