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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买了什么假冒伪劣商品，我通常也不会真的去找消费者协会之类的组织，毕竟太麻烦了，我的时间可能比金钱更值钱。但是这次实在太可气，或者说太失望，而且这意味着过一年我又要跑到伦敦如此这般地折腾一番，外加破费二百五十英镑！我被这个念头气得七窍生烟，瞬间唯一存留的理智是：签证已经这样，护照在我手上，再也不可能更坏了。我拉长脸说，好，我找你们的投沂窗口。
但是并不指望真的可以改变什么结果——毕竟章已经盖上！签证历来有很大主观成分，比如，他说你有移民倾向而拒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太郁闷，至少要找他们理论一番，出出恶气。
我一脸愤怒地上楼，找到投诉窗口，向他们解释我的情况，抱怨给我一年是不公平的。负责处理投诉的官员果然至少是很耐心。他听完问我是哪个窗口处理的，说我应该跟签证官解释，我立刻有了更充分的抱怨的理由，趁机愤怒地控诉说，他根本拒绝听我的解释。当我振振有辞地说，既然我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充分、有效说明我在渎博士学位，却只拿到——年的签证，那这个签证政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读博十学位的海外学生每年都要重新延签证，每年都要再花二百五十英镑？也许是Home Office刚刚实行延签证收费的政策，说到钱，他们立刻显得格外慎重，也许这个新政策本来就怨声载道吧，二百五十英镑毕竟不是小数，尤其对于学生来说。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投诉通常不会再直接返回原来的当事人，因为要他当面改正错误至少看起来有些没有面子。可是投诉官员还是把我带回了原来的窗口，要他重新处理。签证官果然是黑着脸，对我视而不见的表情。他只跟投诉官说话，他的理由依然现在不能判断我一年后是否可以继续攻读博土学位。我气愤地说，从现在开始，准确讲是自从我的MPhil考试结束、论文交完到提交博土论文（那也就是我博士学业快结束的时候了），我再没有任何考试，如果现在他们不能判断我是否qualified（有资格的）继续博土学位，那一年后同样不能，那么新的签证政策是不是就是要海外博土生每年花二百五十英镑重新签证？这就是你们承诺的公正、公平和效率吗？
我原本情绪有些激动，结果已经这样子，原本就是想出心中恶气，但是没想到自己此刻argue（争辩）起来却格外冷静、清晰和条理分明。
虽然是我在说话，签证官却依然不看我，好像视我如无物是对我最大的蔑视似的。
他很低声音地同投诉官讲话，好像是说我的证明信仅来自一个叫Girton的学院，而不是剑桥大学。显然是更见多识广的投诉官立刻责备说，Girton就是剑桥的一个学院啊。的确如此，剑桥大学是学院制，凡是签证证明身份这—。类的事都是由学生所属的学院负责，大学直属的系只管学业的事。如果哪个自称是剑桥的学生申请签证拿的是大学开具的证明信，那倒一定是假的。
发现了这个常识错误后，投诉官立刻以上司对下属的口吻说，给我三年签证，即和我的学院信上证明的一样，也就是研究生院规定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最低时间线。
投诉官不容置疑地转身上楼去了。
签证官依然面无表情。让我到一边去等。
这时候是三点左右，但是直到下班前，我才拿回护照，和最后一拨申请人一起走出Home Office的大楼。
毕竟，结果是我期待中的。原来的一年签证被注销，旁边的一页重新盖了章：在英国的居留期限到2006年10月31日。
因为这一番波折，使原来就该如此的东西却有了种失而复得的惊喜和感慨。
也才发现斗争了一下午，肚子早就饿了。等不及回剑桥，就在火车上饕餮了一个大号汉堡。
命运的秘密
孙 颙
一
最初接触捷克哲学家哈维尔的文字，阅读时的感觉是不顺畅，好像有些别扭。细细一想，他曾经长时间在监狱里生活，由监狱那封闭的小窗，苦涩地遥望星空，不愿屈服的顽强的思维，便不经意地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后来，他著书立说，往往写下一些违反常理的惊人之语，应不足为奇。比方说，十几年前，他被民众选为捷克的总统，因此也就有了一篇略显特别的总统就职演说。特别在何处？举个例子吧，演说词中有那么一句突兀的令人震惊的语言，读罢使我久久地陷于沉思的境地。
面对欢庆胜利的选民，他没有趋俗地以政治家的如簧之舌鼓动追随者，却忧郁地用哲学家的深刻警告道：“天堂远没有胜利。”读到那短短一行字时，我是处于例行的夜读的尾端，潮水般的疲倦正不可抗拒地袭来，脑海渐渐地走向混沌；快要合拢的眼帘，被这句话刺激得一阵颤抖，因疲惫接近麻木的思维顿时重新活跃起来。
我放下书，闭起双眼，细细品味从心底腾起的石破天惊的享受。坦率地说，我的浏览式的阅读，最为珍惜的，就是在走马观花的懒散中，捕捉人间智者的思想火花。那确实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在似睡似醒的恍惚里，豁然洞开的人生感悟，像清爽的晨雾般弥漫开来，渐渐地滋润了身体。
“天堂远没有胜利”，或者说，在哈维尔的思想深处，甚至认为“天堂根本无法胜利”。那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冷峻的哲学思辨，一种对众多的流行观念，包括社会的、世俗的乃至宗教的观念的挑战，离经叛道的味儿很浓。不过，静下心来反复品味，你或许会被其中蕴含的哲理说服。
你高高地抬起头来，避开都市夜景的魅惑，遥望繁星闪烁的蓝天和自古就有的月亮。你忽然想起上世纪之初，曾经有几个激进的诗人，号召说要把月亮从诗歌里驱赶出去，因为如果诗人们一直讴歌月亮，就不会热心关注人生了。想到那可爱得幼稚的话语，你不禁哑然失笑。月亮依旧不动声色地悬挂着，诗人们的号召却很少被人记得了。眼前的宇宙，宁静、高远而又略显冷漠，你在无言的遐想中渐渐释然，人生原来也可以如此思考……在冷冰冰的哲学遐想中，寻找慰藉精神的真情实感和人格力量。
大约在一百年前，年轻的欧洲人罗曼·罗兰写了一部小书，那是一部人物传记，写生活在他之前一百年的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故事。这部书在中国的影响不大，我们知道罗兰其人，大多是靠了他的另一部厚厚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里，我无意讨论罗兰的文学成就，只想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部关于贝多芬的传记，介绍得较多的是属于音乐家创作前期的交响乐巨作《英雄》及其他若干作品，却几乎没有认真涉及他创作中思想极为丰富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一部力作，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命运》。如果想分出《英雄》和《命运》的高下，那显然是自找苦吃的事情，会在音乐界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但是，贝多芬的《命运》，是被经典的音乐评论家们时常挂在嘴上的作品，虽然不像他的第九交响乐那样声名显赫，该作品的手稿由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而正式列入人类文化遗产，但是，《命运》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所有贝多芬爱好者的心中，其重要地位显然毋庸置疑。问题是：罗兰的传记为何厚《英雄》而薄《命运》呢？
我能够想到的合理解释，是当年的罗兰还太年轻。动手写作《贝多芬传》时，他仅仅三十多岁。
贝多芬创作交响乐《英雄》的时候，也正处于年轻气盛的岁月，他深深地为拿破仑的个人魅力及其代表的革命气势所折服，他相信拿破仑席卷欧洲的进军，可以创造人间共和共荣的盛世，当时的创作灵感，为拿破仑的事业所激发是显而易见的，其英雄主义的磅礴大气也是少有其他作品能够比拟的。据说，前苏联在庆祝二战的伟大胜利时找不到适宜演出的本国作品，最后只能选择贝多芬的《英雄》。年轻的罗兰，偏爱年轻的贝多芬的热情洋溢的作品，完全合乎逻辑。
贝多芬是在困顿中走向创作巅峰的。有人说过，作家的苦难，是文学的幸运。那话听上去十分冷酷，但是可以佐证它的事实非常之多。江南名门豪族曹家若不败落，曹雪芹可能就拿不出《红楼梦》。贝多芬对于人类命运的体验，也是在自身的失败和挫折中日益感悟的。如果他像自己一度希望的那样，顺当地成为宫廷的大乐长，恐怕就会把才华更多地消耗在为王宫服务的艳美庸俗的旋律里。
上帝似乎是在残酷地磨练天才的意志，让贝多芬不到三十岁就失去了听觉。对于音乐大师来说这是致命的，就像足球巨星被踢断了腿一般。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显得灰暗而没有希望。但是，贝多芬却坚韧地相信“谁也无法击败我，我要掐住命运的咽喉”。失去听觉的他，凭借超人的智慧和感觉，顽强地演绎天籁之音，不算未完成稿（所谓的第十交响乐），他向世界奉献了九部交响巨作。当拿破仑的辉煌在欧洲上空渐渐消散，贝多芬则在生活的无情折磨下坚持他个人的进军。从讴歌英雄的豪迈出发，到咏叹命运的幽思辗转，最后以祈望欢乐的奏鸣收尾，既是贝多芬个人奋争的足迹，也是人类思想蜿蜒潜行的常例。让我们倍感伤感的是，直到最后的创作中还在奋力祈祷人类大同欢乐的音乐天才，自己却在贫病交加里心有不甘地死去。
到下一个世纪罗兰年老的时候，其个人的生存状态，显然比贝多芬要好得多，不过，一代文豪思想的曲折，恐怕也画出了与音乐大师多少相似的轨迹。记得这么一个情节，当他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和革命同情者，受高尔基的邀请访问前苏联时，曾写下大量富含真情实感的日记，却自行规定，要到五十年之后才子以发表。那时的罗兰，已经少有年轻时写作《贝多芬传》的披荆斩棘的英雄精神，而是透露出对于人类命运的茫然甚至无奈了，或许，同时还夹杂着对于未来的勉强的期盼。五十年后，他的日记发表时，前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亦是命运难测的特殊注脚。
我在写作另一篇随笔式的文字《语文的秘密》时，表达过关于文明起源的某种想法。我以为，因为有了复杂的语言（文字）系统，人类才可能进行包括抽象思维在内的文化创造，最后远离动物界而实现了辉煌的文明。关于命运的探究，可能是人类最艰难的寻求之一。那种苦苦的上下求索，绝对不是直觉和感性能够胜任的。问题的复杂性和抽象性，恐怕单纯使用文字都感到相当困难，于是便要借助于更加抽象的符号——音乐，并由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付诸实践。一部交响乐《命运》传世，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吃饱喝足之后，慢慢地品尝人类变幻难测的命运。
贝多芬的交响乐，虽然被称为难能可贵的主题作品，可是，想要解读主题下面的具体思想，我还是惶惑而难以措词。我发现，即使是欧洲大音乐家们评论贝多芬的文章，一般也以讨论作品创作技巧的多，而小心地回避过于细致的内容分析。诸如讨论他的抒情和纯结构，轻柔和刚劲等等，或者再加上一些漂亮的赞美词：孩提般的童贞啦，天国里的悲哀啦之类，至于音乐的思想内涵，对不起，你自个儿想去吧。
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命运，乃至个体的命运，从本质上讲，永远是多解甚至无解的难题。文字比音乐符号要求更多的确定性，对于多解和无解的内容，未免如牛负重。所以评论家们落笔时是非常谨慎的。
反复聆听交响乐《命运》的录音，我们或许能够部分地体验贝多芬的情绪。依照我的理解，从《命运》的节奏强烈的开篇，到渐趋平缓的过渡，乐章中隐藏着犹如太阳初升般的进行结构：黑暗消退前的严酷，旭日喷发时的激动，天空由灰暗的凝重渐渐转向光明的沉稳，这似乎是贝多芬对人类艰辛地走向进步阶梯的总愿望。可惜，现实过于严酷，失望总是战胜希望（音乐家曾经对拿破仑有过的希望最后烟消云散就是证明），于是，大师努力以自身的胸怀来包容和消解一切，中部的旋律，较多地体现出宗教般的平和与宽广，在我看来，正是大师思想与冷酷现实中和的结果。不过，贝多芬的天性，使他不愿就此止步，到交响乐的尾部，坚韧的强音，在矛盾和犹豫之后依然顽强地奏鸣，似乎是天才用生命发出最后的呼唤和呐喊。
二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海郊区一所著名的学校里度过的。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之所以让人羡慕，除了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同时还因为地处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