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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国风云人物正解-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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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而未遇,遂向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说: “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第三十七回)后在隆中面遇诸葛亮,诸葛亮提出“愿闻将军之志”的要求,刘备慨然对答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可见,刘备的理想就是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施展才能,治国安邦。刘备一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刘备投靠刘表后,刘表待之甚厚,生活安逸,久无战事,一日与刘表共语时起身入厕,见自己因久不骑马奔驰疆场,胯下长了肥肉,即所谓“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流涕,入席后刘表怪问其故,刘备长叹曰: “备往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里肉生。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第三十四回)安逸的生活并不能使他舒心,因为这种生活不是自己的理想目标,反而是对目标追求的延误,不由悲从心来。针对此事,曾有诗曰: “忽感胯下髀肉肥,落下几滴英雄泪;久违沙场无功业,舞乐声声葬刘备”。对这一点,刘备看得非常清楚。刘备只能靠功业起家,没有功业,就没有刘备! 
  刘备在夫人死后去东吴招亲,其时孙权集团对刘备占据荆州一直耿耿于怀,想夺之又无计可施,刘备与孙权之妹在东吴成亲后,周瑜、张昭一伙建议孙权说:“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第五十五回)这实际上是要将刘备软困于吴中,以美色享乐为诱因,使其丧失心志。但当赵云报称曹操起兵五十万,杀奔荆州,要报赤壁败兵之恨,情况甚是危急时,刘备终于说服孙夫人,配合默契,历尽种种险阻回到荆州。如果没有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很难设想一个人能放弃这样的享乐生活。 
  刘备不乏远大的理想和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但他却时常把这种理想与精神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性格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富有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他出身贫贱,没有上层的社会基础,起兵后又一直势单力薄,生存于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时时得依附别人,于是,他在言论上不敢直接表达自己,曾经和刘表谈得投机时酒后失言曰: “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只此一句,事后尚十分后悔(第三十四回)。他将大志埋藏于心,埋之愈深,追求愈强烈。在行动上,他一直不敢公开打起自己的政治旗帜,生怕目标过大,招来祸害。他一直想在群雄纷争之世得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陶谦让徐州时他再三推托,吕布到徐州投奔他时,一见面他就虚意让位,刘表让荆州他不敢接应,出兵攻刘璋时他犹豫不决。这种二重性格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是: 当他在朝廷依附曹操、暗地里和董承等人结成反曹联盟、伺机发动政变时,他却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作韬晦之计;当曹操饮酒间告诉他: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尊称刘备之称)与操耳”时,他以为韬晦之计已被识破,惊得手中匙箸落于地上,恰逢窗外雷声大作,他从容拾箸掩饰曰: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第二十一回)他胸有大志,但在行动上却尽力表现为胸无大志。当他占领西蜀、夺取汉中后,势力雄厚起来,才稍微改变了这种二重性格,说话办事挺起了腰杆。            
仁义是一把双刃剑     
  刘备的思想体系属于儒家,他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他在政治、军事、情感、生活等各方面广施仁义,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自己的政治集团具有明确的目标定向,二是保证了自己政治集团的稳定性,三是使自己在下层社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刘备以此作为领导集团军事目标的定向标准,就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不像吕布、袁术集团那样,以眼前一时的物质利益为转移,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取舍,从而保证了自己良好的政治声誉。 
  同时,刘备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这就把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摆在了首位,保证了集团内部的关系和谐。刘备和关、张一相识,就结为异姓兄弟,使他们的关系蒙上了浓厚的手足亲情色彩,生活上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刘备在某些场合就座时,关、张则终日侍立不倦。与关羽有至厚私交的张辽曾问关羽:“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关羽回答说: “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第二十六回)刘、关、张三人的关系,确是集儒家倡导的朋友、兄弟及君臣间的信、悌、忠三层关系于一体的,这种关系的多重性、密切性、无间性及恒久性是不多见的。由于刘、关、张三人是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因而他们间的密切关系保证了刘备集团的持久稳定性。 
  刘备是三国时期最善于联络感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领导人,如他和赵云的交往就很典型。赵云是当时武艺超群又办事精细的第一流将才,刘备在起兵不久帮助公孙瓒攻袁绍时初次与赵云相见,就甚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及与赵云分别时,执手垂泪,不忍相离。当赵云表示自己认公孙瓒为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时,刘备感叹说: “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第七回)洒泪而别。虽然公孙瓒数次推荐刘备,有恩于他,但他让赵云“屈身事之”,显然是同意赵云对公孙瓒的看法,认定瓒将来成不了气候,但又不好挖恩人手下的人才,只好与这位少年将才联络感情,等待“相见有日”。刘备在出兵帮助陶谦抵御曹操前,曾去公孙瓒处借兵,当公孙瓒答应借他马步军两千时,刘备进一步要求: “更望借赵子龙一行。”曹操退兵后,赵云辞行,刘备仍是执手挥泪而别。刘备在投曹操期间,听说公孙瓒为袁绍攻破,自缢身亡,他为公孙瓒伤感,同时又惦念着赵云,于是暗自下定了脱身离曹的决心。后来,刘备几经辗转,找到了赵云。赵云见了玄德,滚鞍下马,拜伏道旁。刘备对众人说: “吾初见子龙,便有留恋不舍之情,今幸得相遇!”赵云表白心意说: “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也。”(第二十八回)后来,赵云成为刘备集团中的骨干,刘备视之为几与关张并列的心腹爱将。刘备临终前,又单独嘱咐赵云说: “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赵云则哭拜于地表示说:“臣敢不效犬马之劳!”(第八十五回)刘备在与人交往中的仁者之风,常常能打动对方的心弦,引起对方感情深层的激荡,而这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可企及的。曾一度投降曹操的关羽,魏方虽然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力拉拢收留,但关羽一知道刘备的下落,终归拜别曹操,回到刘备身边,和刘备邂逅相遇的徐庶,被曹操诱骗离去,临走前竟向刘备表示: “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第三十六回)后来徐庶也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刘备以仁为本的领导观,还导致到他能更多地赢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下层群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初做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时,督邮巡视至县,便有五六十个老人在督邮面前替他求情说话。陶谦让徐州,刘备谦意推辞,徐州百姓则拥挤府前哭拜说: “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刘备被吕布击败投靠曹操途中,投宿于青年猎户刘安之家,刘安一时寻不到野味,乃杀其妻以献食。刘备在曹操的大举进攻面前,从新野、樊城败退,两县之民一同表示: “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江。因曹操追兵将至,众将劝刘备弃却百姓先行撤退时,他道出了心腹之言:“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四十一回)刘备就是时时以儒家仁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从而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            
刘备携民渡江     
  儒家的仁治思想虽使刘备在领导工作上受益莫大,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儒家的“仁”是主张爱有差等,这就导致刘备在处理集团内部的关系时,有较明显的亲疏之别。比如刘备在决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时,在义子刘封和亲子刘禅之间要选择其一,当他征求军师诸葛亮的意见时,诸葛亮答道: “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第七十六回)这样的大事,诸葛亮竟然觉得难于参与,只好投了弃权票。以诸葛亮的态度中可以揣测,在事关“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就算崇尚“仁”的刘备,也难免受非常复杂的情感因素所左右,孔明“推”得实在高明,尽显微妙。又如刘备自领益州牧时,同时封关羽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征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六员虎将均封为将军,但其中惟有关羽、张飞另加侯爵,连赵云这样的心腹爱将亦不能与关、张平列,而给官员的赏赐又是按等级差别给予的(见第六十五回),这就不难见其亲疏之别。这种不能平等对待部下的领导方式很容易带来消极的后果,仅仅由于刘备在人际关系上的倍加殷勤才侥幸补偿了这一局限。 
  其次,仁治思想在领导工作上的另一种消极影响是,当领导集团变得庞大时,主要领导人不可能和每一成员保持“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的交往,感情联络稀少。从而,曾经促使集团发展的方式会变成限制集团发展的方式,甚至有些旧部可能会因感情联络变得稀少而产生怨情。比如蜀中豪杰彭羕在刘备攻西蜀途中,进一言救了刘备数万人性命,受到重用,但刘备称帝前,彭竟因刘备待他昔厚今薄而背地辱骂,并企图联络孟达,挑动马超谋反。蜀国政权的上层人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刘备收川前四方征战长期跟随的骨干,其二是收川过程中刘璋手下的降将,其他来源的官员极少。儒家的仁治思想,导致庞大集团内部的封闭性,窒息了领导集团的吸收功能,以至使西川内外的再生人才无法跻身于领导集团,发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可悲情形,这不能不说与刘备贯彻仁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最后,仁治观念常常与刘备实现目标的政治手段发生矛盾,使他多次丧失实施目标的机会。他的目标是要占据一方,积蓄力量,伺机统一全国,实现这种目标的政治手段,特别是军事行动是残酷无情的,但仁治观念却要求以仁爱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刘姓同宗更要以礼相待,关爱有加等,这样,目标要求和手段要求常常把刘备陷于两难的境地。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就要残酷无情,不仁不义,这是刘备所不愿意的;而完全选择仁义的手段,又实现不了目标,这也是刘备所不愿意的。每碰到这种情况,他多是采取折中的方式,以迂回的手段实施目标,但这往往使他失去许多直接达到政治目标的机会,使本集团的发展走着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比如,刘表多次提出自己死后让刘备作荆州之主,但刘备却认为,“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第三十九回)曹操大举进攻新野小县,孔明建议夺取荆州安身,以拒曹操,刘备又是不忍图之,并声言: “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第四十回)刘备携民渡江之时,众将一再劝他弃百姓先走,他认为“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第四十一回)结果被曹操追兵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妻小都未能保全。又比如,当刘备攻取西蜀的时机已成熟时,他却一再推托说: “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庞统建议他与刘璋会面时,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唾手可得西川,他却认为: “季玉与备同宗……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并指责庞统: “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第六十回)他最终虽以军事手段夺取了西蜀,但迁延日月,折兵损将,尤其是副军师庞统阵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备夺取汉中后,众将欲推他当皇帝,他认为这太不符合为臣之道,坚持不干,只接受了孔明关于暂时为汉中王的折中方案。及至曹丕篡位,蜀中大小官僚又上表让他即皇帝位,他看罢吃惊道: “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经众官再三劝说,他才表示: “吾非汉昭烈帝刘备像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第八十回)从这些情况可以明显看到,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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