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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10月诞生于浙江绍兴。
对于故乡绍兴，鲁迅怀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一面是热爱，崇敬，终生的眷恋；另一面是憎恶，决绝，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
绍兴地处江南，傍水居筑。近有曹娥江，远有钱塘江，涛声不绝。河汊，小桥，乌篷船，是山阴道之外的另一组应接不暇的风景。水是智慧的象征。然而还有山地，有峰峦，有岩石，有着严峻刚毅的灵魂。所谓“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这里产生了相当一批著名人物，如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王思任等。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作为一个叛逆者，对于历史传统，其实他并非一概视同虚无，而是有所选择，有所皈依的。他很喜欢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不同于帝都南京，绍兴没有那种霸气，也没有大都会一般的奢华。这是一个中小城市，也可以说是边缘城市，四围毗连乡村，除了官僚、工匠、市民，有名的师爷之外，经常有无数的农民、渔人、丐儿混杂其中。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叠合的中间地带，鲁迅有机会从小接受相当完好的教育，其一是经典的，书面的，其二是日常生活的，两者都紧连着乡土中国固有的血脉。他长期被困于“自己的房间”，艰于与上流社会相周旋；故乡的一切：山水，习俗，戏曲文化等等，几乎成了一生中仅有的一点诗意，虽然柔弱，然而足以自持，是效力强大的解毒剂。
鲁迅与故乡交恶，始自家道中衰以后的痛苦体验。13岁时，他已经从一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乞食者”，过早地进入社会了。事隔多年，当他回忆起来时，我们依然可以居间感受到一个少年的悸动。他感叹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一章2。在底层
少年鲁迅经历的两次重大的家庭变故；严重地毁损了他的精神健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深刻的创痕。
最先是祖父下狱事件。
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曾外放知县，后被勒令退职。通过出钱捐官的道路，在京候补9年，终于当上一个专事抄写的七品小京官。一年，慈禧太后“万寿”，由光绪皇帝颁旨，在全国各省举行“恩科考试”。在此期间，周福清恰好因料理母亲丧事滞留绍兴。几家亲友在得知他同主考官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凑集了一万两洋银，求他为应试子弟代为行贿。他应允过后，立即赶赴苏州，待打听得主考的行止，亲自写了一封信，将具名及一万元的钱票附入，令听差递呈。但是，所有周密的考虑，最后竟被卤莽的听差给败露了。
即使在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官方也得维持“法治”的面子。周福清知道事关重大，试图找人开脱，碰壁之余，随即逃到上海，避居了一段时日，结果投案自首。光绪皇帝在刑部上报的案卷中，亲笔批示道：“斩监候。”
斩监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犯人给监禁起来；听候斩首。何时斩首是无法预期的；只能等候最高指示。这种朝不保夕的悬空状态；给所有相关的生命带来无边的焦虑。
在周福清入狱时起，为了逃避株连，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由母亲鲁瑞转移到了乡下，过一种其实是流亡者的生活。由于同知府大人有私交，周福清得以租住杭州府狱附近花牌楼的房子，并且由姨太太及少子陪住，还雇了厨师和保姆。所有这些费用，自然都得由长子——鲁迅的父亲周凤仪负担起来。然而，除了变卖田产，被断送了科举前途的读书人有什么能耐呢？对于祖父在官场中染成的这种陈腐的习性，鲁迅应当是反感的。周福清后来病故时，三弟周建人曾经问他，是否保存祖父的日记，他的回答是：照例烧掉。
周凤仪忧愤成疾；37岁时就死掉了。这时；鲁迅才16岁。这是继祖父下狱之后，他所遭受的最为沉重的打击。
周凤仪所患的“鼓胀病”，按照现代医学推断，当是肝硬化腹水。从病因学来说，长期的精神抑郁是致命的。为了病重的父亲，正在三味书屋读书的鲁迅无法专注于“子曰诗云”，请医生，寻“药引”，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从鲁迅后来的回忆文字来看，他在当铺所受的侮蔑是刻骨铭心的，而药引——如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结子的平地木等等——的寻搜，也使他受尽了中医的愚弄。所以，他在日后表现出来的，对本土传统以及社会不公现象的憎恨与攻击，都变得很可理解了。
如果说祖父下狱事件直接来自权力和权力者，那么，父亲的亡故则与社会和文化有关。这两次连在一起的事件，使鲁迅长期陷于绝望，孤独，以及对所在境遇的质疑之中。在描写鲁迅性格的时候，人们常常说他多疑、善怒，其实是苦难生活预期教育的结果。在生存的斗争中，为了不欺骗自己，他必须拒绝支援，勇于独战。他是固执的，顽强的，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无主名的杀人团，其强大并非出于个人的幻觉，而是经验中的事实，因此他不能不坚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为自觉的弱势者，他在内心充满悲悯之情。周家的败落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从病魔的掌中挣扎至死的父亲，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为贫困所俘获的母亲与幼弟，都是孤苦无告的受难者。憎来源于爱，责任和勇气同样来源于爱。他，一个头生者，除了站出来做他们的保护人，已是别无选择。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坠过程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世界转换的中间地带，他长时期停留在那里，凝视着人类的灵魂，感受着周围的冷漠，麻木和残酷。对于鲁迅，整个少年时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学，同时孕育了他未来的精神倾向与文学主题。
幸福是单调的，惟有苦难深沉而丰富。在短短几年内，鲁迅所经历的一切，实在远胜于一个太平顺民的漫长的一生。
第一章3。十字路口
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母亲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正路”充满厌恶和危惧。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当地读书人最常见的两条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实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这是他所不愿为的。然而，他已自觉长大成人，总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样，自甘堕落为游手好闲者；甚至“破脚骨”；自然也不会抛舍文字，去做那类虽则自食其力却如牛马般惨苦，麻木而忍从的劳动者。他处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胁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说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流言说他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觉得真如犯罪一般。于是，他决计出走。“但是，哪里去呢？”文章回忆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个变动的时代为个人出路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契机。
物极必反。满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最后一样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改革势在必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部压力——从洋枪到洋货——加速了这种来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旨在苟延残喘的变革。从戊戍政变可以看到，即使反动如西太后，血洗了一个政改班子，却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态亮相，可知到了世纪末，历史的时针已经无法逆转。虽然，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见实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方面，则相对宽松许多。这些末代统治者，比起大兴文字狱的先祖来，并不晓得意识形态的厉害。这种无知，正好使整个社会受益。这时，中西学堂出现了，洋学堂出现了，《知新报》和别的报纸以及一些翻译的洋书也都相继出现。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种诱惑。长期遭到禁锢的大脑，从此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绍兴，鲁迅同样可以看到《知新报》，《点石斋画报》，英人傅兰雅编著的《格致新编》等新颖的读物。可以想像，现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文化信息给他带来怎样的骚动。这同他选择洋学堂的道路，即所谓“把灵魂卖给鬼子”是有联系的。当然，他先后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不用交付学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第二年，总办换成新党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新党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于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烟灭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间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此间是1902年。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
第二章4。铁屋子里的呐喊（1）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在一片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权力核心迅速解体；一度达于极度恐怖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起来，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失去权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强制性力量。在权力集团经过多次的分化与重组，建立起北洋军阀政府时，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新型的知识者组成的集群，并开始向它挑战了。
这个新的知识权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学构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学是北京大学，它们都是在1917年前后经过改组，分别由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和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所领导；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无一不是为西方的观念和变革的热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提倡自由、人权、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发动“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以推进思想启蒙。除了陈独秀、胡适两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以及新近来京的周作人等。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学或别的高校任教，他们播下的思想火种，最先在青年学生中间引起燃烧，然后向社会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学生发起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