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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反应相当迟缓。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周围咆哮，他仿佛无所察觉似的，依然平静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痹”和“装死”。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访，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悍将钱玄同，在《〈呐喊〉自序》中记作金心异的。自序这样写道：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吃人。他告诉许寿裳说，中国是“食人民族”，并认为这是关系甚大的一种发现。小说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现实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不吃人的地方，一方面吃人，一方面被人吃，这样形成一个吃人的大罗网。可是，没有人认识到，更没有人想到改悔，“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可怕的是，知道自己吃而且感到惭愧的，居然是一个“迫害狂”！
关于吃人，如果说《狂人日记》写的是抽象的吃，《孔乙己》、《明天》、《白光》、《药》、《阿Q正传》等写的便是具体的吃。孔乙己和陈士成是辗转于科举制度下的两位畸形的旧式知识分子，一个死于众人的麻木和凉薄，一个死于个人的屈辱和自卑，但都是一样死于穷困。单四嫂子的儿子，与其说被病魔吃掉，无宁说被一个无爱的人间所吃。革命者夏瑜死后，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馒头。正如《即小见大》的一篇短文所说的，“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阿Q是死于枪毙的，这个流浪汉，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法，而看客却嫌枪毙不如砍头的好看。《狂人日记》、《白光》用的是表现主义，意识流的方法，《孔乙己》是典型的契诃夫式写法，《明天》相当散文化，可以说是一支忧怨的弦乐，《药》是写实和象征并用的，结尾上坟的一段是一幕哑剧，刻画如同版画一般明细，却极有意味。至于《阿Q正传》，它的结构的丰富性，简直无从概括，既有忠实的历史画面，又有精到的心理分析；既是讽刺喜剧，又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神话《补天》也是写吃，伟大的女娲死后，禁军就在她的肚皮上扎寨，自称是惟一的嫡派。小品《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写的仍然是吃，“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总之，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可敬畏的生命的遭遇，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血腥，死亡，恐怖和阴影。
《社戏》的色调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是独有的明丽。大约这正如一位日本论者所说，因为他写到了月光与少年。“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惟一希望。”佐藤春夫写道，“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末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然而，在另一个写及农村的短篇《故乡》里，这种和谐的诗意消失了。少年的闰土变做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在这里，爱变做了“厚障壁”，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第二章5。铁屋子里的呐喊（2）
散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贫困愚昧的农民，以及凝聚这一切——他们的悲苦与反抗，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刚刚逝去的革命，占据了鲁迅的记忆。至少，与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关的小说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革命，在阿Q那里就是造反，从一无所有到占有一切，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吴妈之类，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实际上，革命党进城以后并没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革命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名的。精神胜利，首次意味着否认事实，掩盖缺陷，譬如头上长着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连“光”也讳，“亮”也讳，甚至连“灯”“烛”都讳了。又如被人打败了，便说是“儿子打老子”，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态度对待实存，因此不可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只能永远停留在表层，生活在大量假像中间，而以一种喜剧的态度上演悲剧。阿Q在枪毙前画押的一节写道：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懵懵懂懂地活着，懵懵懂懂地死掉。革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血肉。阿Q既不能进入自身，也不可能进入社群；既不了解自己作为无权者的权利，没有自觉的政治诉求，更不可能联合众多的无权者去争取这种权利。可以说，中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所谓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众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是只有专制政治的强制力而没有凝聚力的。阿Q以精神胜利而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因而将永远无法改变这现实。阿Q的形象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从黑暗和绝望的套结中挣脱出来了，但是，身上显然保留着深夜的凉意。
随着思想文化斗争的进行，战斗的意气变得日渐健旺。在新文化运动四面受敌的时候，鲁迅主动承担了新文化营垒的另一方面的狙击任务，在《新青年》的《随想录》一栏中做起短评，一以攻击时弊，二是反抗传统，而这两者自然一样是听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即他所谓的“遵命文学”。他把这些短评称为有情的讽刺，以别于“无情的冷嘲”，故结集时，又称之为《热风》。
作为鲁迅的第一个杂感集，《热风》把它的主要的火力投向“圣武”，即中国专制政治的传统。许多罪恶的、畸形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缘此而来。最高统治者在生前极力谋求“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死后还要保存尸体。尤其致命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的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这样，中国历史就只能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没有理性，没有主义，只有“刀与火”。大一统与暴力，形成了自大与好古的国民根性。自大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没有个人的自大。好古的文化心理，集中体现在国粹家——种子一直延绵至世纪末的“国学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维护传统偶像，突出的如林纾、刘师培、吴宓等人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言论，以及一些充满僵化、陈腐的、正统观念的“含泪的批评家”对新生的机运的批评上面。此外，鲁迅极其敏锐地在社会观念转型时期发现“二重思想”论者并予以抨击，以后对种种骑墙主义、机会主义的揭露，都是反对“二重思想”的延长。所谓“二重思想”，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表面上的办法是折衷，调和，实质上仍然是“现在的屠杀者”。鲁迅立足于“保存我们”和“保存现在”的观点，以做“有主义的人民”相号召，说：“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如果说《呐喊》是记忆的，虚构的，独语的，那么《热风》便是现实的，战斗的，宣言的。鲁迅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层阴郁的气息，而这些随感，则是火焰般鲜明地跳跃着的，它们具有思想者的睿智，如蒙田、尼采一样的东西，但是，又因为死灰的长久的积压，而自然地带上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的一种庄严的、沉着的、悲壮的东方风格。收入另外一个集子的一篇写于同时期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重复写道：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被许寿裳称为介绍欧洲最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的鲁迅，是一直重视翻译，并且把它同创作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把翻译当成创作的，本意在表达自己，而不仅在于观念和形式的引进。此间完成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文，以及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都是这样。
小说中的绥惠略夫是俄国的革命者。他从被判处死刑的途中逃了出来，躲在彼得堡城内。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世上的幸福者固不待言，连“不幸者们”竟也反过来帮助政府追捕他。他逃向一家大剧院，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终于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向剧场中的观众——他一直深爱着的人们——开枪。在他的意识中，有一段关于爱与憎的个人独白：
……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因为再没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人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给他的切近的人了！
在鲁迅那里，其实同样存在着这种个人与社会，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爱与憎的内在紧张。当人生的悖论逼迫他解决而又终于无法解决时，便使他一度陷入彷徨的境地中去了。
第二章6。彷徨时期（1）
五四运动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随着党派性的介入，以及工农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开始改变它的独立性质。从著名的知识领袖到广大学生，不是参加政党，投身实际政治，便是逃避社会，自囚于宁静的校园，踱进研究室里。启蒙运动很快地成了历史的陈迹。《新青年》的命运，很可能说明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杂志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力主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性杂志，后来果然也就成为党刊了。编委胡适等持保守态度，主张“不谈政治”，保留杂志原来的学术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