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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
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许广平认为，这时，最重要的是争取教员的支持。为此，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
一直留在壕堑里的鲁迅，是继续进行他的“散兵战”呢，还是带头加入集团的战斗？
3月间，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鲁迅，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问道：“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拔一个在痛苦中陷溺的灵魂。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许广平。
从此，他们开始频繁的通信。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除了在《野草》中作过诗性的笼统的描画之外，极少明细的剖析。然而，在自称为“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面前，却招供般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她，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
4月12日，许广平约同同乡同学林卓凤一起，第一次到西三条“探险”。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喜剧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校内的冲突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鲁迅的介入是迟早的事，何况这中间有一个许广平。就在许广平等被开除的次日，鲁迅在他的《忽然想到》的文章中加写了一篇，明确表示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还强调指出：只要青年如此坚持下去，则“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代表学生自治会与鲁迅联系的是林卓凤，她递过公函，鲁迅阅后当即答复：准于参加自治会召集的师生联席会议。
鲁迅知道，这场斗争是艰难的。在学生一方，即使有人站出来为之说话，写文章，都是不中用的；而权力者无论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作为弱势者的一分子，他是不满这种现状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即表示说：“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当他决心介入女师大斗争，过往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官吏生涯告诉他，对付眼前的压迫者，仅仅依靠勇气是不够的，仍须具备健全的理性，富于策略的变化。在团体这一面来说，他认为，应当重视斗争的合法性。为了不致授人以柄，即使深知教育部是杨荫榆的靠山，他仍然替女师大学生草拟了一份《呈教育部文》，披露杨荫榆“尸位素餐，贻害学子”的言行，要求“迅予撤换”。此外，他还构想了一份集体宣言，以教员联名的方式，在《京报》发表，以扩大舆论的影响力。至于个人行动这一面，他更为集中地写作杂感，狙击来自官方的“软刀子”。这些文章，除了在他参与其中的知识者的同仁刊物《语丝》，以及由他的学生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之外，还登在他亲自组织和编辑的青年刊物《莽原》上面。以他的个性参加集团的斗争是不得已的，好在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一致的意见也是个人所愿意服从的。他喜爱的斗争方式是个人的，可以充分体现自由意志的；写作杂感便是最合适的方式之一，所以，写起来也特别地得心应手。
第三章9。旋涡中（2）
5月在青年学生的生命周期中有一种魔咒般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血液就会因应一个神秘的声音而狂暴地奔腾起来，不可遏止。五四风暴沉寂了几年，到了1925年，突然在上海出现。虽然运动的性质有所改变，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仍然是强大的。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集合了2000余人，到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迫害工人的罪行，反对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提案，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拘捕。下午，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外，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到一起，要求释放学生，结果被打死11人，重伤15人，被捕50余人。史称“五卅惨案”。血的教训，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后开始北伐。
整个北京都感受到了南方力量的冲击。这时，杨荫榆决心以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甚至不惜毁灭女师大。她一面解散学生自治会，一面要求警察厅派警察进驻学校。8月1日，在杨荫榆亲自督领下，武警100余人雄赳赳开进校门，把守要道，停止伙食，实行严密封锁。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率领学生，坚决反抗。下午4时，杨荫榆指使武警强行驱逐和殴打学生，有十多个学生扑倒在泥水中，仍不屈服。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此情势立即逃离现场，但是，警戒线一直没有解除。在学生的要求下，许寿裳、鲁迅等教师到校值夜，以堵塞校方散布的流言。3日，杨荫榆发表《女师大启事》。女师大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有消息说，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呈请停办女师大，引起女师大学生的高度警觉。她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校务维持会，发布“驱章宣言”，散发声讨章士钊的传单。为了防止学生运动的蔓延之势，教育部正式颁布“停办女师大”，并决定在女师大原址另行筹建国立女子大学。与此同时，章士钊秘密呈请段祺瑞，下令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
8月19日，在武警的护卫下，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领了十余个部员来到女师大，强行宣布接收。但是，一连几天，在一群青年女学生的顽强的抵制之下，强权和阴谋都无法得逞。22日下午，刘百昭组织了一支更庞大的队伍，混杂了部员、巡警、茶役、老妈子，分头蜂拥而入。他们奉命行动，每十多人挟持一人，强拖出校。学生一个个挣扎着被捆塞到十多部汽车内，然后，一起拉到女师大附设的补习学校禁闭起来。这天，学生受伤多人，失踪七人，是在风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当女师大被迁走之后，章士钊随即在原址改设女子大学，任命镇压学生运动有功的胡敦复为校长，亲自起草《整顿学风令》，由段祺瑞发布全国。整个教育界笼罩着一片恐怖。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鲁迅虽然不无忧患，但是，在斗争的推动下，仍然表现得十分亢奋。他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开会、联络、奔走；还要写作，编辑，讲课；还要提出诉讼，同司法兼管教育的“老虎总长”打官司。余下的工作便是：看病，吃药。他决心带着病痛，同这个邪恶的世界周旋到底。
在维持会主持下，女师大师生在宗帽胡同租了一些民房做临时校舍，于9月同北京各高校同时开学。11月，北京数万工人学生发起大规模示威运动，游行队伍接着冲击段祺瑞、章士钊、刘百昭等人的住宅，放火焚烧晨报馆。一时间，大小官员纷纷逃遁。女子大学当局及部分职员以为“革命”来了，也随之溃退。对女师大来说，形势变得十分有利，在女子大学学生的配合下，全体师生胜利举行了复校运动，女师大校牌挂起来以后，次日即开招待会，向各界报告复校经过；接着，选举校务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为校长。这次选举，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校长民选”的先例。此间，鲁迅曾为一张学生集体照题词；文中引用了两句古诗，曰：“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紧接着，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鲁迅的复职令，平政院也通过了议案，算是“平反”了。然而，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但没有因此收敛锐气，反而变得更加好斗。他不会轻易转移他的斗争目标，那就是：政府。
正当女师大学生为她们的胜利斗争欢欣鼓舞时，一个意外的打击，使她们一下了完全陷入黑暗里。
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等交战，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中国的利益，于12日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并纠集辛丑条约中的各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8日上午，北京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悬书写“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的血衣，气氛十分壮烈。会议通过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公使，成立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后，组织了一个两千多人的请愿团，高呼口号，直奔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由于面对的是专制反动、野蛮的政府，因此，希望和平对话只是一种幻想，流血冲突是必然的。当天，被枪杀的学生群众就有47人，伤200余人，构成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天，许广平原来是计划参加请愿的；出发前，把替鲁迅抄的书稿送到老虎尾巴时，被鲁迅留下来了。鲁迅始终认为，一个政府，如果真的是国民的代表，原也无须请愿；如果不是，请愿又有什么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他想不到政府的手段会是如此凶残。噩耗传来，死者中竟有他的两位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使他感到了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悲痛，致使一篇刚刚开头的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文章以另一种内容续写完成。在最后一节，他写道：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它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话，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第三章9。旋涡中（3）
写完，他特意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他要让自己，以致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个日子。
政府一面穷凶极恶，一面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宣布死者为“暴徒”，请愿为“暴乱”，枪杀学生自然是“平暴”了。除了歪曲的新闻报道之外，一群聚集在《现代评论》周围的文人学者也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散布流言，污蔑群众和青年学生，说是“自蹈死地”。其实，自女师大事件以来，这批被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便一直与章士钊、杨荫榆等沆瀣一气，说“闲话”，放冷箭，甚至公开与学生为敌。尤其是陈源，他的《西滢闲话》，可以做为官方喉舌的代表。鲁迅与他们之间的缠斗，耗费了不少心力，但也因此留下了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许多篇章。收进《坟》的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关于革命历史的经验性总结，但明显的是为面临的现实斗争激发而写的。如果说“痛打落水狗”的公式带有隐喻性质，那么，他在这个时期中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