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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遗产”显然是指朱安。关于“遗产”的处理，她又说：“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里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至于所谓的“牺牲”，许广平明确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说：“天下断没有人而肯甘心被人宰割，换言之，这一方出之爱护，那一方出之自动愿意，则无牺牲可言。”这样一来，鲁迅心上的疑云便全然消散了。对于许广平的决心和智慧，他深为感佩，不禁说：“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此间，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发出的聘书，鉴于厦大环境的恶劣，尤其是与许广平的关系的深入发展，如他所说，有了“害马”做“保镖”，所以通知了校方，提前考试，并辞去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南下。
鲁迅的离校，使厦大变得十分紧张，风潮随之而起；同时，演讲送别饯行，又多少显得有点热闹。行前的鲁迅却是从容得很。当他应了泱泱社的邀请到南普陀西南门的小山岗上照相时，还特意挑拣了一座许姓祖坟做背景，单独地照了一张，说是要将照片印到即将出版的《坟》里去。下午，他立即写信告诉许广平道：“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
此刻，他的心里，已为“跟踪”的神秘的快感所充盈……
第四章12。革命策源地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立刻陷入工作和人事的漩涡之中。
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在一个日趋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自然成了左派和右派势力共同争取的对象。政治是一道铁幕，如果不是从事实际操作的人，往往幽冥难辨。虽然此前许广平的观察结果会给他的政治态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总体上，鲁迅对广州的变化并不乐观。这是一个“红中夹白”的革命策源地。他是抱持着一个既定的价值原则来看待眼前这一切的，无论名目是什么；因此，比较时下流行的观点，就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2月18日，鲁迅应邀到香港青年会讲演，许广平随行担任翻译。他的讲题是《无声的中国》；次日，又代替孙伏园讲了一回，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讲演，都是针对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而发的；他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于中国是极其有害的，现在应当是舍掉而求自由生存的时候了。
他说，我们中国已经哑了，死了。青年们首先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这个声音，就是“现代的声音”。他阐释说，现代性就是世界性，要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因此是不能强调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这样实际上是退回到老路上去，唱“老调子”。“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他特别指出，“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怎么办呢？只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了古人，抛弃了老调子，也就是说，彻底背叛了侍奉主子的旧文化，甚至不惜使用“激烈”的方式，“危险”的方式。言下之意，当然包括革命在内了。
这两个讲演，在香港，自然被视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
开学之后，鲁迅就加倍忙碌起来了。他讲授的课目是：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还有不得已被套上的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头衔所带来的行政事务，弄得他简直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只好感叹说：“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玩笑啊！”
即便如此，他仍然关心着校园之外的整个社会的改造工作，设想着怎样在一个没有文学社团，没有文艺出版物，也没有像样的文艺书店的文化沙漠中开辟绿洲。最先，他打算同创造社的出版部联合起来做一点事情，挑拨一下空气，因为创造社的元老们都雄赳赳地革命去了，结果合作不成。他以有限的资本，独力开设了一家“北新书屋”。五个月以后，不但没有赢利，还亏损了近百元，只好关闭。
革命与文艺一直占据着他的思考的中心。他写下《黄花节的杂感》等几篇文章，做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数次讲演，以革命和文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这倒是很特别的一种方法。
以革命的眼光看文学，于是有了“文学无用”论。一者，权力可以打杀文学。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二者，革命也可以成为一种霸权，迫使文学起宣传的作用而取消了审美的功能。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因此，如果要说革命对文学的关系，首先就是对人的影响，使之成为“革命人”。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谈到文学时，他多次强调写作的真诚，这种自然流露的文学是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现，但于革命，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力。在这里，他是一个艺术本体论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惟美倾向。
倘以文学的眼光看革命，他认为，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但是，这也是革命前的文学现象，及至大革命的时代就没有文学了。因为文学创作是需要余裕的。革命成功以后，有两种文学，一是歌颂革命的，是新制度的讴歌，再就是旧制度的挽歌。而现在是既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由此他就证明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
什么叫革命呢？在鲁迅看来，革命可以有“小革命”和“大革命”之分。所谓“小革命”是指一般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而“大革命”则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弱小者对于压迫者势不可遏的反抗。其次，革命并不排除暴力，但是仅仅逞使武力不足以言革命，仍须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而且这是更长久更艰难的工作。三、革命是自觉的社会行为，“奉旨革命”是不能算作革命的。四、革命是以革命者对革命的信仰为基础的，但是革命愈到后来，往往愈不革命；因为当队伍变得浩浩荡荡的时候，革命精神便将转为浮滑，稀薄，或者竟至于消亡，再下去便是复旧了。鲁迅以佛教中的小乘大乘为例，他是以坚苦的小乘教为真正的佛教的。革命也一样，坚苦的进击者是很少的，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即使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和革命毫不相干。五、革命必然有牺牲，害怕牺牲的革命者是可疑的。六、但当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已为大家所忘却时，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无止境，是因为革命精神在未来的时间中，得以不断的延续。可是，精神是需要培养的，而且在生长的途中，不能耽于玩赏而攀摘它的花果。然而，他在革命策源地所见的恰恰如此。所以他很感慨地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总之，他认为，革命策源地也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的，正如他在《在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个著名的讲演中所说。
对于过去的论敌，走狗文人，正人君子，现代评论派的南下，鲁迅是耿耿于怀的，总认为是革命的不吉的征兆。其中，尤其是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个小说《眉间尺》，开篇就让一只被击落水的老鼠露出它的红鼻子。“红鼻”在他的信中，正是顾颉刚的别号。在他获悉顾颉刚前来的信息之后，当即确定“鼻来我走”的方针，并及时通知校方。小说的主题是复仇，而黑色人则分明带有自况的味道。通篇燃烧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它表明，在这个不公的世界上，是必须有人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去替弱势者复仇的。
大约为了随时可以因此辞职离校，故而同许寿裳、许广平一起，租赁了白云楼26号2楼的一组房间，及时搬出了中大的宿舍大钟楼。
第五章13。被梦境放逐的人（1）
国共合作破裂。
4月12日，大奢杀——鲁迅称作“血的游戏”——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在4月15日当天，广州的李济深等也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出动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解散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发布命令“清党”，清除异端，一方面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凌晨。中山大学被包围。宿舍楼的每一层，都有“树的派”的头目带领武装把守，搜查，捕人。气氛十分恐怖。
鲁迅闻讯，匆匆冒雨赶来参加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鲁迅郑重表明，对于学生的被捕，学校是负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出面担保他们。而且，人被抓走也总应该知道原委，他们犯了什么罪？仅仅宣布一个事实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建议，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对于如何处理学生被捕问题，他与朱家骅的意见是对立的。朱家骅认为，学校是“党校”，因此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干预政府干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运动，质问道：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而这种情况，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是了解的。作为过来人，为什么到今天会把这些全给忘了？为什么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辩解说，因为时局不同，当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如此一来，有何话说呢？他只能说：现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不能再走老路。
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再次重复了一通“应该对学生负责”之类的话，而会议也就匆匆结束了。
回到白云楼，悲愤之余，他决定辞职。
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式提出辞呈，与此同时，许寿裳和许广平也一起辞去了各自的职务。
关于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不无关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鲁迅和谢玉生给编者的信；透露了这一消息，结果引出顾颉刚写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鲁迅认为这是利用“党国所治”的一种恐吓；于是复了一信，因为顾颉刚未曾实行，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编杂文集子时；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插了进去。大约因为这是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故事；所以不愿轻易从此遗忘的罢。
辞职之后，鲁迅更是深居简出，简直成了现时代的一名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表面上看来，他也确乎算得是“大隐”了，然而竟没有一点隐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搅缠在一起的痛苦，愤怒，焦灼和无耐。当此时刻，他想离开这个血泊而不能；只好暂且整理一下旧稿，借以排解内心的芜杂。
一是《野草》。编完后，他写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临到结末，则有一种决死的悲壮与昂扬；像这种情辞激切的文字，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