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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服的还是洪晃的鸟语。且不说她为我翻译的几篇文章，老外读起来如同用英文写的，只说一个六月天，洪晃和小平约我一起开车去锡林格勒草原，原来洪晃和另外一个香港小子合伙在那里买了一个牧场，每年夏天都去骑马。上了车才知道，那个香港小子是个黄皮白瓤的“香蕉人”，中文只会说，你好，请坐，谢谢，和我的英文水平相当，完全无法交流。一路上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小平又是个只管开车不善言谈的人，如果任洪晃一路和香港小子说鸟语，我不是要闷死了，就使劲在他们的鸟语中捣乱。洪晃无奈，说帮我们翻译，我们说什么，她翻译什么，于是我们人语加鸟语一路嬉笑怒骂，前仰后合，乐不可支。“那小子”大名叫梁国辉，我听起来和一个香港电影明星差不多，他说那个明星叫梁家辉，他是“国”别人是“家”，是他的大，而且他的屁股比梁家辉的好看。我说没看过怎么知道，他说你总看过梁家辉的（《情人》那个电影里），我说没有比较还是不知道……我们完全忘了有语言障碍，洪晃翻译了语义，更传递了语感，等到了锡林格勒草原，我和“香蕉人”在互相的眼中都生动起来，老熟人一般，洪晃的鸟语不由得你不服。晚上我们在一个大蒙古包里吃烤全羊喝酒，说起我们做展览找钱很难，说得很严肃，有点不好玩了，洪晃和梁国辉就联手攻击我，说搞钱的事不可太清高，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像妓女一样卖点什么。我说自古“笑贫不笑娼”，这方面倒没有什么道德障碍，只是做妓女也需要有技巧，梁国辉说做妓女不需要技巧，张开腿就行了。洪晃把这句话翻译过来的一刻，我的拳头已经打到了梁国辉的背上，他俩得意地大笑不止，我最终说不过这两个混蛋，只好认输。洪晃说这是你第一次认输吧，这一来，他俩就更得意了。尽管认输并不等于我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我必须承认，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有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第二天骑马，真正的跑马，洪晃和小平是老手，我是第一次，而梁国辉有朋友骑马摔死的惨痛经历坚决不骑，还摇头晃脑地说我疯了。洪晃怕我摔着，给我挑了一匹老实的母马，又把她的头盔给我戴上，她给我系头盔带子的瞬间，我忽然体味到“姐”的感觉，一丝暖意从心底缓缓升起。洪晃和小平的马都骑得很好，只是小平的酷有点外在，跑起来神采飞扬还频频挥手，像当时满街的“万宝路”广告中的西部牛仔。洪晃几乎和马融成了一体，只见身影不见表情，像个特技替身，帅得很含蓄。我的马很慢，一路小跑，完全像散步。梁国辉始终步行，最后走得大汗淋漓，脱了光膀子，显得很健壮，后来我们一直叫他“香港马”……那种玩的感觉想起来真是神清气爽。
后来，洪晃接管了《世界都市》杂志，开始忙了起来，吃喝玩乐的时间越来越少，洪晃偶尔给我打电话也总是说杂志的事。洪晃的脑子很灵活，常常有很多新奇的点子，雄心勃勃地想把这本时尚杂志做得不流俗些，所以也约我这种不时尚的人写稿，给我很高的稿费，并一再叮嘱要通俗。我应了几回景，很吃力，才知道通而不俗原本是件很难的事。再后来，洪晃的公司越做越大，洪晃做了什么O，洪晃的能量很大，而且是网状思维，一心可以多用，几十个头绪一起上也忙而不乱，统领一个公司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洪晃忙得见不到人影，偶尔给她打电话，总是秘书小姐客气地说洪晃在开会，洪晃出差了种种，越来越不好玩。最近，洪晃自己开始抱怨如此忙碌实在没意思，住在上苑，每天往返几十公里太累，于是又在城边租了一处大厂房，做成了新家。在美国文化里长大，住厂房改造的LOFT是梦想，如今40岁，梦想成真，洪晃无限感慨。小平是装修设计的高手，这个家的味道很特别，像是一个专门为朋友聚会创造的前卫、好玩、宽敞、舒服的环境。于是洪晃开始在家里大搞聚会，我自然又坐到洪晃家的餐桌上蹭吃蹭喝，渴望昔日相聚的美好感觉重新流回到心中。
这么多流水账，大约也看明白了，我和洪晃最愉快的相处方式都是这些吃喝玩乐的琐事，很像人们通常说的“酒肉朋友”，不同的是，我们交换的是许多不实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诸如忘记身份，不装孙子种种。我们大多数的相聚发生在洪晃的餐桌上，看熟了她的聪明、幽默，甚至温柔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偶尔在公司看到洪晃小眼吧差也没有胡子还对别人吹胡子瞪眼，深感陌生。尽管我知道事后道歉是洪晃惯用的手段，或许统领一个公司需要一些非民主的方式，又或许我这个为了不被人管甘冒没饭吃的风险自我放逐十年的自由职业人，已经不能了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苦衷，但打一巴掌揉三揉不厌其烦地使用很容易失效，颐指气使被情绪支配也毕竟不是上乘的驭人之术。不愿在公司看到洪晃，在我的潜意识里，大约是回避有可能不喜欢的洪晃的一些方面，我知道面对朋友我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尤其是看重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洪晃的朋友关系是不完整的。我们也曾试图扩展其他的关系，比如一度合作过，很失败，最终又都退回到原处。洪晃大概嫌我太死板，没有配合的机动和默契，而我不能容忍她为什么放着朋友的优惠不用，却用些旁门左道的歪招。或许，生活环境、教育背景乃致气质性格的不同，并非交友的大碍，但要超越不同的价值观亲密交往，恐怕只能退守到没有实用性质的酒肉朋友的底线。然而，洪晃这个酒肉朋友给我带来的放松、愉悦、舒服、亲密，还有相互欣赏的快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对此我心中充满温情和珍视。
顺便说一句，我见过的洪晃的朋友中，最喜欢刘索拉，聪明、幽默、率直、不装孙子，当可视为同类。六千多字，超额完成任务，可以交差了。
生活第55节 母狗制作
刘索拉和宁瀛
今年春节我去拍电影了。
开拍之前我以非常轻松的口气，满是“无所谓”和“凑热闹”的态度向每一个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宣布了这个消息，虽然我表面有点搞笑和瞎胡闹，可是我心里却非常严肃地意识到：也许，我离“出门就得戴墨镜”的生活不太远了。
在公司的年度总结会上，我已经心不在焉，只是在管理人员卡拉OK聚会时有意识地多唱了几首歌，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觉得这和我未来的职业可能有关。开拍的头一天我非常认真，按时来到现场，第一天只有我一个演员的戏，其他演员还在家里过春节。这是我和导演沟通的好机会，我为此在脑子里存了几个小帖子。
导演终于来了，看了我一眼，说：“来啦，别愣着，快去化妆。”
为了让非专业演员（就是我）更容易地找到戏的感觉，导演决定按照剧情顺序拍摄。第一场戏是我起床。我穿着舒服、宽松的睡衣躺在床上，傻呵呵地看着周围一堆人忙来忙去，这时，导演过来跟我说：“你闭上眼睛，找找感觉。这场戏很简单：你醒了，没睁眼，先摸一下身边，发现丈夫一夜没回家。”
“嗯。”我很乖地答应着，然后把眼睛闭上，开始蕴酿情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声怒吼：“你怎么睡着了？！还打呼噜！”
是点点介绍我认识的刘索拉，索拉介绍我认识的宁瀛，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聚会到半夜一点多，第二次到凌晨4点，大概不到第五次就决定要作一个Bitch Production，所有的事情我们三个bitch包了。
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么一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情，出点子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大家都打退堂鼓，太麻烦了。所以我参与的这种讨论大部分就都停留在想法阶段。我没有想到宁瀛是这么认真的人，做事特别麻利，在我们瞎胡闹到天亮以后没多长时间，她的故事梗概、拍摄计划、场地、人员就都搞定了。宁瀛作决定的速度和信心是我非常佩服的。我是那种优柔寡断，三分钟一个主意的人，大部分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宁瀛完全相反，我介绍她用我妈妈家作场地，她去看了一回就说史家胡同51号如果不拍电影就糟蹋了，然后就拍板定了。我和妈妈都被弄得措手不及，剧组是个有强大破坏能力的团体，我一不留神带回家了。
索拉的风格和宁瀛完全不一样，她没有任何计划、秩序，只有用不完的、上好的灵感。我没有见过任何艺术家比她的感觉更加到位，其数量、质量和速度都是惊人的。看她发挥的时候，我有被一架B…52轰炸的感觉，灵感劈头盖脸就过来了，让你无法躲藏她的智慧。我向来认为我是个聪明人，别人说什么我都接得上茬，只是到索拉这儿我有点紧张，她太快了。不管在生活还是艺术上，索拉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她把自己的艺术灵感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朋友的项目全部奉献出来。我参加过一些策划会或者类似的艺术家聚会，大部分人都是有保留地参加，他们都很在乎自己的灵感，怕别人偷自己的创意，特别是朋友。索拉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对于她来讲，这不是奉献，这就是她的生活。
拍摄的准备工作似乎很顺利，而最后碰到的难题是演员自己。宁瀛的理念我能够理解，她认为40多岁中国女人的经历是这个世界找不到的，因为她们在前半生感受了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变迁，电影的故事梗概不过是个骨头架子，而其血肉是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是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是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角色，两者如何吻合，这种技巧对于专业和非专业都是挑战，不管谁都会有心理障碍。我们的一些伤感和困惑正是我们想隐瞒和忘却的，在摄像机前面演自己和脱光了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暴露的是躯体，另一个是灵魂。
拍电影不好玩儿
“你头再抬一点。”导演说。
“这样吗？”拉拉毫无感觉地摆了一个姿势。
“不行！你给你自己脸上找点光！”
拉拉随便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脑袋又往影子里面钻了两寸，然后嘻皮笑脸地看着导演说：“是这儿吗？”
导演几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作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X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拒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持，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阴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生活第56节 刘索拉说洪晃（1）
刚到美国时我曾听说过洪晃，但是一直不认识。在一个杂志上见到她的照片，笑得特开心，过得挺得意，是党培养的红色留美学生。对于我这种自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落户来说，一看到她那得意模样我就翻页，内容不要读。后来回国后通过点点才见到洪晃，一见面，被她的大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