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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他通过所谓“民族革命同志会”，集中旧的封建势力，打击进步势力。这年6月，阎把他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到古贤村开会。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把其真意说出来：“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完了。所以给你们预先开一个追悼会。”他深恐所谓“正规军”军官不懂得运用政治进行反动活动的方法，特选了一批反动的政工人员到各军、师担任政治主任，控制各级军官，用反动理论麻痹青年军官，仇视新军（决死队），制造“正规军”与“决死队”之间的矛盾。
12月23日，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发出了“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准备妥协投降日本。当他得悉“东方慕尼黑”正在加紧策划时，便说：“天快下雨（和平妥协）了，我们也要赶快准备雨伞。”当时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等于要他投降日本的日阎双方谈判条件，他亦准备接受。在遭到山西共产党领导人薄一波的严厉驳斥后，才未采取投降行动。
在日军政治诱降策略的引诱下，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1939年3月，他在宜川县秋林镇召集所属师长、独立旅长、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军政官员会议（亦称为“秋林会议”），其目的是为他准备降日制造舆论。会上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为“二的哲学”、“惟中哲学”。他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存在就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高喊要“无条件的存在”，“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在会议上，新军和旧军（正规军）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与摩擦。阎对“决死队”的负责人劝其“不应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成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大为不满，说：“我们是讲对错，不分左右。十五的月亮是中，是对，过与不及是左是右。今日中国，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不要找上旬或下旬之右或左。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求抗战的十五月亮，更进一步求复兴的十五月亮，才是今日对错的标准”。他早已视“决死队”为投降的最大障碍，把“决死队”污蔑为“叛军”，实行讨伐。会后，他迫不及待地传见各区军政人员和“公道团”系统的人员，分别安排摩擦斗争。同时，在“牺盟会”、“决死队”和比较进步的专员、县长中间进行争取和分化。随后，又组织“突击队”、“精建会”等许多反动团体，散布谣言，破坏决死队，打击“牺盟会”，使新、旧军摩擦一天比一天大。10月，他授权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把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找来授意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的合作，我晋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消灭“决死队”、“牺盟会”，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他在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后，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人的坚决抵制。
第10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0）
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1日，他下令“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向同浦路大举进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当“决死队”第二纵队韩钧正在动员执行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向该纵队进攻。在日、阎两军包围下，“决死队”第二纵队实行自卫，一面与日军进行肉搏，一面抵抗阎军，经殊死战斗，突出重围，转入晋西北、晋东南地区。与此同时，在晋西北方面，阎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放弃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向“决死队”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为接应“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纵队，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分左、右两纵队，向赵承绶和郭宗汾两军进攻，将其击溃。在晋东南，决死队第三纵队也遭到日、阎军的夹击。这次事变，虽然粉碎了阎锡山消灭“牺盟会”、“决死队”和“暂一师”的阴谋，巩固了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由于阎锡山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1940年夏，他在吉县克难坡秘密会见日军特务大矢，并派遣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同大矢到太原，通过汉奸苏体仁等与日军取得联系。同时，将所俘日军二人由其族孙阎立仁秘密护送至太原，表示对日诚意“合作”；日军也从孝义县属兑九峪镇撤出，交阎接管，作为愿意“合作”的表示。刘迪吉、苏体仁根据阎的电报指示，与日军达成协议：（一）日军协助阎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二）阎军各高级军官的住宅财产，日军完全交还；（三）日军在中条山发动战争胜利后，阎锡山即可向太原前进。后来，日军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到了太原，表示只要阎锡山投降，要什么给什么。
同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属之白壁关，按其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参谋长楠山进行谈判，要求日方先给予武装30个团。次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按照前次初步协议：“阎、日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并商定“防御进剿”任务。6月，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交阎军接管，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8月11日，赵承绶同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第一步，日本为阎装备50个团，阎将吉县小船窝渡口让给日军，并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晋中十县政权交给阎接管。第二步，阎进驻太原，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再为阎装备50个团。第三步，阎进驻北京，日方将华北政权交阎，组织“华北国”。10月，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细则。概略内容是：（一）双方部队避免冲突，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成立办事处，以资联络。（二）交换物资。（三）交换情报。阎、日双方驻当地部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情报。（四）兵员征募，由山西伪省长苏体仁负责，命令山西所属各县征募。（五）武器由日方分期筹划，并为了阎军的急用，先拨给步枪1000支。（六）粮食由伪省长苏体仁拨给。（七）经费2000万元，由日方拨发。（八）新装备的军队，营以上各部，均设日方教官。
当时，阎锡山避居吉县古贤村。协定签订后，他紧张地进行回太原的准备工作。
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长王世英会见阎，与其长谈了三个多小时。王世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详细的分析。阎也想乘机摸八路军的态度，他问：假如蒋介石投降，你们怎么办？王世英坚定而明确地回答说，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谁要投降就打倒谁。这次谈话，虽然未能使阎放弃降日的打算，但亦使他有所顾及。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人们都私下议论，八路军的代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真对！阎锡山在9日的朝会上也无精打采地宣称：“这次时局的变化，实在没有料到……”对降日才暂缓行动。但在日军逼迫下，他又把什么“生存”的问题提出来了，并诡辩说：“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次年2月，日军为了逼阎投降，扬言要进攻晋西。他感到“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乃于4月初发动所谓“晋西大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部下每打死一个日军给赏洋100元，并给士兵娶老婆，企图鼓舞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根据过去老经验，对阎军十分轻视，公开扬言：“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顶一顶军帽就吓跑了。”结果日军与阎军在孝义县苏宋庄、汾城县华灵庙作战中受挫。日军后悔不该逼阎过急，于4月2日派人邀阎到太原谈判。阎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对赵说：“阎锡山把中国人都骗遍了，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提议内容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与中国的方针等等。
第11节：地方军阀大结局（11）
日方提议内容：（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阎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政权，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支；（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因阎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脱离蒋政府和降日，须再加考虑，会谈未获结果，日方将联币、枪支原物带走。日军见阎的态度已发生变化，不肯就范，便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军发动进攻，在晋南消灭王乾元一个军。但阎驻太原、汾阳、临汾的办事处，仍与日军继续联系，一直到日本投降。
阎、日“安平会谈”后，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展，日军感到交通线无力维护，各个据点不断被八路军摧毁，曾向阎驻太原办事处表示：“我们在作战方面，比较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实在无法应付”，“现在不妨重来一个政治、经济的试办合作”。并于1943年秋，正式提出此项合作办法。阎锡山同意这个办法，于次年派出一批人到太原，由日伪政权委任为局长、县长、县保安团长，配合日军对人民进行残酷屠杀。1945年夏，阎又与日军勾结。派遣人到太原，准备担任日伪厅长、道尹等职，以备加强对八路军的抗拒。日本决定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阎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等，在孝义县的瑶圃密谈，向日方提出“寄存武力”的问题，企图借助日军武力，作反共反人民之挣扎。
四、铁心肠疯狂反共“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阎锡山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在其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五天，在孝义开了一夜的军事会议，部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同时，派赵承绶赶到太原，与日本山西派遣司令官澄田目来四郎商定：日军在原地堵击八路军。如八路军接收太原，由阎日双方共同负责。阎随即调集五万兵力强占太原。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返回太原。当晚，他就委任大汉奸苏体仁等为高级顾问，汉奸省长王骧等为高级参议。次日晨，他在太原市各级机构的大小汉奸召开的欢迎会上，竟反复强调：“行者”（由晋西回来的人民）、“居者”（当汉奸的）一样有功。要精诚合作，紧密团结，高举枪杆，共同对付共产党。
与此同时，阎锡山任意践踏同盟国订定的受降办法，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5000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3000余人，编为六个大队。为了安定战俘，他一面加以利诱，对留用日俘晋升两级，薪饷加倍发放；一面又提出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加以拉拢，他对日俘说：“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