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凡事皆有其理由，也许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既无先见之明，也不了解其中原因，但假以时日和耐心，一世都会真相大白。
这就是凯瑟琳案例的情形。我初见她时是一九八0年，她二十七岁。她因焦虑、恐惧和痛苦的侵扰，终于踏进我办公室寻求帮助。虽然这些症状自她幼时起就如影随形地跟着地，但近来却更加恶化。她因每一天都觉得情绪麻木、无法正常作息，而处在一种低潮、沮丧的状况。
与她那时生活中的混乱相反，我的生命是一帆风顺，有美好的稳定的婚姻、两个小孩，及蒸蒸日上的事业。
从一开始，我的生命好像就在直线上前进。我在一个呵护备至的家庭中长大，学业的成就不太费力就得来，在大二那年我即立志要成为一个心理医师。
我在一九六六年毕业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然后进耶鲁大学医学院，七0年拿到医学博士。在纽约大学贝列弗医学中心实习后，转到耶鲁完成精神治疗的住院实习。结束后，我受聘到匹兹堡大学教书。两年后，我转到迈阿密大学，领导精神药物部门。在那段期间，我在生物心理治疗领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大学教了四年后，我身为心理治疗系的副教授，并被派为迈阿密一家教学医院的心理治疗科主任，那是，我已发表了三十七篇有关心理、精神领域的科学性文章。多年的有纪律的研究已把我的心智训练成科学家和医生的思考方式，把我往专业的保守主义窄路上推，我不相信任何不能以传统科学方法证明的事物。我知道全国各主要大学都有灵学研究在进行，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些对我都太遥不可及。
然后我遇到了凯瑟琳。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做传统心理治疗，想克服她的症状。当一无所获时，我尝试用催眠法。在一连串的催眠治疗状态下，凯瑟琳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她同时也能做管道，传达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透过她，我知道了许多生与死的秘密。在短短几个月内，她的症状消失了，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平静。
我的背景中，对这种情况简直一无所知。当讯息一点点地揭露出来，我感到全然讶异。
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它不是人类心智可以了解的，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想像的范围。也许，在催眠下凯瑟琳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潜意识储存的前世回忆；也许，她能捕捉容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它是我们周围的能量来源，包含了人类全体的记忆。
科学家开始找寻这些答案。我们做为社会的一分子，在这些研究中都可大大受益，它将解开我们心智、灵魂，死后延续的生命种种谜团，及前世经验对我们今生行为的影响。显然的，歧见很多，尤其是在神学、哲学、心理治疗和医药的的领域。
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才刚萌芽，步调很慢，又不断遭遇科学界及外界的阴力（冲突）。
从历史看来，人类总是不情愿接受新观念。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卫星时，当代的天文学家完全不接受，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因为这抵触了他们原先的信念。现在的心理医生和治疗师也是同样情形，对前世回忆和肉体死亡后的生存，即便已累积了相当的证据，也不愿检视评估。他们的眼睛仍紧紧地闭上。
这本书是我对进行中的灵学研究的小小贡献，尤其是探讨死后经验的支派。你所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什么也没有添加，除了不断重复的地方外，也什么都没删。只稍微更动凯瑟琳的身份，以保隐私。
我花了四年来写这本书，花了四年才鼓足勇气，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
某晚我在洗澡时，突然觉得非把它写下来不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时候到了，我不该再隐藏这些东西。我所得到的讯息本意就是要与人分享，而不是据为己有。从凯瑟琳而来的知识现在该借由我传出去，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了解我所知道的不朽和生命的真义。
我从浴室冲出来，到书桌前坐定，望着那一叠凯瑟琳催眠时录的带子。在清晨的曙光中，我想起在我少年时去世的匈牙利祖父，每当我告诉他不敢冒险时，他总会慈蔼地重复那句他最喜欢的英文口头禅，“管他去的，“
一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动人的深红色的洋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二十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镀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精神科医师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儿赚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越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沉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及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州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哥比她大三岁，擅长运动，在家中得享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凯瑟琳明显的变得焦虑紧张。她说得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靠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扰。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恶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着她，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受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的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度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对她的吞咽也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状的病根有所助益，凯瑟琳和其他类似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出奇地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竭力去回想，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断。五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凯瑟琳十一岁时，她母亲变得很沮丧，突然无法过正常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亲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寻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
外面的世界情况好些。她在高中开始约会，她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数是认识多年的伙伴。不过，她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尤其是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人。
她的宗教观念单纯而没有疑义。从小被灌输传统天主教义理和习俗，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她相信一个恪遵教义和礼俗的好天主教徒，死后将得到上天堂的赏赐；若否，则会遭地狱之苦，掌握权柄的上帝和他独子会做最后审判。我后来知道凯瑟琳并不相信轮回；事实上，她很少接触印度教的东西，根本不清楚这个观念。轮回是和她从小被灌输、认知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她也从来没读过有关超自然或玄秘世界的小说，因为没兴趣。她安全地活在信仰中。
高中毕业之后，凯瑟琳修完了一个二年制的专业课程，成为实验室化验员。由于有了专长，又受到哥哥搬到天坝（Tampa）的鼓励，于是她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二十一岁时搬到迈阿密。
和大城市比较起来，以往的小镇生活是容易、单纯些，但凯瑟琳庆幸自己逃离了家庭问题。
她在迈阿密的第一年，便认识了史都华——已婚，是个犹太人，并有两个小孩，但史都华和她以前交往过的任何男孩子却不同。他是个成功的医生，魁梧而带侵略性。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化学作用，但这段婚外情走得坎坷而崎岖。他的某些特质深深吸引她，使她无法自拔。凯瑟琳开始做治疗时，她和史都华的关系已到第六年，虽然时有争吵，但感情仍是鲜活的。凯瑟琳对他的谎言和操纵怒不可遏，但仍然离不开他。
存凯瑟琳来看我前几个月，她动手术切除了声带上一个良性瘤。在手术前她就忧心忡忡，动完手术在恢复室醒过来时，她更吓坏了。医护人员花了几小时才使她平静下来。出院后，她去找爱德华·普尔大夫，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儿科医生，凯瑟琳工作时认识的。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就建立起友谊。凯瑟琳可以对他畅所欲言，包括她的恐惧、和史都华的关系，及她觉得生命愈来愈失控。他坚持要她来看我，而且不是别的心理医生——就只是我。当爱德华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时强调，虽然别的心理医生也训练有素，但他认为只有我能充分了解凯瑟琳。不过，凯瑟琳并没有打电话来。
八个星期过去了，繁忙的精神科主任职务，使我很快忘了爱德华那个电话。凯瑟琳的恐惧和症状却愈来愈烈，外科主任法兰克·艾可医生几年前就认识凯瑟琳，偶尔在实验室碰面时他们会开开玩笑，他注意到她近来的不快乐和紧张。有几次他想跟她谈谈，但都半途打住。一天下午，法兰克开车到一家小医院去演讲，在路上，他巧遇正开车回衣的凯瑟琳，把她招到路边后，法兰克从车窗里大叫，“我要你马上去看魏斯医生，别再拖了！”
凯瑟琳的焦虑和痛苦愈赖愈频繁，而且每次发作的时间增长。她开始做两个重复的恶梦。其一是，她开车经过一座正崩塌的桥，车子掉进水里，她出不来，快要淹死了。第二个梦是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不断被绊倒，可是找不到出路，最後，她终于来看我。
第一次见凯瑟琳时，我完全不知桌子对面这个饱受惊吓而困惑的病人，会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复，并且让我这个人也从此改观。
十八个月的密集心理治疗过去了，这期间凯瑟琳每周来看我一、两次。她是个合作的病人，坦率、有主见，而且渴望痊愈。
那段期间，我们深入探讨了她的感情、思想和梦境。她的一些重复性行为模式使她领悟和了解许多事情。她记起了更多过去重要的细节，例如她跑船的父亲常不在家，酒后会对母亲拳打脚踢等。她更清楚自己和史都华的狂乱关系，也更能适切表达她的愤怒。我感觉她现在应该好得多了。通常病人如果能记起过去的不愉快，并能从更大、更远的观点来洞悉这些事，总会进步许多，但凯瑟琳并没有。
她仍然深受焦虑和痛苦的折磨。栩栩如生的恶梦一再重复，她仍然怕黑、怕水、怕被锁起来。睡眠也依旧断断续续，得不到休息。她开始有心悸，仍然不肯吃药，怕喉咙被卡住。我觉得我遇到一堵墙，不管怎么做，它仍然高得让我们爬不过去。不过，随着挫折感来临，我更有一股不甘罢休的决心。不论怎样，我得帮助凯瑟琳。
接着一件怪事发生了。虽然她很怕搭飞机，每次都要喝好几杯酒来强使自己镇定，但是仍在八二年春天和史都华一起飞到芝加哥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到了那里，她硬要他陪着去参观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展。
凯瑟琳一直对古埃及文物和古迹复制品有兴趣。她绝不是个学者，她没研究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可是这些东西却使她有种熟悉感。
当导游开始解说展出的文物时，她发现自己竟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