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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时候他正在外省演另一出短剧。
虽然《足球赛》是一出模仿取笑的闹剧，但是每一次都要等到韦尔登出了场，才会听见笑声。一切都是为了韦尔登的出场作准备，而他本人又是一位杰出的丑角，所以，他从出场起就使台下笑声不绝。
在游艺场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的神经紧张得像一个时钟上拧紧了的发条一样。那一个晚上将重新巩固我的自信心，洗清我在福雷斯特戏院里受到的可怕的羞辱。我在那巨大的舞台后面来回踱步，口中默默祝祷，心里是焦急中夹杂着恐惧。
奏乐了。启幕了。一个合唱歌舞团在台上载歌载舞。最后，他们走下场了，舞台上空了。这是叫我出场的提示啊。将要出场时，我的情绪很乱。这时候，你要么就是克服了你的紧张情绪，要么就是为紧张情绪所压倒。我一走上台，情绪立刻舒畅了，头脑完全清醒了。我是背朝着观众走上场的——这主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从背后看上去，我一身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大礼服，戴着一顶大礼帽，下面套着鞋罩，手里拿着手杖——是一个标准的爱德华时代的反派。接着我扭转了身，观众看见了我的红鼻子，发出了笑声。这一来观众就对我有了好感。我装模作样地耸了耸肩膀，然后噼啪弹了一下手指，走了一个圆场，在一个哑铃上绊了一个跟头。接着，我无意中把手杖挥在一个练拳的吊球上，吊球“叭”地反弹在我脸上。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的手杖从侧面打在我脑袋上。观众们哄堂大笑。
这时候我从容自在，有着耍不尽的俏头。我尽可以连续五分钟吸引住观众，一句话不说，使观众们笑个不停。我正在模仿反派大摇大摆地走着，我的裤子开始往下褪。我的一颗钮子丢了。我四下里寻找钮子。我假意拾起一件什么东西，接着就气呼呼地把它扔了：“瞧这些该死的兔子！”又是一阵笑声。
哈里·韦尔登的脑袋像一轮满月出现在条幕后面。以前，他出台前是从来没有人笑的。
他一走出场，我就紧张激动地搂住了他的腰，压低了嗓子说：“赶快！这一来可糟啦！给我一根针！”这些都是临时穿插，并不曾排演过。我已经提高了观众的情绪，为他创造了条件，他那天晚上演得非常成功，我们又增添了许多俏头。落幕后，我知道自己演得不错，戏班里的几个演员都和我握手，向我祝贺。我走到化装间去的时候，韦尔登只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演得不错——很好！”
那一天夜里，我步行回去，这样可以放松一下我的紧张情绪。我中途停下，倚在威斯敏斯特桥栏杆上，俯看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河水在桥底下流过去。我快乐得只想哭，但是怎么也哭不出来。我一再挤眼睛蹙眉头，但是我没有眼泪，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虚。我下了威斯敏斯特桥，走向像堡，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喝了杯茶。我想和什么人谈谈心，但是这时雪尼又在外省。如果当时他在本地，我就可以把今晚的情形说给他听了，那对我是多么大的快慰啊，尤其是经过了福雷斯特戏院里那一次失败以后。
我没有一点儿睡意。从像堡走到肯宁顿门，我又喝了一杯茶。一路上我独个儿又是说又是笑。直到清晨五点我才去睡，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卡诺先生头一天晚上不在，但是第三天晚上来了，那天我一出场观众就报以掌声。后来他来找我，满脸堆笑，叫我明天早晨到他办公室里去签订合同。
我不曾写信告诉雪尼初演的情形，只给他拍了一份极简单的电报：“已签订一年合同，每周四镑。祝好，查理。”《足球赛》在伦敦连演了十四个星期，然后去各地巡回演出。
韦尔登扮演的喜剧角色属痴呆型，他模拟的是那种说话迟钝的兰开夏郡傻子。演这种角色，在英格兰北部挺能叫座，但到了南部就不大受欢迎了。布里斯托尔、加的夫、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等城市里的人，对韦尔登都很冷淡；在这些地方演出的几个星期里，韦尔登总是脾气暴躁，表演时只是敷衍塞责，而把一肚皮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戏里面演到某些地方，他是要打我的。这术语叫做“打盹儿”，那应当是他假装打在我脸上，同时由另一个人在条幕后面拍一下巴掌，这样听上去就像真的打了我。可是，有时候他竟真的抽我的嘴巴，并且是不必要地打得那么重，我想这是出于妒忌。
在贝尔法斯特演出时，这种情形发展到了极点。原来剧评家严厉地批评了韦尔登，但是却赞扬了我的演技。韦尔登对这感到无法容忍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在台上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直打得我鼻子流血，痛得我再没劲头去插科打诨。事后我对他说，如果他再敢这样，我就要抄起台上的那只哑铃，砸出他的脑浆来，我还对他说，即使他妒忌，也不必那样把气出在我身上。
“我妒忌你呀，”他和我走向化装间时轻蔑地说，“哼，单是我这屁股，也要比你浑身的本领大！”
“你的本领就全靠那屁股，”我反唇相讥，紧接着就关上了化装间的门。
雪尼回到伦敦，我们决定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一套房间，准备花四十镑去买家具陈设。我们到了纽因顿打靶场的一家旧货家具店里，告诉老板我们打算出多少钱装饰四间屋子。老板对我们这笔买卖很感兴趣，接连几个小时帮我们选择要买的东西。我们在前面一间屋子里铺了地毯，在其他几间屋子里铺了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包括一张床和两只扶手椅。我们在客厅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摩尔式回纹细工屏风，用一只黄色灯泡在它后面照亮，再在对面角落里摆了一个镀金画架，架子上是一幅嵌在金边框里的蜡笔画。画的是一个裸体模特儿，她站在台上侧转了脸向旁边望，一个留着胡子的画家正在掸她大腿上的一只苍蝇。在我看来，这件艺术品和那架屏风将这间屋子点缀得幽雅绝俗。其实这些装饰只不过是集摩尔烟店和法国妓院里的陈设的大成。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些陈设。我们还买了一架竖式钢琴，虽然比原先的预算多花了十五镑，但我们相信这点儿钱是值得花的。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十五号房间，成了我们眷恋的安乐窝。尤其是去外省演完了以后，我们是多么渴望回到那里啊！现在我们手头已经相当宽裕，可以每星期贴补外祖父十先令，还可以给自己雇一个女用人，每星期来打扫两次房间，但实际上这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唤她做。我们住在那套房间里，就像是呆在一座神庙里一样。我和雪尼总是坐在我们那两张大扶手椅里，感到悠然自得。我们还买了一个四周有皮座儿的浮雕铜炭围，我老是在扶手椅上坐坐，再去炭围边皮座儿上坐坐，试试它们舒服的程度。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4）
我十六岁那一年，一幅剧团广告画激起了我荒唐的想像，广告上画的是一个姑娘，站在一座悬崖上，头发被风吹得飘飘的。当时我就幻想到，我要和她玩高尔夫球——虽然那是我厌恶的一种游戏——在露湿的草地上走着，一时间我恣意地玩味那种活跃的情感、充沛的精力、自然的美丽。那是荒唐的想像。但是青年时代的爱情故事又与此不同。它往往是千篇一律的那么一套。比如，由于一顾一盼，由于初见面时的几句话（往往是几句愚蠢的话），生活就会在几分钟内全部改观，整个大自然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让我们突然发现它那些奥秘中的快乐。再说，当时我所遇到的就是那么一套。
那时候我即将满十九岁，在卡诺剧团里已经是一个很红的喜剧演员，然而我总感到有些什么地方不足。春天来了，又去了，夏天给我带来的是一片空虚。我的日常工作是那么单调，我的周围环境是那么沉闷。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前途，所见到的只是庸俗无聊的人群中一些平凡琐碎的事情。单是为了辛苦谋生而奔波忙碌，这是不够理想的。这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是索然无味的。我变得忧郁了，感到不满了，星期日总是独个儿出去散步，到公园里听乐队的演奏。我对自己不耐烦，对别人嫌讨厌。不用说，显然是那件事情发生了：我被情思困扰着了。
当时我们是在斯特里塞姆帝国戏院里演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游艺场里表演，总是乘了剧团的马车，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在斯特里塞姆演出的节目被排在很早的时间，为的是演完了还要赶往坎特伯雷游艺场和蒂沃利游艺场。我们开始上演时，天还没黑。那一天热得厉害，斯特里塞姆有一半座儿都是空着的，但我并不曾因为只顾注意到这一些而减轻了自己的忧郁。
一个叫做“伯克－库茨美国姑娘”的歌舞团，排在我们前面演出。我根本没去注意歌舞团里的那些姑娘。但是第二天晚上，我正呆头愣脑、漠不关心地站在条幕后面，忽然一个姑娘跳着舞滑了一跤，其他几个姑娘笑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向旁边望时和我对了眼光，她是想要知道我是否也觉得这件事好笑。突然我被她那双闪耀着顽皮光芒的棕色大眼睛吸引住了，这姑娘长得像一只小羚羊，身材苗条，一张端正的鸭蛋脸儿，一个媚人的丰满的嘴，一口好看的牙齿——当时她给我的影响就好像是我触了电一样。后来她下了场，叫我拿好一面小镜子，让她整理头发。我这就有机会仔细地看她。这是故事的开始。星期三那天，我问是否可以约她在星期日会面。她大笑起来。“没抹上这个红鼻子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儿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穿着一身燕尾服，打着一条白领带，在《不吭声的鸟》里扮演一个爱喝酒的丑角。
“幸亏我的鼻子并不是这样红，再说，我也不是像现在扮的这样老，”我说，“不信明儿晚上我带张照片来。”
我送给她一张自以为拍得比本人更漂亮的照片：一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的青年，露出一副愁容，戴着一条黑领圈。
“哦，没想到你挺年轻嘛，”她说，“我以为你要老得多哩。”
“你以为我多大年纪了？”
“至少有三十了吧。”
我笑了。“我还没满十九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排演，所以平时不可能约会。最后她答应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在肯宁顿门和我见面。
夏天里的这个星期日热极了，整天里烈日当空。我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腰身挺时髦地裁得稍紧点儿，戴了一条黑领圈，拿着一根黑檀木手杖。到达那里时离四点还差十分，我很紧张地等候在那里，留心看走下车来的乘客。
我等候着的时候忽然想起，还不曾见过她卸了妆是个什么样儿。我想像中的形象模糊了。无论怎样回忆，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面貌来了。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了。也许，她的美貌是伪装的吧！那只是个幻想吧！每次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相貌平常的年轻姑娘，我就一阵心灰意懒。我会不会为此失望呢？我会不会被自己的想像蒙蔽了，或者，被她演戏时的化装欺骗了呢？
四点缺三分，一个姑娘跳下了车，朝我这面走过来。我的心都冷了。她那一副长相很使我失望。想到要整个下午陪着这样一个人，同时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这可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抬了抬我的帽子，挤出了笑容，可是她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朝前面走了过去。多谢老天爷，来的不是她。
四点一分整，一个年轻姑娘跳下了一辆街车，向前走过来，在我面前停下了。她戴了一顶式样简单的水手帽，穿了一件镶着铜钮扣的蓝色对襟短上衣，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外套口袋里，她没化装，看来却比往常更美。“瞧，我来啦，”她说。
一看见她来到，我慌乱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我激动起来。我想不出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是好。“咱们叫辆车吧，”我沙哑着嗓子说，一面向路上东张西望，接着又向她转过身去。“你喜欢上哪儿？”
她耸了耸肩。“随便上哪儿。”
“那么，咱们就上西区吃饭去吧。”
“我已经吃过了，”她说时显得很镇静。
“咱们上了车再商量吧，”我说。
我那样热情激动，她肯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在车上老是重复说：“我知道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烦恼的——你太美啦！”我试图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