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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月光皎洁的寒夜，我和她一起走了回去，谈到了她会过美满幸福的生活时，我的口气肯定是忧郁和冷漠的。“你说得这样悲伤，我听了差点儿要哭出来，”她说。
那天晚上回旅馆时，我有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因为我能使她觉察了我的忧郁，这说明我的个性给她留下了印象。
卡诺又派我演《不吭声的鸟》；说来又气又好笑，一个月不到，我的嗓子已完全复原。我虽然对演《足球赛》的经过情形十分失望，但是却竭力不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这一个念头却缠绕住了我：也许，我是不配代替韦尔登的吧？此外，我在福雷斯特游艺场的那一次的出丑，就像一个魔影似地隐藏在这个念头后面。由于我的自信心始终不曾恢复，所以，每逢要扮演一出独幕喜剧里的主角时，我就会受到一次恐惧心理的考验。现在，那个叫人担心和需要作出决定的日子又到了：必须通知卡诺先生，我的合同已经满期，我要增加薪酬了。
对于那些他看不中的人，卡诺是会丝毫不给情面的。由于他喜欢我，所以我总算还不曾见到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但他确是会采用一些下流的办法，使出他那令人难堪的一套。演他的那些独幕喜剧时，如果哪一个丑角不合他的意，他就会站在条幕后面，捏着鼻子咂嘴儿，发出了你听得很清楚的嘲笑声，但是，有一回他做的次数太多了，那个丑角走下场来，对着他就是一拳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玩那种下流手段了。再说，现在我要和他面对面进行新合同的谈判了。
“好呀，”他冷笑着说，“你要加薪，可轮回上演的戏院要减价。”他耸了耸肩膀。“自从在牛津游艺场砸了锅，我们就只是听到人家埋怨。他们说，这个剧团不够水平——是个草台班。”
“可是，他们总不能为了这件事怪我呀，”我说。
“他们就是怪你嘛，”他回答时紧盯着我。
“他们怪我什么呀？”我问。
他亮了亮嗓子，低垂了眼光。“他们说你演得不行。”
这句话好像是一个拳头打在我心窝里，同时激起了我的愤怒，但是我镇静地回答：“别人并不是这样想法，他们愿意比这儿出更多薪酬。”这是一句假话——其实并没有人来邀我。
“他们说，戏演得太坏了，丑角也不行。喏，”说到这里，他拿起了电话听筒，“我现在接伯蒙德赛区明星戏院，你可以自己听听……我听说，你们上星期卖座不好呀，”他对电话里说。
“糟透了！”传来了那面的声音。
卡诺咧开了嘴。“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呀？”
“戏演得没劲！”
“挂头牌的丑角卓别林怎么样？他还不错吧？”
“他坏得发了臭！”
卡诺递给我听筒时咧开了嘴。“你倒自个儿听听。”
我接过了听筒。“也许他是发了臭，”我说，“可是一半儿也抵不上你那马桶戏院臭！”
卡诺想要制服我，但是结果没成功。我对他说，如果他也是这样想法，那就不必再和我续订合同了。卡诺在许多方面都很精明，但他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即使是我发了臭，他也不应当让另一个人在电话里说给我听。当时我的薪酬是五镑；虽然对这件事信心不足，但我却要加到六镑。没想到卡诺竟会照数给了我，我又获得他的信任了。
卡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阿尔夫·里夫斯回英国来了，于是大伙儿窃窃私议，说什么他这次来是为了物色一位演喜剧的主角，要把他带到美国去。
自从在牛津游艺场演砸了以后，我就一心想去美国，这不但因为那地方给人刺激和富有冒险性，而且因为它重燃起了我的希望，想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振旗鼓。说起来时运也真好，我们剧新编了一出由我主演的短剧《溜冰》，在伯明翰演得很红，而这时正赶上里夫斯先生到那儿去找我们，于是我就把我所有的绝招儿都使了出来，结果是里夫斯拍电报给卡诺，说找到了他要带往美国去的喜剧演员。但是当时卡诺打算让我演别的戏。于是，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一直被这件事情扰得心神不宁，到后来，卡诺对一出短戏《银猿》发生了兴趣。这出戏是取笑一个人怎样被介绍进秘密社团的事。里夫斯和我都认为它荒唐无聊，并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但是卡诺却迷信这出戏的内容，坚持美国有很多秘密社团，认为取笑这类社团的戏会在那里大受欢迎，于是，我又是快慰又是兴奋，卡诺挑选了我去美国，在《银猿》一剧中演主角。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4）
我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在英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再说，我在这儿的机会将会受到限制。我几乎不曾读过什么书，如果我在游艺场演丑角失败了，那么，除了去干一些粗活以外，就再没其他的事可做了。但如果到了美国，我是可以有更光明的前景的。
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漫步，走过莱斯特广场、考文垂大街、马尔街和皮卡
迪利街，我沿途停下，感到很凄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到伦敦了，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在美国长住下去了。我一直走到夜里两点钟，沿途尽量领略那些寂静无人的街道上的诗意，增添了自己的愁思。
我最讨厌向人家辞行。你去向亲友道别，他们来给你送行，那无非是徒乱人意罢了。我早晨起身时刚六点钟。所以我不去惊醒雪尼，只在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启程赴美，将经常给你信。查理。”
演艺生涯初赴纽约（1）
我们的船开赴魁北克，冒着十分恶劣的天气，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二天。有三天，我们的船舵坏了，差点儿抛锚。但是，想到自己是往另一个国家去，我就感到很轻松愉快。我们乘的是艘取道加拿大的牲口船，虽然船上那一次没载牲口，但是却有许多老鼠，它们傲然盘踞在我的舱铺脚头，后来我把一只鞋向它们扔过去，它们才跑开了。
那是九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船在迷雾中绕过纽芬兰。最后我们看见了大陆。那天下着细雨，圣劳伦斯河两岸显得很荒凉。从船上望过去，魁北克好像是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在上面徘徊的那堵城墙，于是我开始猜想，不知道美国是个什么样儿。
但是，当我们的船向多伦多前进时，田野在一片秋色中越来越美丽了，这就激起了我更大的希望。我们在多伦多换火车，到美国移民局办理手续。一个星期日，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到达纽约。我们在纽约时报广场走下有轨电车时，我感到有些扫兴。报纸在大街上和人行道边被风刮得到处都是，百老汇大街看来很不齐整，像是一个刚起床还没梳妆打扮的女人。几乎是每一个拐角上，都摆着有搁脚板的高椅子，人们只穿着衬衫，很舒坦地坐在那些椅子上，让擦鞋的人擦亮他们的皮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收拾打扮的事都是在马路上进行的。有许多人像是外地来的，他们都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旁，仿佛是一些刚离开火车站的人，趁调换火车的间歇在这里消磨时间。
然而，这就是纽约，这就是富有冒险情趣、令人茫然失措、使人感到有点儿害怕的纽约。相反，巴黎给我的却是一种更亲切的感觉。虽然我不会说法语，但是，到了巴黎，我在设有小酒店和露天咖啡座的每一个拐角上都受到欢迎。然而，纽约基本上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地方。高大的摩天楼好像是高傲无情的，它们根本不理会到普通老百姓的方便；即使是在那些酒吧间里，也没有给顾客们坐的地方，只有一道长长的铜栏杆，可以让你在它上面搁搁脚，那些大众光顾的饮食店，虽然收拾得很干净，铺着白色的云石，但看上去却是那么冷落，一点人情味儿也没有。
我去第四十三街附近，也就是如今纽约时报大厦那地方，在一幢褐色砂石砌的房子里租了一间后房。房间阴暗龌龊，这时我就开始怀念伦敦和我们的那小套住室。地下室里是一个洗衣房，平常每天熨平和烘干衣服时散发着臭气，更使我感到不舒服。
头一天我就很窘。到饭馆里去点菜，我简直是在受罪，因为我说的话是英国口音——并且话讲得很慢。许多人说得那么快又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担心我那样结结巴巴地讲话，会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我不习惯于那种轻快的节拍。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他干起活来也是那么利落。擦皮鞋的人那样利落地抖动他的擦鞋布，酒吧间的伙计那样利落地送上啤酒，然后让那杯酒在光滑的柜台上一直滑溜到你面前。卖苏打水的伙计给你来一客鸡蛋麦乳精牛奶，那样儿就像是一个灵活的杂技演员在变戏法。他飞快地抄起一只玻璃杯，抓到了什么就往里面放，一些香料，一团冰淇淋，两匙麦乳精，再来一只生鸡蛋，他叭地一下子就磕碎了那只鸡蛋，然后加上牛奶，把所有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容器里摇了摇，不到一分钟就给你端上来了。
第一天，在大马路上，我看见许多人都显得很寂寞孤僻；另一些人则端起了架子大摇大摆，好像那块地方是他们买下来的。有许多人的举动好像很冷落生硬，仿佛你待人和蔼客气就是表示软弱无能似的。但是，一到了晚上，当我随着一群穿夏令衣服的人沿着百老汇大街走过去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我们离开英国时是峭寒的九月中旬，但抵达纽约后却进入晴暖宜人的晚秋，气温在二十六七度。我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千百万盏电灯亮了，五光十色，像是一些鲜丽的珠宝。在那温暖的黑夜里，我的态度转变了，我认识到美国的意义了：那些高大的摩天楼，那些绚烂悦目的灯光，那些争强斗胜的广告，燃起了我的希望，激发了我的冒险心情。“这就是那个地方呀！”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应当呆的那个地方呀！”
百老汇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像是从事娱乐性行业的；演员，玩杂耍的，演马戏的，表演其他游艺的，到处都是：马路上，酒店里，旅馆里，百货公司里，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表演。你可以听到许多戏院老板的名字：李·舒伯特，马丁·贝克，威廉·莫里斯，珀西·威廉斯，克劳和厄兰格，弗罗曼，沙利文和康西丁，潘塔吉。不论是打杂的女佣，还是开电梯的工人，侍者，电车上的卖票员，酒吧间里的伙计，送牛奶的或制面包的：他们谈起话来都像是一些开戏院的人。你可以在街头听到一些谈话的片断，几位样子像农村妇女的慈祥的老太太说：“他刚去过西部，给潘塔吉一天演三场。只要有合适的脚本，那孩子将来准会是一个挂头牌的歌舞剧演员。”一个看门的说：“你看到艾尔·乔尔森在冬花园里演戏吗。他肯定还有更好的戏码留给杰克戏院呢。”
每天报纸上都用整版的篇幅刊载舞台新闻，编排得就像是赛马的表格式预报一样，并且，也像报道那些引进赛跑的马，把轻歌舞剧按照其受欢迎被喝彩的程度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我们的戏班还不曾进入比赛，但我急于要知道，它赛完后将在表格上排什么名次。我们约定只在珀西·威廉的轮回上演戏院演六个星期。暂时还没有其他戏院来邀我们续演下去。我们在美国待多久，全要由这次演出的成绩来决定。如果演砸了，我们就得回英国去了。
我们定了一间供排练用的房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排练《银猿》。演这出戏的戏班子里，有绰号“怪物”的老沃克，他是著名的德鲁里巷丑角，那年已经七旬开外，虽然有着一条低沉宽亮的嗓子，但是我们在排练时发现他咬字不准，而这次排练时主要是由他来解释剧情。比如“要做出过火的招笑举动，ａｄｌｉｂｉ－ｔｕｍ”这样一句话，他就怎么也不会说。头一天晚上，他急忙中把它说成了“Ａｂｌｉｂ－ｂｌｕｍ”，后来又把它说成了“ａｂｌｉｂｕｍ”，他始终不曾说对过。
卡诺在美国名气很响。所以报纸上把我们的戏码排在第一流演员的上边。我虽然讨厌这出独幕剧，但当然要竭力把它演好。我也希望，像卡诺所说的那样，这出戏“最合美国人的胃口”。
这里我不必再去描写，头一天晚上出场前我是多么紧张着急，一直捏着一把汗。再有，看见那些美国演员在条幕后面望着我们时，我又是多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