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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板卡诺先生，邀我乘他那艘可供住家的船到塔格岛去度周末。那艘船设备考究，上面装有红木镶板，辟了几间客厅。一到晚上，船上四周围五颜六色的彩灯通明，热闹好看。那是一个可爱的温暖的晚上，饭后我们坐在上甲板彩色灯底下喝着咖啡吸着烟。这是英国风味，我不再留恋其他的国家了。
忽然，听见有人扯着一条油滑恶俗的假嗓子尖声怪叫：“啊呀呀，瞧我这条漂亮船呀，大伙儿瞧呀！瞧我的漂亮船呀！再有这些灯！哈！哈！哈！”到后来叫喊声变成了恶意嘲谑的狂笑。我们打量那是谁在这样放肆，这时只看见一个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衣服，坐在一条划艇上，一个妇人斜倚在后座上。这样一对伴侣，好像是《笨拙》周刊上的漫画人物。卡诺从栏杆上探出了身子，向他大声咂嘴儿，但是他继续狂笑。“现在咱们只有一个办法，”我说，“必须做得像他想像的那样恶俗。”于是我破口大骂，把那些最村野的话都骂了出来，那个女人听得不好意思了，他这才悄悄地把船划走了。
这混蛋这样可笑地发泄他的情感，并不是为了要批评我们趣味低级，而是由于自己存在有一种势利偏见，认为我们是下等人在出风头，应当受到他的嘲笑。他永远也不敢向白金汉宫这样狂笑大喊：“啊呀，瞧我住的是多么大的房子呀！”或者是向皇室加冕时乘的车大声儿嚷嚷。我在英国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觉察出这种阶级的划分。看来，这一类的英国人太喜欢轻易作出判断，老是将别人的社会地位看作是低微的。
我们的剧团从美国回来后重新登台，在伦敦各游艺场连演了十四个星期。演出的戏很受欢迎，观众的反应非常好，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们会不会再去美国呢？我是爱英国的，然而我不可能在英国生活下去，由于出身低微，我心中总是感到不安，想到自己到后来终究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所以，当我听到我们又被邀去美国巡回演出时，我觉得有出头的希望了。
星期日我和雪尼去探望母亲，她身体似乎略好了一些；雪尼去外省之前，我们曾一起共进晚餐。在伦敦最后那一个晚上，我心情混乱，感到很愁闷，于是又去伦敦西区漫步，一路走一路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街道了。”
这一次我们是乘“奥林匹克”号的二等舱，去纽约转赴美国西岸。最后轮机声逐渐减轻，说明我们的船已驶近目的地。这次到了美国，我感到很亲切——我这个外国人已经跟其他许多外国人交上了朋友。
我不但喜欢纽约，而且渴望到西部去，重新会见那些从前是邂逅的新交，但现在我已认为是亲密的朋友，比如：蒙大拿州比尤特那个当酒吧间伙计的爱尔兰人，明尼阿波里斯那个殷勤好客的百万富翁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曾经和我亲热了一个星期的美丽的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主麦卡比，塔科马那个对人和气的牙医师，再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人。
去太平洋沿岸之前，我们演出的场所是那些“小地方”，也就是芝加哥和费城郊区以及福尔河和德卢斯等工业城镇里的那些小戏馆儿。
我仍像以往那样单独寄宿在外面。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我可以有机会多学一些知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抱有学习的决心，只是始终不曾付诸实施。
当时我们戏班里有那么一伙人，大家都热心要多学一些东西。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的动机不像他们那样单纯，我之所以要获得知识，并不是因为爱好知识，而是想要用知识作为护身符，免得由于愚昧无知而受人轻视。所以，一有空我就去逛旧书店。
在费城，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了一部罗伯特·英格索尔的《论文演说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英格索尔的无神论投合了我的想法，我也认为，《旧约》中描写那种可怕的残酷是对人类精神的侮辱。后来我又找到了爱默生的作品。读了他那篇《谈独立》，我觉得自己继承了宝贵的生得权。接着是阅读叔本华的著作。我买了三卷《世界是意志和表像》，但只是偶尔随手翻阅一下，四十年来始终不曾精读一遍。对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我至今仍然感到困惑。我觉得，他那满腔热情过分地激动了，他作为一位民族诗人过分地神秘了。在化装室里，休息时间我有时候还喜欢看看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在第二轮巡回演出期间，也许我并没能够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读很多古典作品，但是我却充分地体会了演戏行业下层中那种沉闷的滋味。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2）
在轮回上演的戏院中演低级轻歌舞剧，使人灰心丧气，一星期演七天，每天演三场，有时候甚至要演四场，这样拼命苦干时，我对美国所抱的那些希望一时都烟消云散。相比之下，在英国演轻歌舞剧就像到了天堂里一样。单说我们在英国每星期只演六天，每晚只演两场。但有一点是差强人意的：在美国我们可以稍许多攒下一点儿钱。
我们在内地一连演了五个月，那种沉闷无聊的生活我已经过得心灰意懒，所以，等到我们在费城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时，我高兴极了。我正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需要忘记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已经厌烦低级歌舞剧那种沉闷的演出，决定要尽量享受一星期富有浪漫色彩的闲适生活。我已经积了很多钱，一下子想开了，决心痛痛快快地花它一下。为什么不去花它呢？我省吃俭用地积下了这些钱，等到有朝一日没活干时，又得那样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干吗不趁现在稍许花它一点儿呢？
我买了一件昂贵的睡衣和一只时髦的旅行箱，总共花了七十五美元。店员十分客气：“我们可以给您送去吗，先生？”单是他这一句话，就给了我一种优越感。我现在要去纽约，要一洗演下等轻歌舞剧的积郁和烦闷，要摆脱掉干这一行的单调生活。
我去阿斯特旅馆定了一间当时认为是相当豪华的房间。我穿着我那件下摆裁成圆角的时髦上衣，戴着圆顶帽，拿着手杖，当然，还提着我那只小箱子。看到休息室里那样富丽堂皇，旅客们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我在客房登记的时候微微有点儿哆嗦。房钱是美金四元五角一天。我怯生生地问，要不要预先付款。办事的十分客气，他殷勤地说：“哦，不用，先生，不必预先付。”
我走过那间金碧辉煌、奢华富丽的休息室，情绪上很是激动，所以，一到了自己房间里，我只觉得想要哭。我在屋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仔细看浴室里那些精致考究的水管龙头，一会儿试一试那些充沛畅急的冷热水。多么豪华的生活，可以尽你去享受啊！
我洗了澡，梳好头发，穿上我的新浴衣，准备充分享受我用美金四元五角代价换来的奢侈生活……我很想阅读一点儿什么东西，看一份什么报纸。但是我不好意思打电话去叫送一份报纸来。于是我端起一张椅子，在房间当中坐下，打量四周的一切，我在繁华富丽中觉出了忧郁。
过了一会儿，我打扮好了，走下楼去。我问清楚了大餐厅在哪里。那时候吃晚饭还早；餐厅里只有一两个人在用餐，几乎所有的座儿都是空着的。茶房头儿把我领到窗口一张桌子眼前。“您这儿坐好吗，先生？”
“哪儿都行，”我用我最悦耳的英国口音说。
突然间，侍者们一窝蜂赶到我跟前，送来冰水，递上菜单，端上黄油和面包。由于心情过于激动，我这时并不觉得饿。但是我还是做做样子，点了清炖肉汤、烤子鸡和餐后吃的香草冰淇淋。侍者递给我一张酒单，我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点了半瓶香槟。我只顾扮演自己的角色，也无心去品尝那些酒菜。吃完了饭，我赏了侍者一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特别阔气的了。但是，想到我一路走出来时侍者们那样向我鞠躬和注意我，我觉得这点儿钱还是花得值得的。我毫无缘故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然后洗了手，走了出去。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爽适，我的心情也爽适，我踏着稳定的步子，向大都会歌剧院走去。那里正在上演《汤豪舍》。我从来不曾看过这大歌舞剧的整出，只是在轻歌舞剧中看过它的片断，因为我不喜欢这出戏。但是这会儿我却很有兴致要去看它一下。我买了一张票，在二楼厅座里占了一个位子。歌剧里演员说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戏里的情节。但是，当那死去的皇后在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中被抬过场时，我伤心地哭了。那出戏仿佛结束了我整个辛苦的一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不知道邻座的观众对我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走出剧院时步履蹒跚，情绪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在商业区里净拣那些最黑暗的街道走，因为我已经受不了百老汇大街繁华喧闹的刺激，我不能立即回到旅馆那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屋子里，必须是先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来，等到恢复了宁静，我就准备直接回去睡觉。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刚要走进旅馆时，忽然迎头遇见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一向是在海蒂那个歌舞团里任管事的。因为他是海蒂的哥哥，所以我和他交了朋友。现在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查理！你上哪儿去呀？”他问。
我漫不在意地向阿斯特旅馆那面点了点头。“我正要回去睡觉。”
这句话对阿瑟产生了影响。
这时候他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然后提议大伙儿一起去麦迪逊大街他的公寓里喝咖啡，闲谈一会儿。
那是一套很舒适的房间，大家随意坐下了，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阿瑟一直小心翼翼不提我们过去的事情。同时，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他很想探听我的底细。但是我守口如瓶，只说我是来纽约度两三天假期的。
阿瑟已和他当年住在坎伯韦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他姐夫弗兰克·Ｊ·古尔德的助手，已经成为一个很阔绰的商人。我听他谈到那些社会新闻时，就感到更加愁闷无聊。阿瑟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时，说：“那是一个有教养的小伙子，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呀。”我听到他这样关心门第，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我和阿瑟几乎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了。
我在纽约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就决定回费城去。虽然那一天给我带来了所需要的变化，但也使我感到愁闷和孤寂。现在我又需要朋友了。我只想到要在星期一早晨演出，可以遇到我们戏班里那些同事。虽然心里讨厌再去干那种沉闷的工作，但我对那一天优美的生活已经感到满足。
回到费城后，我信步走到戏馆里。里夫斯先生收到了一份电报，他拆那电报时我刚巧在旁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拍给你的。”电文是：“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相似之人？如有，请其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
我们戏班里并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但是里夫斯说，这也许就是指的卓别林。这时我激动起来，因为，据我知道，隆加克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大厦里满都是律师事务所，记得我有一位阔绰的伯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于是我想入非非：会不会是她故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呢。于是我就复了一个电报给凯塞尔与鲍曼，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也许是他们所要找的人。我焦急地等着回电。回电当天到了。我拆开了电报。电文是：“可否请卓别林速来我事务所？”
演艺生涯离开美国（3）
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第二天搭了早车去纽约，从费城到那里只消两个半小时。我不知道将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只是在幻想：自己坐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听人家宣读一份遗嘱。
但是，一到了那儿，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并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却是够刺激的。
查尔斯·凯塞尔是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说麦克·孙纳特先生曾经看到我在第四十二街美国音乐厅扮演一个酒徒，如果我确是那个演员的话，他很想邀我去代替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