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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好莱坞还在成长中——金刚钻大王吉姆·布雷迪来到了洛杉矶。一同来到那里的还有多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而金刚钻大王吉姆招待起客人来是挥霍无度的。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的一次宴会上，客人们当中有多莉孪生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卡洛塔·蒙特里，和萨拉·伯恩哈特配演的男主角卢·泰勒金，麦克·孙纳特，玛蓓尔·瑙尔芒，布兰奇·斯威特，纳特·古德温以及其他许多人。多莉孪生姐妹长得美丽动人。她们姐妹俩同他们的丈夫和金刚钻大王吉姆·布雷迪，几乎是形影不离，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没法猜透。
金刚钻大王吉姆是一个很独特的美国式人物，但看上去却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英国佬。第一天晚上，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看到他袖口上和衬衫胸前的钮子都是金刚钻，每一颗钻石比一枚先令还要大。过了几天，我们在纳特·古德温的水上酒馆里吃晚饭，这一次金刚钻大王吉姆戴的是一套翡翠装饰，每一块翡翠足足有一个小火柴盒那么大。起先我还以为他戴这些翡翠是为了开玩笑，就很天真地问他那些可是真翡翠。他说都是真的。“可是，”我惊奇地说，“这简直叫人不能相信嘛。”他说；“如果你要看美丽的翡翠，瞧这儿，”他说着揭起了他的背心，给我看一条大小像昆斯伯里侯爵锦标带的带子，上面缀满了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大翡翠。他还很得意地告诉我，说他有十套宝石，每天晚上要带上一套不同的。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6）
那一年是一九一四年，我刚二十五岁，正值春秋鼎盛，我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但是因为我的事业一帆风顺，而且因为这种工作十分有趣，它使我有机会见到所有的电影女明星，而这些明星都曾经有一个时期迷恋过我。玛丽·璧克馥，布兰奇·斯威特，米里亚姆·库珀，克拉拉·金布尔·杨，绀许姐妹：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天姿国色，你面对着这些美女，恍如身历仙境。
托马斯·英斯常常在他的电影制片厂里大摆筵席，开跳舞会，他的厂设在北圣莫尼卡面临太平洋的旷野中。那些夜晚是多么美妙迷人啊——年轻人和美丽的姑娘，在露天舞池中翩翩起舞，配着那如泣如诉的乐声，听着那轻轻拍打着附近海岸的浪涛声。
珀姬·碧尔丝这位姑娘长得特别俏丽，她那细巧妍美的面庞，白腻似雪的颈项，娇娆迷人的姿态，第一次使我无法自持。我进基斯顿的第三个星期才看到她，因为她患感冒，不曾去厂里。后来我们一见钟情，两相爱悦，我快乐得心花怒放。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去上班时，我只想要见到她，多么富有浪漫情趣啊。
每逢星期日，我就到她父母亲住的公寓里去看她。我们会晤时，每天晚上都要山盟海誓，每天晚上都要缠绵一番。是呀，珀姬是爱我的，但是好事多磨。她一再拒绝了我，到后来我在失望中放弃了。那时候我并不想要和任何人结婚。像我那样随心所欲，确是太冒险了。没有一个女人是和我心中那个模糊的形象相符合的。
每一个制片厂有如一户人家。就我们的厂来说，它一星期可以拍一部影片；拍摄一部达到正片应有长度的影片，从来不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在日光下拍影片，因此选中了加州那个地方，据说那儿每年有九个月是阳光充足的。
强烈的弧光灯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即已问世，但是基斯顿从来不使用那种灯，因为灯光闪烁，不及日光下拍的清楚，再加布置那些灯也太费时间。基斯顿每拍一部喜剧片，难得需要花一星期以上的时间，说真的，有一次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短片，叫《二十分钟的爱情》，映出时观众的笑声始终不绝。《面包和炸药》是一部最能卖座的短片，拍时只花了九天工夫，但用去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基斯顿喜剧片预算规定的数目，我那二十五元的津贴被扣除了。孙纳特说，要捞回本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当作两大本影片放映，后来他们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头一年里就卖了十三多万元。
这时候我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有《二十分钟的爱情》、《面包和炸药》、《牙医师》和《舞台工作人员》等。在这段时期里，我也曾经同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拍一部正片。和玛丽合作是愉快的，但是我认为那部影片并没什么出色之处。后来我又开始导演自己的影片，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我把雪尼介绍给了孙纳特；这时候卓别林的姓已经很吃香，所以他乐于添用一个我们家族的人。孙纳特和雪尼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二百美元，这要比我当时的报酬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刚从英国来，一天在我要去拍外景时来到了电影制片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问他我的影片在英国放映的情形。
他说，我的名字还没有在广告上出现，就有许多游艺场的演员兴冲冲地告诉他，说他们看到了一位新成名的美国电影丑角。雪尼还说，他没有看到我的喜剧片之前，先去向影片经纪人打听什么时候放映那些影片，后来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请他看了三部影片。他独个儿坐在放映室里，笑得像一个傻孩子似的。
“你看了那些，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雪尼并不表示惊奇。“哦，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他信心十足地说。
麦克·孙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会员，他可以把临时会员证赠给自己的朋友，于是送了我一张会员证。市内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都把那儿当作是聚会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考究的俱乐部，二楼上有一间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太太小姐们晚上都可以去那儿玩，此外还设有一个酒吧间。
我在最上面一层楼租了一间很幽静的大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和一部分藏书，隔壁住的是五月百货商店（市内最大的一家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租金在当时算得是很便宜的。我每星期付十二元房钱，就可以享受俱乐部里的一切设备，包括很考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服务也非常周到。一共算下来，我每星期花七十五元，过着奢侈的生活，包括时常请朋友喝酒，偶尔还请客吃饭。
俱乐部里有着一种友谊的气氛。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这种气氛也不曾被打乱。人们都以为战争六个月内就会结束，听到吉钦纳勋爵预言，说什么这一仗要打上四年，都认为那是荒诞不经之谈。有许多人听到宣战的消息，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就可以扮演德国人了。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内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战争还不曾进入激烈阶段，而加州离开战场又是那么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谈到要和我续订合同，想要知道我的条件。我对观众欢迎我的程度心中已经相当有数，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好景是不常的，我相信，按照我现在这样的速度拍影片，不到一年，我的一点玩意儿就要玩光了，所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每星期领一千元！”我胸有成竹地说。
孙纳特被吓倒了。“可是，连我还拿不到这个数目呢，”他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是，如果是贴出了你的名字，观众可不会像看到我的名字那样排了队买票呀。”
“也许如此，”孙纳特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组织的支持，你也会完蛋的。”接着他警告道，“你倒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话也是事实，因为福特脱离了基斯顿，混得并不大好。但是我对孙纳特说：“我拍一部喜剧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实际上，我有几部最能卖座的影片，就是单靠这点儿配搭拍出来的。
这时孙纳特拍电报给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如何答复我的要求并续订合同。后来，孙纳特来找我，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么办吧，你还有四个月才满期。现在让我们取消了你原来的合同，从今起每星期给你五百元，一年后加到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百元。这样，你平均每星期也可以拿到一千元了。”
“麦克，”我回答，“如果你们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第一年是一千五百元，第二年是七百元，第三年是五百元，那我就同意。”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7）
“可这是多么奇怪的办法呀，”孙纳特说。
此后大家就不曾再谈起续订合同的事。
后来，再为基斯顿工作一个月就要满期了，但是并没有其他影片公司邀我。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孙纳特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底细，所以他才这样耐心等待着。往常，每拍完一部影片，他就要跑来找我，开着玩笑催我拍下一部；现在虽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工作，但是他一直不来找我。他对我是客气的，但也是冷漠的。
即使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我，那么就让我自己来经营吧。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怎样凑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这信念。（作者因为自己拍摄影片所需要的设备极为简单，所以相信其资金足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
雪尼自从加入基斯顿影片公司，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有一部在世界各地打破卖座纪录的影片，叫做《潜艇海盗》，雪尼在那部影片里使出了各色各样的摄影技巧。看见他这样成功，我就去约他合作，由我们俩来开办一个公司。我说：“咱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但是雪尼很保守。他认为这件事太冒险。“而且，”他补充说，“像这样的高薪，我生平还从来不曾领过，我不情愿放弃。”于是他又在基斯顿工作了一年。
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她情愿以每一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的代价收买我拍的影片，但是不答应给我一千元的周薪，所以最后没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个名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来看我，他听到什么人说，我要在签订合同之前先分到一万元的红利，周薪要一千二百五十元。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主意。其实，在他提到这个办法以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一万元的红利，然而，自从那时起，我就老是惦记着这个办法了。
那一天晚上，我请罗宾斯吃饭，尽让他一个人讲话。他是直接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的Ｇ·Ｍ·安德森先生来的，安德森绰号布朗科·比利，是乔治·Ｋ·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情愿给我定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周薪，但是罗宾斯对分红利的办法还不能肯定。我耸了耸肩膀。“看来，他们很多人都在高价拉角儿，”我说。“他们价钱都喊得挺高，可就是不肯拿出现款来。”后来，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说其他条件已经谈妥，但是我要现付一万元红利。过了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回到桌上来。“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分到你的一万元红利。”
这时候我高兴极了。事情好得简直不大像是真的。然而，扫兴得很，第二天早晨罗宾斯只给了我一张六百元的支票，说安德森先生就要亲自来洛杉矶，现付一万元的事将由他来办理。后来，安德森到了，他兴致极好，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但是仍旧没有把那一万元拿出来。“等咱们到了芝加哥，这件事就会由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办妥的。”
我虽然有点儿犯疑，但是不愿意妄加揣测，仍旧很乐观。现在我要再为基斯顿工作两个星期。必须拍完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他的史前生活》，工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