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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和波拉打得火热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来到了电影制片厂；她是从墨西哥城一路步行到这儿来找查理·卓别林的。我因为已经对一些影迷有过几次经验，所以关照我的经理“好好地把她打发走”。
这件事随即被丢开了，可是后来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位小姐坐在门口台阶上。我一听这话，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吩咐仆人叫她离开，说我暂时留在制片厂里，等到事情完了再回去。十分钟后，听说她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在我家里晚餐，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听了。我们推开前门，四面望了望，看那姑娘是否确实不曾再回来。可是，饭刚吃到一半，仆人冲进餐厅，脸色都白了。“她在楼上，睡在您的床上！”仆人说他去收拾屋子，给我铺床，发现她穿着我的睡衣躺在床上。
我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去会她，”雷诺兹说着离开了座位，急忙走上了楼。我们其余的人都坐在那儿，静候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了。“我跟她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她年纪很轻，人也长得漂亮——谈话很有条理。我问她为什么睡在你床上。‘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你可知道，’我对她说，‘你这样会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可能被送进疯人院吗？’她一点也不在意。‘我又不是疯子，’她说，‘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从墨西哥远道来见他。’我对她说，她最好还是脱掉你的睡衣，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要去叫警察了。”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叫她下楼来，到起居室里去。”我犹豫不决，觉得这样会使大家很窘。但是后来姑娘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雷诺兹说得对：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她说已经在制片厂外边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是她只喝了一杯牛奶。
她坐在那儿喝牛奶时，波拉向她提出了许多问题。“你是爱卓别林先生吧？”（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爱他呀！哦，没有的事，我只不过是崇拜他，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人。”
波拉问：“我的影片你看过吗？”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不是像卓别林先生那样一位伟大的艺人。”
当时波拉的表情挺有意思。
我警告那姑娘，说她的行动会引起误会，然后问她可有回墨西哥城的盘缠。她说她有钱；于是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中午，男仆又冲进了房间，说她服毒了，这会儿在路当中躺着。我们毫不怠慢，立刻打电话报告警察局，用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第二天报上把这件事大肆宣传，刊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医生已经给她洗了胃，她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并没服毒，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又说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
她出院后被交给福利会照管，福利会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给我，问我能否资助她返回墨西哥城。信里说：“她并无恶意，不是坏人。”于是我们代她付了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可以给联美拍第一部喜剧片了，于是我一心要拍出一部比《寻子遇仙记》更为成功的电影。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搜索枯肠，要想出一些剧情来。我老是对自己说：“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情节来。后来，一个星期天早晨，在范朋克家里度周末，早餐后我和道格拉斯一起闲坐，看几张立体风景照片。有几张照的是阿拉斯加和克朗代克河的风景，一张拍的是奇尔库特山口，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正在攀越那冰冻的山峦，画片背面还印了一段说明，描写这些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难。我想，这可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它可以刺激我的想像。果然，各种离奇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在我脑海中涌现，虽然我还没有一篇故事，但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
创作一部喜剧时，说来也矛盾，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我看过一本书，它讲到唐纳移民队去加州时怎样迷失了路，被大雪困在内华达群山中。一百六十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只有十八个人，多数人都冻饿而死。有的人饿得只好吃死尸，还有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都烤了吃。从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还剔出那些钉子，仿佛它们是美味阉鸡的骨头，并且津津有味地大嚼那些鞋带，仿佛它们是一些细面条儿。这样饿得要发狂时，我那同伴就把我想像成为一只鸡，想要把我夹生的吃了。
那六个月里，我想出了一系列喜剧片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我就开始拍摄，相信从喜剧的穿插和动作中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当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都被剪去了。其中有一组镜头，拍的是流浪汉和爱斯基摩姑娘谈爱情，姑娘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代替接吻。流浪汉要离开她去找金矿时，依依不舍地道别，把鼻子抵着她的鼻子热情地擦着。已经走开了，流浪汉再转过了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向她最后抛了一个“吻”，接着又偷偷地把指头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点儿伤风感冒了。但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因为它们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了抵触。
拍《淘金记》的时候，我第二次结婚。由于我们有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又非常爱他们，所以有关这次婚事我就不去详细加以记述了。我们婚后，过了两年，都试图使生活过得美满，然而，毫无希望，结果还是招来了很大的痛苦。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4）
《淘金记》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兴冲冲地绕过一座悬崖，不知道自己背后跟着一头熊，观众们都狂笑鼓掌。直到终场，只听到笑声，间或还杂着掌声。后来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走过来拥抱我。“查理，我保证这部影片一共至少可以卖六百万。”结果真的是卖了那么多钱！
初映结束，我病倒了。那时我住在里茨旅馆，一天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就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我快死了，”我喘着气说，“找我的律师来呀！”
“律师！你是要请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去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
我的朋友惊慌失措，律师和医生他都给我去找了，但是那时候我的律师凑巧在欧洲，所以只来了医生。
医生照例检查了我的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别的病，只是神经衰弱。“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他说，“离开纽约，到海边去一趟，你可以在那儿静养几天，呼吸海滨的空气。”
半小时内，我已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所以地哭了。后来，我住进了临海的一家旅馆，占了一间前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是这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在旅馆外面叫喊：“喂，查理！”“你好啊，查理！”我只好从窗口移到里边去坐，免得让他们看见了。
突然，听见像狗叫似的一声尖号。一个人掉下水去了。救生员把他抬起来，就放在我窗口前面，给他施行急救，但是为时过晚，他已经死了。救护车刚把他送走，又听见一声惨叫。前后一共抬进来三个人，后面的两个被救活了。我比刚来时更加紧张了，决定还是回纽约去吧。过了两天，我差不多完全好了，于是又回加州去了。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1）
回到贝弗利山，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格特鲁德·斯坦。我到了那里，斯坦小姐正坐在客厅当中一张椅子上，穿了一件花边领子的棕色衣服，双手放在膝上。不知怎的，她那样儿有些像凡高画的鲁兰夫人，不过格特鲁德不是把红发在头顶上挽一个髻儿，而是把剪短了的棕色头发披散着。
客人们围着她站了一个圈儿，彬彬有礼地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个侍女向她悄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走近我跟前。“格特鲁德·斯坦小姐要见您。”我赶快走向前。当时没有机会和她多谈话，因为其他客人正陆续到来，等着向她介绍。
午餐时女主人让我坐在格特鲁德旁边，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了艺术。记得谈话好像是这样开始的，我夸赞餐厅窗外的景色很美，但是格特鲁德对此并不表示赞许。“天然的都是平凡的，”她说，“倒是模仿的更有趣。”她就这个题目发挥了一通意见，说假云石要比真的更美，特纳画的日落要比任何真的天空更可爱。虽然这些话早已被前人说过，但我仍旧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
她对电影的情节发表了一套见解：“它们太陈腐了，并且，太复杂和牵强了。”在一部影片里，按照她的意思，我最好是直接走上一条大街，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我想说，这无非是要解释她那神秘的诗句“玫瑰是玫瑰是玫瑰”，但是我本能地克制了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午餐桌上铺着美丽的比利时花边台布，好几位客人见了都赞不绝口。我们谈话时，咖啡是盛在很轻的漆器杯子里端上来的，我的一杯摆在太靠近我袖子的地方，我手微微一动，就把咖啡打翻在台布上。真叫人不好意思！我正一迭声向女主人道歉，格特鲁德也打翻了她的咖啡。这时候我稍觉宽慰，因为照说现在感到窘促的不单是我一个人了。然而，格特鲁德毫不介意，她说：“不要紧，它没泼翻在我衣服上。”
约翰·梅斯菲尔德来参观我们的制片厂；他身材高大，长得很漂亮，并且对人和蔼而体贴。但是，不知怎的，他的这些特点会使我感到十分羞怯。幸而我刚读过《小街上的窗子》，很欣赏这一首诗，所以当时并没有一直沉默着，我背诵了我喜爱的那几行诗：
一群人在狱门口外聚集，
等着那丧钟为他们敲响，
等着去尝另一地狱的毒剂，
绝望的人啊，他们就是这样。
拍《淘金记》的时候，一天我接到埃莉诺·格林的电话：“亲爱的查理，你一定要见一见玛丽昂·戴维丝；她这人真可爱，她一定喜欢见你，所以，请你到公使旅馆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去帕萨迪纳看你的影片《有闲阶级》。”
我虽然不曾见过玛丽昂，但是早已看到有关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这类讨厌的广告，你翻开每一份赫斯特系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它们做得太过火，以致人们给玛丽昂·戴维丝编了许多笑话。有一次，有人叫比阿特丽斯·李莉看洛杉矶繁密的灯火，她就开玩笑。“这太美啦！”比阿特丽斯说，“我想，再过一会儿，它们就会聚集到一起，连缀成‘玛丽昂·戴维丝’几个字了！”你只要翻开一份赫斯特系的杂志或报纸，就必然会看到玛丽昂的巨幅照片。但一般人看了这些广告，反而不愿到票房去了。
一天晚上，在范朋克家里，主人放映了玛丽昂·戴维丝演的《骑士春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玛丽昂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喜剧演员，是富有风趣与魅力的，即使没有赫斯特系报刊为她那样大吹大擂，她也有资格成为一位大明星。在埃莉诺·格林的席上，我发现玛丽昂为人纯朴可爱，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知己。
赫斯特和玛丽昂的关系，不但在美国，即便在世界各国都被编成了故事传说着。他们俩的交往，直到赫斯特逝世为止，前后历时三十多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什么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应当说，那是已故的威廉·伦道夫。我还应当说明，虽然赫斯特有一些值得赞美的品德，但他给我的印象并不都是愉快的。在他的个性中，正是那些离奇难解的部分吸引了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