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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在政治上遭到歧视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
一天傍晚，我去圣西米恩度周末，玛丽昂出来接待我时，神情很紧张。原来，有一个客人在园地里走过，被人用剃刀给刺伤了。
玛丽昂一激动就会口吃，但这一来反显得更加妩媚，那样儿好像是小说中的一位落难佳人。“我们还不……不……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她压低了声音说，“可是Ｗ·Ｒ·已经派了几个侦探在园地上到处搜索，现在我们别让其他的客人知道这件事。有人怀疑，作案的是一个菲律宾人，所以Ｗ·Ｒ·吩咐，还没大致查清楚之前，叫所有的菲律宾人都离开庄园。”
“被刺伤的是谁？”我问。
“今儿晚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她说。
晚餐时我坐在一个年轻人对面，他的脸用绷带包扎着；只看见他炯炯闪亮的一双眼睛，以及不停地笑着时露出的一口白牙齿。
玛丽昂用胳膊肘在桌子下边碰了碰我。“就是他，”她悄声儿说。
他胃口很好，好像一点儿也不曾因为受到袭击而扫了兴。人家向他打听这件事情时，他只耸了耸肩，咧开嘴笑了笑。
饭后玛丽昂领我去看出事的地方。“就在那个塑像后面，”她指着一座复制的“胜利女神”云石像说，“瞧，这儿是血迹。”
“他到那塑像后边去干什么呀？”我问。
“是要……要……要躲开那个人的袭……袭……袭击，”她说。
突然，我们的那位客人又在夜色沉沉中出现，他跌跌撞撞地走过我们面前，血从面颊上滴了下来。玛丽昂惨叫了一声，我蹿了起来。一下子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了二十个人，把他团团围住。“我又被刺伤了，”他呻吟着。两个侦探把他抬起来，护送到他的屋子里，随即在那儿盘问他。玛丽昂也走开了，但是，一小时后，我在大厅里遇见了她。“怎么一回事？”我问。
她露出疑惑的神气。“他们说，那是他自己干的事。他是一个痴子，这样做只是为了要出风头。”大家不再同情他了，当天晚上就赶快把这个怪人从山上送走，而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第二天早上又上工了。
托马斯·利普登爵士也曾在圣西米恩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作过客，这位饶有风趣的苏格兰老人，老是长篇大论地谈话，说的是一口很有韵味的土腔。在滔滔不绝的谈话中，他常常回忆一些往事。
他说：“查理，你来到美国，现在可发迹了——我也是这样。第一次来这儿，我乘的是一条运牲口的船。我当时就对自个说：‘下一次来的时候，我要坐上自己的游艇，’而后来呢，我确是做到了。”他还向我发牢骚，说他经营利普登饮料，被骗去了几百万英镑。驻西班牙大使亚历山大·穆尔、托马斯·利普登爵士和我，在洛杉矶常常一起出去吃饭，席上亚历山大和托马斯爵士谈一些从前的事情，俩人你一句我一句顺口儿提到贵族的名姓，就像是随意抛香烟蒂似的，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贵族们一开口就是说俏皮话。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常常去看赫斯特和玛丽昂，他们很好客，邀我每星期去玛丽昂的海滨住宅度周末，我因为很喜欢他们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尤其因为道格拉斯和玛丽那时在欧洲，所以我就常常应邀去了。一天早晨，和其他几个人一同进早餐时，玛丽昂在她的剧本问题上向人讨主意，但是Ｗ·Ｒ·不喜欢听我的意见。那个电影故事主要谈的是男女平等问题，于是我说，一般都是由女人挑选她们的男人，男人在这方面是没法作主的。
Ｗ·Ｒ·的看法不同。“哦，不对，”他说，“一向都是男人挑选女人。”
“我们以为是如此，”我回答，“但是，只要一个小姑娘指着你说：‘我要那一个，’于是，你就被她挑了去。”
“你的想法完全错误，”赫斯特自信不疑地说。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4）
“问题是，”我接下去说，“她们都把技巧隐藏得非常巧妙，因此我们就相信，那是我们在挑选。”
赫斯特蓦地把桌子一拍，早餐桌上的东西都被震得跳了起来。“我说一样东西是白的，你就偏要说那是黑的！”他大吼。
我相信，当时我面色微微发了白。仆人刚巧给我端上咖啡。我抬起头来说：“请你叫人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给我雇一辆车。”接着，一言不发，我站起身来，走进舞厅，憋着一肚子怒气在那儿大踏步走来走去。不一会儿，玛丽昂来了。“怎么啦，查理？”
我的声音直哆嗦。“凭他是谁，也不能向我那样吆喝。他以为他是谁啦？是尼禄吗？是拿破仑吗？”
她没答话，就转过身去，赶快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儿，Ｗ·Ｒ·来了，他只装作没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什么事情呀，查理？”
“我是不习惯被人吆喝的，尤其是我在别人家里作客的时候。所以，我这就走。我——”我的一句话没说完又咽下去了。
Ｗ·Ｒ·想了想，接着也开始在房里来回地走。“让咱们把这件事情谈谈开吧，”他说，他的声音也在发抖。
我跟着他进了大厅，走到摆在墙凹进去地方的一张古色古香的奇彭代尔式双人椅跟前。赫斯特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又长得相当胖。他在椅子里坐下了，指了指那点儿空着的地方。“坐下吧，查理，让咱们把这件事谈谈开。”我挨着他紧紧地挤在一起坐了下去。他不再说一句话，突然伸出了手，我虽然坐在那儿没法动弹，但还是挺费力地和他握了手。接着他就开始解释，他的声音仍旧颤抖着。“你瞧，查理，我实在不喜欢玛丽昂演这个剧本……她是尊重你的意见的。你呢，又赞成她演这个剧本……嗯，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就冒犯了你。”
我的气立刻消了，和他和解了，一迭声说这是怪我不好；最后我们再一次挺费力地握了手，然后试着往起站，但是发现我们都卡在那张奇彭代尔式椅子里，这时候椅子发出了可怕的嘎吱嘎吱声。费了好大劲，我们终于挣脱了身，那张椅子倒纹丝不动。
现在猜想起来，当时玛丽昂一离开了我，就直接去找赫斯特，怪他不该那样粗暴，叫他出来道歉。玛丽昂知道什么时候乘机进言，什么时候保持缄默，所以有时候她是不开口的。“他发起脾气来，”玛丽昂说，“好像起了风暴，打响了雷……雷……雷啊。”
玛丽昂性情愉快，风趣悦人。每逢Ｗ·Ｒ·有公事去纽约，她总是把她的朋友一起邀到她贝弗利山的住宅里（那时候海滨住宅还不曾造），于是我们就举行宴会，玩字谜游戏，一直玩到午夜。接着，鲁道夫·范伦铁诺就在他家里回请，而我又在我家里宴客。有时候，我们包下了一辆公共汽车，装满了一车子食物，再雇上一个奏六角手风琴的乐师，于是一二十个人一起到马利布海滩，在那里生起篝火，半夜里野餐，捕石鲈鱼。
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露爱娜·帕森斯，每次都由后来担任我副导演的哈里·克罗克陪同着，和我们一块儿去。这样游玩以后，我们总是在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玛丽昂对露爱娜说：“这要是被Ｗ·Ｒ·知道了，咱们俩当中准有一个被解雇，可……可……可是，被解雇的不会是我呀。”
有一次，玛丽昂家里举行宴会，大伙正玩得高兴，Ｗ·Ｒ·从纽约打来了电话。玛丽昂听完了回来，怒气不息。“你们可想得到吗？”她气愤愤地说，“Ｗ·Ｒ·竟然派了人监视我呀！”
原来赫斯特在电话里读给玛丽昂听一份侦探的报告，列举了他走后玛丽昂做的一些事情，说有人看见她清晨四点钟离开了某甲家里，五点钟离开了某乙家里，等等。她后来告诉我，说赫斯特准备立刻回洛杉矶，把他们俩的事料理清楚，从此一刀两断。玛丽昂当然恼火，因为她只是去看了几个朋友，并不曾做任何非礼的事。侦探报告里所举的确是事实，但经过一番歪曲，就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Ｗ·Ｒ·到了堪萨斯城，拍来电报：“已改变初衷，不拟回加州，旧地多少欢娱，往事不堪回首，现仍返纽约。”可是，过了不久，他又拍来一份电报，说他要来洛杉矶了。
Ｗ·Ｒ·一回来，所有的当事人都紧张起来。但是玛丽昂和他的那次会见消除了一切误会，最后是为欢迎Ｗ·Ｒ·回贝弗利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玛丽昂在她租的房子上层造了一个可以坐一百六十位客人的临时餐厅。收拾装潢，安装电灯，铺一个舞池：在两天之内全部竣工。玛丽昂只要一摩擦神灯，样样东西都齐备了。那天晚上，她戴了一只新的价值七万五千美元的翡翠戒指，那是Ｗ·Ｒ·给她的礼物，总算幸运，谁也没有被解雇。
我们在圣西米恩的庄园和玛丽昂的住宅里住了一段时间，要调一个环境，有时候就到赫斯特的游艇上去度周末，泛舟到圣卡塔利娜岛，或者是去南面的圣迭戈海滩。有一回，游艇到了圣迭戈海滩，不得不把当时已经接管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托马斯·哈·英斯送下船。那一次我不曾去，但一同在船上的埃莉诺·格林后来告诉我，说英斯起先玩得很高兴，可是午餐时突然浑身剧痛，只得离了席。大伙都以为他是发了胃病，但后来他痛得更厉害了，这才被抬上岸，送进了一家医院。医院里发现他是发了心脏病，于是把他送回贝弗利山他的家里，他到家三星期后，心脏病复发死了。
恶毒的谣言四下传布开，说什么英斯是被开枪打死的，赫斯特是与此事有关的。谣言纯属虚构。这件事我知道，因为英斯去世前两星期，赫斯特、玛丽昂和我还到他家里去探望过他；看到我们三个人，他非常高兴，相信自己不久就会痊愈。
英斯的死打乱了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计划，因此这些计划只好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完成了。但是两年后赫斯特影片公司并入米高梅影片公司，在米高梅的制片厂场址上为玛丽昂造了一所精致的平房化装室（我管它叫特里亚农）。
赫斯特的报纸业务，大部分都是在这儿处理的。我多次看见他坐在玛丽昂的会客室当中，地下摊了二十多份报纸。他坐在椅子上综观形形色色的标题。“那一条排得不醒目，”他指着一份报纸声音尖溜溜地说。“为什么登某某人的那篇特写？”有时候他会拣起一本杂志，大拇指翻一翻书页，双手掂一掂它的分量。“《红皮书》上的广告怎么啦？——这一期出得挺轻嘛。打个电报给雷·朗，叫他马上来。”就在这个当儿，刚离开摄影棚的玛丽昂来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带着一副嘲笑的神气，故意践踏着那些报纸走过来，还说：“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开，我的化装室都被它们给弄糟了。”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5）
赫斯特有时候会显得十分天真。他去看玛丽昂的影片初映，常常要邀我和他同车去，汽车快要开到电影院门口，他就先下了车，以免被人家看见他是和玛丽昂一起去的。但是，后来《赫斯特考察家报》和洛杉矶《时报》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赫斯特猛烈抨击对方，《时报》不甘示弱，最后就进行人身攻击，指责赫斯特过着双重生活，在圣莫尼卡筑有香巢，并且提到了玛丽昂。赫斯特不曾在他的报纸上反驳这类攻讦，但是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那时玛丽昂的母亲刚去世），说：“查理，戴维丝太太下葬，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抬灵柩吗？”我当然答应了。
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赫斯特邀我一同去欧洲旅行。他已经在丘纳德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上，为他的一行人包了整整一排房舱。但是我谢绝了，因为这样旅行，一定是同二十来个其他客人一道去，一路慢慢地航行，赫斯特高兴停留就停留，高兴赶急就赶急。
有一次我和赫斯特去墨西哥旅行，就尝到了这种滋味，那时候我的第二个妻子正有孕，十辆汽车，跟在赫斯特和玛丽昂的车后面，在崎岖的路上行进，恨得我只是骂这伙人。路没法走了，我们只好放弃了原定的目的地，在一个墨西哥农民家里过夜。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人，但只有两间屋子；多承他们照顾，把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们夫妻俩和埃莉诺·格林睡。有的人睡在桌上和椅子上，有的人睡在鸡舍和厨房里。我们那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