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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板造了一所很考究的戏院，但是，和当时的许多电影院老板一样，他不懂得怎样放映电影。电影开始了。银幕上映出了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像在一般电影初映时一样，观众都报以掌声。后来，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我的心急跳起来。那是一个塑像纪念碑揭幕典礼的滑稽镜头。观众们看了都大笑起来！他们越笑声音越高，变成了哄堂大笑。我已经抓住了观众！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我只想到要哭。接连放映了三本，观众们一直笑着。由于紧张兴奋，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突然间，影片在一片笑声中断了！戏院里灯光通明，一个人用麦克风宣布：“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喜剧片之前，让我们占用诸位五分钟的时间，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新戏院的优点。”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发了狂。我从座位上一下子跳起，沿走道飞奔过去：“那个婊子养的混蛋戏院经理在哪里？我要宰了他！”
进入联美《城市之光》（3）
观众们都支持我，大家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而那个白痴仍继续大谈戏院里种种精致的设备。但是观众开始喝倒彩，他这才赶快停下了。此后，整整映了一本，笑声才又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映到最后一场时，我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拭眼泪——这又一次证明，科学家永远是多情善感的。
第二天，也不去等着看影评，我就启程去纽约，因为再过四天就要在那里放映电影，我必须先赶到那里去。我一到那儿，就大吃一惊，发现什么宣传工作都不曾做，报上只刊出了一则例行的广告启事：“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以及其他几条毫无吸引力的介绍，此外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警告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全凭观众对我的好感，必须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戏院里初映，而这家戏院平时是不映电影的。”
我刊登了占半幅版面的广告，用了同样大小的字体，每天登在纽约最大的报纸上：
查尔斯·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假座科汉大戏院
全天各场连映 票价五角至一元
我花了三万美元在报纸广告上，再用三万美元在戏院门口租了一个电气招牌。由于时间已所余无几，我们必须赶快干，于是我整夜不睡，试验放片，决定影片的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我招待了新闻记者，向他们谈了为什么我要拍一部无声影片的原因。
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拟定的票价表示怀疑，因为我把票价定为最高一元，最低五角，但所有映头轮影片的大电影院的票价，最高的是八角五分，最低的只三角五分——它们映的都是有声电影，并且还有演员亲自登台。我的想法显然也有它的根据：我们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而这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如果观众们要看这部影片，他们是不会因为八角五分与一元之差而不来看的。所以我反对让价。
影片初映的情形很好。但是初映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一切。最重要还是要看一般观众的反应如何。他们会对一部无声电影感兴趣吗？我半夜没睡着，一直在想这些念头。但是早晨我被我的宣传员惊醒，他在十一点钟冲进了我的卧室，兴奋地大喊：“伙计，可真有你的呀！这一炮打响啦！从今儿早晨十点钟起，排队的人已经绕过了整个街区，现在交通都给阻塞了。大约有十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要进去。你倒听听，他们在怎样嚷嚷！”
我感到一阵轻松愉快，于是吩咐给我预备早餐，一面开始盥洗。我说：“告诉我，映到什么地方笑声最大？”于是他详细地描绘，观众们看到哪儿哈哈大笑，看到哪儿捧腹大笑，看到哪儿纵声狂笑。“你还是自个儿去瞧瞧吧，”他说，“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的。”
我本来是不愿去的，但最后却不过他那份热情，只好去了。我只看了半个小时，和一群人站在戏院里后边，连续地突然迸发的笑声打破了快乐的紧张气氛。这已经足够了。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儿，然后，为了舒缓自己的感情，我在纽约全市漫步了四个小时。其间，我有时走过那家戏院，看见人们排成了长队，络绎不绝地绕过了那片街区。这部影片又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接连着三个星期，每星期卖座八万美元。对面派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只卖了三万八千美元。《城市之光》一连放映了十二个星期，扣除了一切开销，还净赚四十多万美元。它之所以不再映下去，只是因为纽约轮流上映的戏院提出了要求，说它们已用高价订下这部影片，不愿影片轮到它们放映时已经陈旧了。
现在我准备去伦敦，在那里为放映《城市之光》做好筹备工作。这次在纽约时，我常常会晤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的新版本画了插图。他刚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先后结婚五次。最近他情绪很坏，一度企图自杀，大量吞服了什么药剂。我劝他陪我一同去欧洲，说这样换一个环境对他有好处。于是我们两人登上了“奥林匹克”号，也就是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
睽别十年后，我不知道这次回去时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于是感到惴惴不安。我倒挺想悄悄地回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然而，我这次去是为了主持《城市之光》的初映，这就必须为影片做宣传工作。后来，我总算不曾失望，有很多人来欢迎我。
这一次我住的是卡尔登旅馆，因为，和里茨旅馆相比之下，它是一个更老的地方，住在那儿我会感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的一套房间十分华丽。每天走进卡尔登，我就像是走
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我认为，要习惯于奢侈生活，乃是一件最使人发愁的事情。但是，在伦敦，财富能使你每时每刻过着新奇有趣的生活。整个社会是一个游艺会。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节目的开始。
我向窗外望出去，看见下面街上贴了好几幅招贴。一幅上面是：“查理仍然是他们的宠儿。”我觉察到它的弦外之音，不禁会意地笑了。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闹了一个笑话：他们问我是否要去参观埃尔斯特里，我很天真地问：“它在哪儿？”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微笑了笑，然后告诉我，说那是英国电影工业中心。我当时确实显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也就不再见怪我了。
第二次去英国，几乎和第一次同样激动人心，并且肯定比第一次更为有趣，因为我有机会会见了许多更有趣的人物。
菲利普·沙逊爵士打电话来，他几次邀我和拉尔夫到他公园弄的城里公馆和利姆普纳的乡间别墅去吃饭。我们还和他在下议院共进了午餐，在议院休息室里会见了阿斯托夫人。过了一两天，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午餐。
我们一走进客厅，就好像走进了蒂索夫人的群英殿——我们面对着肖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由于阿斯托夫人富有过人的机智，所以谈话进行得很活跃，但后来她突然被唤走了，接着就是一阵使我感到难受的沉默。幸亏肖伯纳把话说开了头，讲了一则有关英奇教长的有趣故事：英奇对圣保罗的说教表示愤慨，说：“保罗歪曲了我们教主的教义，可以将其比喻为把救主倒钉在十字架上了。”肖伯纳最和蔼悦人的地方是，他会亲热地凑趣，使席上谈笑风生。
在午餐席上，我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英格兰银行（当时它还是一家私人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空了全部黄金储备，只剩下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政府要向该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把那些证券一起搬了出来，向它们看了一下，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一个办法曾被重复了好几次。凯恩斯点点头说：“是这个情形。”
“可是，”我很有礼貌地问，“那些借款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还是用纸币去偿还嘛，”凯恩斯说。
午餐将近结束，阿斯托夫人把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套在牙齿上面，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带上了假牙，她的面部就变了形，显得十分滑稽。她激动地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里，我们英国妇女带着猎犬出去打猎，多么气派——不像美国西部那些轻佻的丫头，她们跨在马背上，多么恶俗难看。我们是坐在横鞍上，跑得又稳又快，多么庄重，多么文雅。”
阿斯托夫人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她又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我应当感谢她为我们举行了多次愉快的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英国知名人士。
午餐后，客人都散了，阿斯托勋爵领我们去看芒宁斯给他画的肖像。我们到了画室门口，芒宁斯不愿让我们进去，经阿斯托勋爵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他画的是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四周是一群猎犬。这时我的一句话合了他的意，我不但赞美那些已经画好的人像，还夸他给猎犬的动作所作的速写草稿。我说：“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芒宁斯高兴了，他给我看了另几幅速写。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在肖伯纳家里午餐。餐后Ｇ·Ｂ·把我领到他书房里——单是我们俩——让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书房俯临泰晤士河，房里窗明几净。忽然，我发现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肖的著作，肖写的文章我读过的很少，这时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近它们跟前，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都是您写的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是他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要和我谈一谈他的作品，试一试我的智力吧。我又想到，我们俩总不会这样老待在这儿，其他的客人就会走进来打破这个僵局的。我真希望他们快点儿进来。然而，没人进来，一时屋子里静默得令人难受，我只好笑着转过身去，四面打量屋子里的陈设，泛泛地谈了几句，说这屋子里是多么舒适。然后，我们又回到其他客人那里去。
此后我几次会见了肖伯纳夫人。记得我们谈到Ｇ·Ｂ·的剧本《苹果车》，说一般人对这剧本的反应比较冷淡。肖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叫Ｇ·Ｂ·别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写剧评的都不配看这些戏！”
此后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邀请，另一次是温斯顿·丘吉尔邀请，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沙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们邀请。
我第一次会见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玛丽昂·戴维丝的海滨住宅里。那天一共大约有五十位客人，他们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转来转去，这时候丘吉尔由赫斯特陪同着在走道里出现，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一副拿破仑的姿势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些跳舞的客人。他那样儿好像是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怎样才好。Ｗ·Ｒ·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给我们介绍了。
丘吉尔虽然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赫斯特走开了一会儿，我们俩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而客人们这时仍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谈起英国工党政府，这时他才振作起精神。“我有一件事不理解，”我说，“在英国，如果选举了社会党的政府，那并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他疾速地向我瞥了一眼，露出嘲笑和挑衅的神气。“当然不会改变，”他说。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度的哩。”
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吃晚饭。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