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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吃晚饭。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子伦道夫，那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小伙子，他非常喜欢说理和辩论，并且像一般主意坚定的青年人那样，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批评。我看得出，温斯顿为他感到十分骄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爷儿俩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此后，在他返回英国之前，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会过几次。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2）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就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那种家庭的亲切气氛。我只是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情，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了。人生对他是有趣的。他生活得痛快，玩起来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餐厅里看见壁炉上边挂着一幅静物油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热情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不是一件像看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门墙之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富有风趣。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也够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像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去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那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日子，比弗布鲁克勋爵整天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其政治，一家人听着，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你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里人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上税的了，因为英国人拌起他们的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停了下来，留心看大伙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的。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那间卧室是和图书室合而为一的，里边四面沿墙壁都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部摆的是国会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思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他说，“你应当去拍嘛——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片资料：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了他兄弟制服上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那是喜剧片里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酒馆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那样儿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刚在下院里辩论了出来，对讨论德国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里作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会见甘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种环境里，他那传奇式的重要意义就会随之消失，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也会贬低了自己的形象。在寒冷阴湿的英国，很不整齐地围着他那惯用的缠腰布，那样儿就显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调和。所以，他来到伦敦，给一些人提供了挖苦嘲笑的资料。一个人往往是在离得你更遥远的地方，会给你更崇高的印象。
我会见他的地方，是在离东印度码头路不远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都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前房内。我去时圣雄还不曾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应当对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到，他怎样入狱，怎样绝食抗议，怎样为印度的自由进行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一些他怎样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拢着他的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看见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陋的房子，那情景确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向下面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在屋子里四下照亮。我坐在圣雄右边。这时，想到了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就开始局促和害怕起来。坐在我右面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我只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一些什么。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爱着我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他是否看过影片都成问题。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命令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3）
挤满了人的屋子里突然静下来。圣雄那张仿佛戴着面具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这时我想到，现在整个印度都在等着我说话啦。于是我亮了亮嗓子。“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我说，“然而，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儿想不通。”
圣雄点了点头，微笑了笑，这时我接下去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被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能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这我明白，”他冷静地说，“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这是我们向英国这样一个强大敌人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方式——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和英国的不同；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两样。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努力发展一些工业，形成了复杂的经济。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印度如何使用策略争取自由：在这方面，我很清楚地听了一堂现身说法的课；说来也矛盾，使我受到鼓舞的这个人既讲求实际，又富于理想，同时具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强意志。他还告诉我，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那它终必自趋灭亡的。
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散了，圣雄问我是否高兴留在那儿看他们做祷告。他自己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和他围坐在了一圈。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伦敦贫民区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六个人盘着腿坐在地板上，这时曛黄的夕阳很快地在屋檐后边降落，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做祷告。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矛盾啊，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样精明的法律眼光，那样深奥的政治现实感，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消失在一片顶礼诵赞声中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暴雨倾盆，但是热心的观众仍旧赶到了戏院里，影片映得很成功。我坐在楼厅上肖伯纳旁边，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就更把观众们招乐了。
丘吉尔来看初映，还参加了初映后举行的晚宴。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说他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河对面，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一番话，当时听了感到有点儿惶窘，尤其听到他开头称呼“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由于受到席上那种繁文缛节的感染——此外，还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只听到好些人在窃窃私语。接着我又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重复说：“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我喜欢这样说法，故财政大臣！”说这话的当然是丘吉尔。我一时醒悟过来，于是接下去说，“嗯，说‘前财政大臣’怪别扭的。”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父亲，然后在契克斯过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作保养身体的散步，穿着灯笼裤，带着围巾，戴着便帽，还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神气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经常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同时从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点儿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完了晚饭，我们都到那历史上有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刚死后做的面型和其他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沛，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尽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工党政府是社会党的政府，问他这样的政府是否有权力在基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组织。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它应当是能够的，然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矛盾现象：你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