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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告），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五分钟前解决的。”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3）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一次的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谈了一件毛泽东奏凯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一百万中国人去欢迎他。在那巨大的广场尽头，搭了一个高十五英尺的大台，他从台后面登上阶梯，则一露出头来，一百万人就掀起了怒涛般的欢呼，随着他的身躯全部出现，欢呼声越来越高。当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看见了这样一大群人时，他站定了一会儿，接着就突然双手捂着脸哭了。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参加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但是我望望那张神采奕奕的英俊的脸，不禁感到惊奇，看来他是那么沉着和年轻。
我告诉他，我上次去上海时是一九三六年。
“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前呀。”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我开玩笑说。
那一次宴会上，我们喝了中国香槟（味道挺不错），并像苏联人那样一再祝酒。我祝中国国运昌明，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在韦维交了一些新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埃米尔·罗西尔先生和米歇尔·罗西尔先生，再有他们的家属，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经埃米尔介绍，我认识了钢琴演奏家克拉拉·哈斯基尔。克拉拉住在韦维，我们每次去到那镇上，她就同罗西尔两家人来和我们一起进餐，餐后为我们演奏。她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在欧美各地备受听众欢迎，她的事业正在鼎盛时期。可是，一九六○年去比利时，她从火车脚踏板上跌下来受了伤，送进医院后不治而死。
我常常听她逝世前灌的那最后几张唱片。第六次修改这部书稿之前，我曾经听克拉拉演奏、马尔克凯维指挥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觉得那是最能表达原作神韵的伟大艺术作品，它对我写完这部书起了鼓舞的作用。
如果不是由于家务羁绊着，我们在瑞士的社交生活可能是很活跃的，因为西班牙王后，以及跟我们最亲密的谢弗罗·丹特雷居伯爵和伯爵夫人，都住得比较近，而许多电影明星和作家也离开我们住处不远。我们常常会见到乔治·桑德斯和贝尼塔·桑德斯，而诺埃尔·科沃德也是我们的近邻。每到春天，许多英美朋友都来看我们。杜鲁门·卡波特有时候到瑞士来工作，便中常常来访。到了复活节，我们总是带着孩子去爱尔兰南部。这是全家人每年盼望的一次旅行。
夏天里，我们常常穿着短裤在阳台上晚餐，遥望那苍茫暮色，在外面一直要待到十点钟。我们常常会临时突然决定去伦敦或巴黎，也有时候去威尼斯或罗马：去这些地方都很方便，只需要几个小时。
去巴黎时，我们常常受到好友保罗－路易·韦耶的款待，逢到八月里，他总要邀我们一家人去地中海岸边他命名为“青年女王”的那所华丽的别墅里住上一个月，于是孩子们都尽兴地游泳或滑水。
有些朋友问我：可想念美国吗？可想念纽约吗？老实说，我不想念那些地方。美国改变了，纽约也改变了。规模庞大的工业组织机构，以及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已经完全使我和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我需要的是另一种绝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具有更朴素的人情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些繁华热闹的通衢，高耸入云的大厦，因为，一看见这些东西，我就会想起庞大的商业和它那些压倒一世的成就。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结清了我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美国政府要就我《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一九五五年为止，说我仍旧是美国居民，虽然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即被拒绝重返美国。正如我的美国律师所说，我已经失去了法律上补救的能力，因为我再没有机会回到美国去为自己进行辩护了。
后来，一经解散了我在美国所有的合伙企业，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这时我就尽可以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了。然而，由于不愿为了这件事去依托另一个国家的庇护，我还是结清了这一笔账，数目要比他们原先向我索取的少了许多，但仍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
和美国斩断一切关系，那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我们贝弗利山住宅里的女佣海伦听到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已经给你们写过好多封信，可就是没把它们寄出去。自从你们走了以后，看来一切都出了毛病啦——除了为自己的亲人而外，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样不公正，那样做得过火，真叫我受不了呀。再说，后来我们听到了最担心害怕的伤心消息——说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收拾了走——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嘛——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收拾的那些东西，差点儿都被眼泪给漂走了，我伤心得一直到这会儿还在脑袋疼——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样会受得了的。求您，求求您，卓夫人，只要有一丝办法可想，您千万别让卓先生卖了这幢房子呀。所有的房间，虽然里面几乎只剩下地毯和窗帘，但是都有它们可爱的地方呀——我这个人可真想不开，我永远也不甘心让别人来住这幢房子。要是我自个儿有这笔钱，那该有多么好，可这是在转傻念头，这是在胡思乱想啊。尽可能节省别的开支吧。可是，求您，求求您留下这幢房子吧。我知道这些话没我说的份儿，可我仍旧忍不住要说——同时，我永远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回来，我可得找大点儿的信封。向府上所有人问好，原谅我用铅笔，连我的那支墨水笔也出毛病啦。
海伦谨启
我们还收到男仆亨利的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有好多时候没写信给你们了，因为我的瑞士英文很难准确表达我的思想。前几个星期，我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原来我有机会看到了《舞台生涯》。那是一次内部放映。是朗塞尔小姐请我去看的。看的人一共有二十来个。我认得的只有雪尼·卓别林先生和夫人，朗塞尔小姐，再有罗利。我坐在后边老远的地方，为的是要独个儿静静地想一想。这影片可真美呀。大概，我声音笑得最大，可眼泪也流得最多。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电影。它从来没在洛杉矶放映过。无线电里倒广播过好几张唱片，都是《舞台生涯》里的音乐。多么美的音乐啊。我听的时候，被它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没提到那是卓别林先生作的曲。孩子们喜欢瑞士，我听了很高兴。当然，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习惯外国生活。我就是要说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而且，它是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国，一一九一年就起就成立了。那儿的八月一日是这儿的七月四日。是独立纪念日。那天不放假，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山顶上升起了焰火。总而言之，那是少数保守的、繁荣的国家之一。我是一九一八年离开那儿去南美洲的。后来我回去过两次。我还在瑞士部队里服过两期兵役。我出生在瑞士东部圣加仑。我有一个兄弟在伯尔尼，还有一个兄弟在圣加仑。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4）
向府上各位致最良好的祝愿。
亨利谨上
以前我所有在加州的工作人员都照常领薪水，但是现在我已在瑞士定居下来，再也无力支付这一笔钱了。所以我给他们结算了解雇费，让他们每人领了一笔红利，总数是八万美元。艾娜·卜雯斯除了领到红利外，仍旧作为我的雇员支薪，直至逝世为止。
为《凡尔杜先生》一片选择演员时，我曾经想到要让艾娜扮葛罗斯奈夫人那个重要角色。由于她一向不来电影制片厂，每周的薪水都是由办事处汇给她的，所以我和她已有二十年没见面。事后她对人说，接到制片厂唤她去的通知时，她不但是兴奋，简直是震惊了。
艾娜一到，摄影师罗利就跑到我化装室里来。他也二十年不曾见到她了。“她来啦，”他说时一双眼睛炯炯闪亮。“当然，她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儿了——可是，看来仍旧是出色的！”他还告诉我说，这时候她正在她化装室外面草坪上等着哩。
我不喜欢久别重逢后来上一个伤感的镜头，所以装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气，好像前几个星期还见到过她似的。“好呀！好呀！我们到底把你找来了，”我高兴地说。
在日光下，我注意到她笑时嘴唇在哆嗦；于是我赶紧说明为什么要找她来，并且兴冲冲地把电影的故事内容说给她听。“故事好像非常精彩哩，”她说——艾娜永远是一个兴头好的人。
她的台词读得还不错，但是一有了她在身边，我就会觉出一种忧郁的怀旧感，因为她会使我想起早年那些顺利的日子——记得，那些日子里的一切都给人带来了希望啊！
艾娜工作很卖力，但是结果仍旧没用，因为扮演这个角色需要有欧洲人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但是这却是艾娜所不会的，所以，和她一起工作了三四天，我不得不承认，她是不适于扮演这个角色的。艾娜并没表示失望，反而如释重负。此后我很久没听到她的消息，直到我移家瑞士，才接到她收到解雇费后写来的信：
亲爱的查理：
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感谢你多年来一直厚待我，给我种种照顾。我们早年里好像不曾有过这么多的麻烦，你现在可惹上了。但你有着可爱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你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
〔以下她描写了她的病痛，埋怨医生和护士的费用太大，但最后，仍是她那老脾气，又讲了一则笑话：〕
现在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吧。一个人被密封在一个火箭飞船里，人家把火箭发射到高空中，测验他能够飞多高——所以，事先关照他，要记录高度。于是他就这样继续数了下去：二万五千——三万——十万——五十万……数到这里，他自言自语地说：“耶稣基督呀！”而这时候就听见有人极低的声音应道：“你有什么话呀——？”
千万请你，请你早日来信，查理。你还是回来吧，你是属于这儿的呀。祝好！
真心诚意最最崇拜你的
艾娜
许多年来，我始终不曾给艾娜写过信；每次都是由电影制片厂向她转达我的意思。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她获悉可以像留用人员一样继续支薪时写来给我的：
亲爱的查理：
现在我又满怀感谢的心情，回到了医院（黎巴嫩杉木）里，给我的颈部进行钴射线治疗。再没有比这手术更痛苦的了！无论哪儿一动弹，你就痛哪。但是，治我患的这种毛病，这还算是最好的疗法哩。希望这个周末能够回家，此后就可以单看门诊了（那可太好了）。幸亏我的内脏都正常，所以医生说，这只是局部的毛病——而这情形就使我想起了那个站在七马路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人，他把纸头撕成小碎片儿，向四面散洒着。一个警察走过去，问他这是干吗。他回说：“这是要大象躲开点儿呀。”警察说：“这一带一个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