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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和府上好，祝你们事事称心如意。永远问好。
艾娜
１９５６．１１．１３
我收到此信后不久，她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更年轻了。青年人接管了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些活得时间较久的人，随着生活历程的前进，就变得稍显生疏了。
所以，现在我即将结束我历尽险阻的人生旅程。我明白，我是时运的宠儿。我受到世人的关注，我赢得了他们的爱，也遭到了他们的恨。可不是，这世界赐予我一世它最好的，只给了我极少它最坏的。不论经历了什么拂意的人事变迁，但我相信好运与逆境都好像浮云那样偶然在我上空飘过。一经领悟了这一点，我对自己遭到的那些坏事情就不致过分地震惊，而对那些好事情就会意外地愉快。我对生活没有计划，对人生不懂哲理，只知道：不论是智者也好，愚人也好，我们都必须为生活进行斗争。我的思想是摇摆不定的，是前后矛盾的；有时候我会为了一些小事感到烦恼，但有时候又会对一些灾难无动于衷。
但是，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往的更富有刺激了。我身体很康健，仍旧有创作能力，并且有计划再拍几部电影——也许不是自己去演，而是编写了剧本，指导我的孩子们去演——他们有几个都是很有演戏的才能的。我依旧雄心勃勃；我永远也不服老。我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有几个尚未完篇的电影剧本需要写好，我还要写一个剧本，编一出歌剧——如果岁月许可的话。
叔本华说，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状态，但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最近二十年来，我明白了快乐的意义。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出色的妻子。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多写一些材料，然而，这就联系到了爱情，纯粹的爱情是最为美丽的，但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因为它是人们无法表达的。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显出的那种深沉与恬美，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即使是她沿着韦维的狭窄的路边，在我前面婉约而端庄地走着时，我看见她那挺直了的匀称和娇小的身体，拢向后面的黑发中露出的几根银丝，就会突然对她的一切产生爱慕，觉得自己嗓子里被一块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怀着这种快乐，我有时候坐在外面我们的阳台上，夕阳西沉，我的眼光越过了那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而湖水以外则是那些凝重的群山，怀着这种心情，我一无其他杂念，只知道欣赏那庄严的宁静的美。
永别好莱坞译后记
十九世纪末发明了电影放映机，不久电影就成为娱乐和宣传工具。美国最初是在一些游乐场内放映粗陋的影片。一八九九年，埃德温·Ｓ·波特首次献映了故事片《一个美国救火员的一生》，一九○三年又映出了长达一本的《火车大劫案》。于是美国各地纷纷开设所谓五分钱电影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电影工业初具雏形，制片商群集加利福尼亚州，主要是为了避免东部电影垄断发行的控制，同时因为旧金山一带阳光充沛，适宜于当时用的摄影方法摄制影片。西席·地密尔早期导演的电影和麦克·孙纳特监制的喜剧片，为好莱坞电影业奠定了基础。由于看电影是比较便宜的娱乐，电影业在美国经济萧条的年代里发展得很快，再加欧洲各国的电影在两次大战中受到限制与打击，于是美国电影业便一时独霸全球。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可称为好莱坞电影全盛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日益普及，电影亦随之寝衰。好莱坞制片商多用色情、暴力、盗案等内容吸引观众，电影的品质更江河日下，美国电影的统治地位很难继续维持，它在艺术方面已为其他国家所取代。
卓别林于一九一三年去美国拍电影。最初是与麦克·孙纳特合作，先后参加了基斯顿、埃山奈、互助、第一国家等电影公司，并成立了联美影片公司，从一九一三年起至一九五二年，也就是从好莱坞电影草创之日起，经历其全盛年代，直至其衰微时期，他前后一共演了八十余部电影。综观卓别林拍电影的一生，以及他所记载的见闻，我们仿佛重温了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兴衰史。
卓别林在这部自传中，反映的还不仅是一部电影史。他不但生动地叙述了自己不平凡的身世，更以很大的篇幅描绘了他所结交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政治家、科学家、诗人、画家、小说家、剧作家、雕塑家、芭蕾舞演员、戏剧演员、电影演员、新闻记者，下逮政客、财阀、富商贵介等。作者以其艺术选择的眼光，描绘了这些人的特点，辑录了他们的轶事，其中不少材料都是极有趣的典故。
当然，自传中最有价值的材料，应推那些有关电影艺术的见解。作者缕述了他对摄制电影，尤其是对编演喜剧片的种种心得，如说明演喜剧时应如何刻画性格；指点如何以讽刺为中心思想，形成故事的结构，穿插各种笑料；泛论笑料应符合剧情发展的逻辑；探讨笑料的来源；辨析幽默的意义；阐明影片的主题；联贯思想、动作与表情的关系；甚至谈到精简时间与决定摄影机位置等具体问题。虽然与卓别林同时代的某些影评家已批评他的摄影技术是老式的，说他未能紧跟上时代，然而，像这样一位喜剧天才艺术家，薪传自己毕生的创作经验，纵谈各个方面的体会，如果将其作为演导电影，尤其是作为编演喜剧片的参考，相信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
卓别林用哑剧表演艺术塑造的“小人物”，给观众带来了笑与泪。在他的影片中，喜剧与悲剧的成分多交融在一起。讲到这一创新，自传中追捕亡羊的故事虽然有趣，但未必就是启发他演这类影片的主要原因。英国作家莫姆认为，悲伤的成分反映了卓别林留恋穷苦生活的阴郁心情，此说似更能说明喜剧片的特点。尽管卓别林不肯承认，甚至还驳斥了莫姆的“谬论”，声明自己是喜欢金钱的，是向往上层社会的，但同时又嗟叹，自己一直不能忘怀出身低微，经常担心受人轻视，暴富后只感到凄凉，成名后只觉得孤独，而这一切就清楚地说明，卓别林是生活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社会里，而这些可笑又可悲的成分不但体现在他本人身上，也反映在他所演的电影里，这就使怀抱同情的观众笑时不禁流下了眼泪。
但我们看了卓别林的电影，不仅仅是怀抱同情而已。有谁能不敬仰这样一位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艺术家？正当希特勒喑叱咤，气焰万丈，欧洲那些尸居禄位的执政者都仓皇失措，但求自保的时候，这位艺术家竟毅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再不能一心去迎合妇女的兴趣，写浪漫故事或爱情问题”。在影片公司的警告下，在美国当局的恫吓下，他威武不屈，拍摄了他那部轰动全世界的《大独裁者》，淋漓尽致地嘲笑了这个狂妄嚣张，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伸张了正义，鼓舞了人心。《大独裁者》的片尾演说词，道出了一切热爱自由者心底里的话：“我要向那些听得到我讲话的人说：‘不要失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几句话说得多么透彻，多么雄伟。这部电影不仅在四十年代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它的这篇演说词将永远是宣扬真理的号角，是慑服一切专制独裁者的判词。戏里的丑角实际是一位英雄，是一位战士，真正可笑的小丑是到头来被人民判了罪，永远被人民唾弃的独裁者。
本书根据英国博德利·黑德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版本译出。从内容看来，自传是作者一九五三年移居瑞士韦维后所写，完稿不早于一九五七年。其后作者虽曾于一九五七年拍摄《一个国王在纽约》，一九六六年拍摄《香港女伯爵》，但是，在一九七七年去世前，他一生的艺术活动主要已概述于这本自传中。据说一九六四年后美国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又重版此书，然而估计新版在内容方面不会有多少补充了。
译者
一九七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