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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狂。后来我们获得胜利——那是屡经挫败后获得的胜利。这一切我都不是从母亲口中听到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母亲从来不去提到战争。她要进行她自己的战斗。
雪尼那年十四岁，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在河滨马路邮局里找到工作，当了一名报差。靠了雪尼的工资和母亲缝衣服挣的钱，在经济上我们几乎可以过得去了——虽然，母亲对家用的那点儿贴补是为数甚微的。她那时候替一家血汗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衫挣一先令六便士。尽管送来的是已经裁剪好了的罩衫裁片，但要缝好一打罩衫，仍需工作十二小时。母亲的记录是一星期缝五十四件罩衫，报酬总共只有六先令九便士。
夜里，我躺在我们那间顶楼里，常常醒来，看着她俯身凑近缝纫机，脑袋周围映出一圈油灯光，脸上覆着一片暗淡的阴影，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线缝迅速地在缝纫机针底下移过去，她的嘴唇由于紧张用力而微微张开着点儿；听着那单调的机器声，到后来我又睡着了。她这样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因为有一笔账已经到了付款的最后限期。分期付款，它老是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后来，一个难关到了。必须为雪尼做一套新衣服了。他整个星期，包括星期日，都穿着他那套报差的制服，到后来他的朋友都取笑他了。所以，有两个周末，他老是躲在家里，最后母亲才给他买了一套蓝哔叽衣服。她好不容易地凑齐了十八先令。但是，这样一来，就给我们造成了亏空，因此每逢星期一，雪尼穿了他那身报差的制服回去上班时，母亲就不得不把那一套哗叽衣服送去当了。她把衣服当七先令，到了星期六再给赎出来，好让雪尼穿了度周末。这件每周习惯做的事情，一年多来已经成为例行仪式，直到后来那套衣服磨得都要破了。这时候她受到一次打击了。
那是星期一的早晨，母亲仍和往常一样到当铺里去。那个伙计感到为难了。“对不起，卓别林夫人，我们不能当给你七先令了。”
母亲吃了一惊。“可是为什么呀？”她问。
“因为那太担风险了；这条裤子已经磨损了。你瞧呀，”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衬在裤裆底里，“你可以看得见那一面了。”
“可是，这个星期六就给它赎出来呀，”母亲说。
当铺伙计摇摇头。“连上衣带裤子，最多我只能出三先令。”母亲是不大容易哭的，但这一次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她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家里。她还指望那七先令维持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呀！
同时，我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补不胜补。我在兰开夏八童伶班的那套衣服已经变成了小丑穿的戏装。胳膊肘上，裤子上，鞋上，袜子上，到处都是补丁。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有一天我迎面碰见了斯托克韦尔街那位漂亮的小朋友。他来到肯宁顿干什么，我不知道，再说，我也窘得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他倒是很亲切地招呼我，但是我看得出，他是在打量我那副可怜样儿。为了冲淡局促的神气，我装作毫不在意，用最文雅大方的口气对他说，因为刚上完了那一堂该死的木工课回来，所以穿着这样一套旧衣服。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并不感兴趣。他露出了一副懊丧的神情，把眼光闪到一边，怕人看出了他那副尴尬的样子。他问到了我母亲。
我满面春风地说，她到乡下去了，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吗？”
“是呀，”他回答时那样仔细地观察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
“那么，我去了，”我突然说。
他淡淡地一笑。“再见，”他说，于是我们分了手，他从容不迫地向那一面走去，我又气又羞，慌慌张张地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母亲常常说：“你可以老是低头哈腰，但是什么东西也拾不着。”可是她自己并不遵守这句格言，于是我常常为此失了面子而感到气愤。有一天，从布朗普顿医院回来，母亲在路上停下来责备几个孩子，怪他们不该欺侮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女人。那女人把头发剪短了，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那些孩子都大声儿笑着，彼此拉拉扯扯地往她身上推，仿佛谁碰到了她就会蹭脏了自己似的。那个女人像一头困兽似地站在那里，后来还是亏了母亲的干涉才解了围。这时候女人忽然露出了认识母亲的神气。“莉儿，”她衰弱无力地说，唤的是母亲的艺名，“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呀。”
母亲立刻认出了她，她是母亲演歌舞剧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非常难为情，只好一径向前走去，在拐角那儿等候着母亲。那些孩子走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这一下子可把我气坏了。我回过头去看母亲怎样行事，哎呀，瞧那个流浪女人跟她在一块儿，一起向我这面走过来了。
母亲说：“你还记得小查理吗？”
“我怎会不记得他呀！”女人伤心地说，“他还是小小孩儿的时候，我抱了他多少次啊。”
想到这，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那女人是那么肮脏讨厌。我们沿路走过去时，看见一些人都转过身来朝我们三个人望，真叫人难堪呀。
母亲演歌舞剧认识这个女人时，人家都管她叫“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她又漂亮又活泼。据那女人说，她曾经生病进了医院，自从出院后就在拱门下面过夜，或者住救世军的收容所。
母亲首先送她到公共浴室里去洗了一个澡。然后，使我大为吃惊的是，竟把她领到了我们的小顶楼里。这女人是否单是由于生病而落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懊恼的是，她竟然睡在雪尼那张扶手椅改制的床上。母亲还把自己所能匀得出的衣服统统送给了她，又借给她两个先令。过了三天，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看见或听到这位“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了！
童年艰难度日（2）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太太家租了一间屋子，这位泰勒太太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腮巴宽阔，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礼拜堂里留心看她，发现她满口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在舌头上——于是那歌声就具有一种催眠力。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她情愿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钱把自己家里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了母亲，她的那幢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太太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那间顶楼里。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他那可以量一英寸五十分之一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太太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基督徒的想法，她丈夫不信教就是一个罪人。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年纪也轻得多，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欢喜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也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过来。女儿是她母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一颗明珠。
一天下午，我正在顶楼里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起来的，但是，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我们房门口楼梯平台上，母亲正向栏杆外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灵活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就出在《圣经》上：《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只不过改用了一个字罢了。但是，‘臭’对你很配哩。”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到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那家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把酒馆门推开了点儿，只露出几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哩！我已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我见他这样向我表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儿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儿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在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人家只好先把他灌醉，然后再把他送了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像发了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三十七岁，但却由于患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水。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身边，要再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里回来，她听了宣传福音的约翰·麦克尼尔牧师的话，感到非常恼火，因为牧师去探望父亲时说：“咳，查理，看了你这副样儿，我只能想起那句古老的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去安慰一个要死的人，亏他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母亲说。过了不多几天，父亲去世了。
医院要知道谁给他办丧事。母亲手头不名一文，就想到要由戏院慈善团体“杂耍演员福利基金会”负担丧葬费。这个主意一出，卓别林家族里的人登时闹了起来——由慈善团体负担丧葬费，这对他们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我父亲最小的弟弟，那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当时正在伦敦，说他情愿付丧葬费。
下葬的那一天，我们在圣托马斯医院会齐，然后和卓别林家族其他的人一起从那里去图廷公墓。雪尼因为要上班，不能够去。母亲领着我在指定的时间前两小时到了医院里，因为她要在入殓之前再看父亲一面。
棺材里垫了白缎子，缎子边儿上和父亲脸周围都是小朵的白色雏菊。母亲觉得那些花又朴素又动人，问那是谁放在那儿的。管事的告诉她，说那天一大清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第一辆马车上坐的是母亲、艾伯特叔叔和我。在去图廷的路上大家都很拘束，因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人物，谈吐也很文雅；他虽然对我们彬彬有礼，但那态度是冷漠的。据说他很有钱，在德兰士瓦拥有大片的牧马场，英布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所用的马都是由他承办的。
下葬时落着倾盆大雨，掘墓人把铲起的泥块抛在棺材上，发出了凄厉的沉重响声。那情景是阴森可怖的，于是我哭了。后来亲属们都把他们的花圈和花朵扔进墓穴。母亲没东西可扔，就取出了我那块珍爱的黑边手绢。“喏，孩子，”她悄声儿说，“这就算是咱们俩的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到他们的一家酒馆里去吃午饭；临走之前，他们很客气地问我们要上哪儿。于是我们搭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回到了家里，菜橱里除了一碟烤牛肉上滴下的油汁外，什么吃的都没有，母亲囊空如洗，因为她已经把最后的两便士给了雪尼当饭钱。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母亲就很少工作，现在又是将近周末，雪尼当报差挣的七便士早已花光了。送殡回来，我们都饿了。幸亏那个收破烂的在门口走过，我们剩下了一个旧煤油炉子，于是母亲怪心痛地把它卖了半便士，买了半便士面包，搭着那点儿油汁给吃了。
母亲是我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被唤到医院里，去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是一套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