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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一阵人穿得清清楚楚的打她身边走过，母亲亮着眼睛问：“你们可是看火车去的？”
“是的，阿南婶！”
“我也想去。”
“要去就去，又没有谁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则没有谁阻止。她成年忙碌，尤其是在收豆的时候。这几天一放光她就起身，把家事料理妥当以后，她又忙着跑到天井里，扫干净了地。然后取下挂在泥墙上，屋檐下，或者枯树枝中间的豌豆，用一个笨重的木槌打豆。
这几天天气很好，虽则已是11月了，却还是暖和和的，像春天。
母亲只穿着一身单衣，戴一顶凉帽，一天到晚地捶着豌豆，一束又一束的。豆非常干燥，所以打豆一点不费力，有许多直像灯花的爆裂，自然而然的会裂开，像珍珠似的散满一地。可是打完豆以后，她还得理清枯叶泥沙，装进大竹篓，而且亲自挑上楼去。这些本来需要男子做的事，真苦够她了。
催，催，催，催；催，催，……
她一天打豆，很少休息，连头也难得一抬。可是当她听到火车吹响汽笛的时候，她就放下了工作，忘神地抬起头来，倾听，闭着眼思索，有时还自言自语：
“唉，要是我能看一看火车！”
车站离我们家里并不很远，火车经过的时候，不但可以听到汽笛的声音，如果站在山坡上，还能够看见打回旋的白烟。因为附近有铁路还是最近的事，所以四方八面赶去看火车的人很多。
母亲打豆的天井，就在大路旁，村里人都得经过她的身边，如果要去火车站。一有人过去，她总要探问几句，尤其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看见了没有？”
“自然看见了，阿南婶！”
“像蛇一样的长吗？”
“有点儿像。”
“只有一个喷火的龙头，却能带着几十节几百节的车子跑，不很奇怪吗？”
“真的很奇怪。”
因为她像小孩子似的，不断地问长问短，有许多人简直让她盘问得不能忍受：
“我们回答不了许多的，阿南婶，最好你自己去看！”
“我自己？”
她仿佛吃了一惊，看火车，在她看来像是永远做不到的事。
“是的，你要去就去，谁也不会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则没有谁阻止。她一生很少出门，成年累月的给钉在家里，像钉子一样。
在这呆滞古板，很少变化的生活中，她对火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那悠长的，古怪的汽笛，尤其使她起了辽远的，不可思议的幻想，飘飘然，仿佛她已坐了那蛇一样长的怪物飞往另一世界。不论什么时候一听到那种声音，她就闭上眼睛，似乎她在听着天外传来的呼唤。完全失神一样地，喂猪她会马上放下麦粥桶，洗衣服她会马上放下板刷，在煮饭的时候，她也会立刻抛开火钳，有时忘了添柴，有时却尽管把柴往灶门送，以致不是把饭煮得半生半熟，就是烧焦了半锅。
“你也是坐着火车回来的吗？”
她时常问从省城回来的人。
“是的，阿南婶！”
“火车跑得很快吗？”
“一天可以跑一千多里路，我早上还在杭州，现在却在这儿跟你讲话了。”
“那么比航船还快？”
“自然自然。”
“它是怎样跑的呢？”
“那可说不上来。”
“哦真奇怪——”她感叹着说：“一天跑一千多里路，如果用脚走，脚胫也要走断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东西，跑得这样快，又叫得这样响！”
“……”
跟她讲话的人惟恐她啰唆，急急想走开，可是母亲又拉住问：
“你想我能坐着火车去拜省城隍吗？”
“自然可以的，阿南婶，谁也不会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则没有谁阻止。她举起木槌，紧紧地捏住一束豌豆，很想一槌打下去，可是一转念她却深深地叹息了。
第一部分：母亲母亲的时钟（1）
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姊姊非常觉得稀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她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坐位，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说：
“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呆看了多少时候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的敲声，常常问母亲：
“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
“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自己会动，还会得得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翕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吧！……”
但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下，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点，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利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自己的举动更加轻声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忍住了呼吸。
这架时钟开足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了发条。和时钟一道，父亲带回家来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日晷。一遇到天气好太阳大，母亲就在将到正午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院子的水缸盖上。她不会看别的时刻，只知道等待那红线的影子直了，就把时钟纠正为十二点。随后她收了那日晷，把它放在时钟的玻璃门内。我们也喜欢那日晷，因为它里面有一颗指南针，跳动得怪好看。但母亲连这个也不许我们玩弄。
“不是玩的！”她说，“太阳立刻就下山了，还不赶快做你们的事吗？……”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大冷天，天还未亮，她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的时候，天才发亮，而我们也正睡得舒服，怕从被窝里钻出来的当儿。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没有饭吃！”
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我们的，从此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不理睬我们。
每次每次当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起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了。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自说。
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而且过了两三年，我们家里又加了一架时钟了。
那是我们阴配的嫂嫂的嫁妆。它比母亲的一架更时新，更美观，声音也更好听。它不用铃子，用的钢条圈，敲起来声音洪亮而且余音不绝。
我们喜欢这一架，因为它还有两个特点；比母亲的一架走得慢，也常常走不到一星期就停了下来。
但母亲却喜欢旧的一架。她把新的放在门边的琴桌上，把揩抹和开发条的事情派给了姊姊。她屡次看时刻却走到自己的床边望那架旧的。
“你喜欢这一架，”母亲对姊姊说，“将来就给你做嫁妆吧。当然，这一架样子新，也值钱些。”
我想姊姊当时听了这话应该是高兴的。但我心里却很不快活。我不希望母亲永久有一架那样准确而耐用的时钟。
那时钟，到得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了。母亲不说话，它也就下起命令来，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了；我们肚子不饿，它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不叫我们吃饭……
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第一部分：母亲母亲的时钟（2）
姊姊虽然有幸，将得到一架那样的时钟，但在出嫁前两三个月，母亲忽然要把它修理了。
“它看只管好看，乱时辰是不行的，”她对姊姊说，“你去做媳妇，比不得在家里做女儿，可以糊里糊涂，自由自在呀。”
不知怎样，她竟打听出来了一个会修时钟的人，把他从远处请到家里，将那架新的拆开来，加了油，旋紧了某一个螺丝钉，弄了大半天。母亲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用船送他回去。
于是姊姊的那架时钟果然非常准确了，几乎和母亲的一模一样。这在她是祸是福，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以后不再埋怨时钟，而且每次回到家里来，常常替代母亲把那架旧的用日晷来对准；同时她也已变得和母亲一样，一切都按照着一定的时间了。
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一变而为喜爱的了。因为大的时钟不合用，我曾经买过许多挂表：既便于携带，式样又美观，价钱又便宜。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来观看一番的。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得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
但是母亲却并不喜欢。她冷淡地回答说：
“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我本来是不喜欢那架旧钟的，现在给她这么一说，我愈加发现它的缺点了：式样既古旧，携带又不便利，而且摆置得不平稳或者稍受震动就会停止；到了夜里，睡得正甜蜜的时候，有时它叮叮敲着把人惊醒了过来，反之醒着想知道什么时候，却须静候到一个钟头才能听到它的报告。然而母亲却看不起我的新置的完美的挂表，重视着那架不合用的旧钟。这真使我对它发生更不快的感觉。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却改变了。她现在像把我当做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待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暖过一遍。她自己是仍按着时间早起，按着时间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
“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终不能依从她的愿望。我的习惯一年比一年坏了：起来得愈迟，睡得也愈迟，一切事情都漫无时间。我先后买过许多表，的确都是不准确，也不耐久的。到得后来，索性连这一类表也没用处了。
但母亲却依然保留着她那架旧钟：屋子被火烧掉了，她抢出了那架旧钟，几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带着那架旧钟。
“给你买一架新的吧，不必带到上海去。”我说。母亲摇一摇头：“你们用新的吧，我还是要这架用惯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旧钟来，摆在自己的房里，仍是自己管理它。
它和海关的钟差不多准确，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样子渐渐老了：白底黑字的计时盘这里那里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块块地剥落了。
至于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也就得了病，愈加老得快，消瘦下来，没有精力做事情。
“吃现成饭了，”她说，“一切由你们吧。”
她把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了我和妻，常常躺在床上睡觉。
但是她早起的习惯没有改。天才一亮，她就起床了。她很容易饿，我们吃饭的时间就不得不和她分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