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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和小伙伴们在墙头上追逐，掉下来摔死了过去；和小伙伴们玩“攻城”游戏，石头砸伤了我的左眉骨，再往下移上一寸，我就变成了独眼少年。为了给“野马”拴上笼头，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当我十几岁时，一辆带布篷的马车，连夜把我送到了唐山——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唐山来到了北平。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为了交付学费，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在内务部街，二中斜对过的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当我穿着戴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母亲也想象不到，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并不是个好学生——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考试分得过“鸡蛋”。在学校布告栏中，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回首少年时光，这是儿子对母亲最严酷的打击！
第三部分：天年——我的母亲母亲的鼾歌（2）
她没有为此垂泪，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她把明明是儿子的过失，又背在自己肩上：“怨我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升；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你……”啊！妈妈，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我给你苦涩的心田里，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呵！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洗衣、做饭、刷碟、扫地……两只幼小时就缠足了的脚，支撑着苦难的重压，在命运的回肠小路上，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星期六的晚上，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和她在一起度过周末，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个小床上安息。记得那时，她从不打鼾，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她就睡着了。母亲呼吸匀称，面孔恬淡安详，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没意识到她心灵上的沉重负荷……
母亲！这就是母亲的一幅肖像。她心里有的只是自我牺牲，而没有任何索取。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立足，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她独自返回冀东故里去了。
十六岁的我，送母亲到十字街头。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我惜别地拉着她的衣袖说：
“妈妈！您……”
“甭为我担心。”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样。”
“嗯。”我低垂下头来。
“快回去吧！你该上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头来。
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叮咛我说：“逢年过节，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妈平生相信一句话：没有蹚不过去的河。你放心吧！”
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
她执意地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
我服从了。但我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直到母亲的身影，淹没在茫茫的雾幕之中，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返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地追去。
车，开了。轮子下扬起一道雪尘。
从这天起，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像幼雏脱掉了待食的嫩黄嘴圈，像小鸟长出丰满的羽毛——我提前迈进了青年人的门坎。当时，我经常做着一个十分类似的梦，不是我背着母亲过河，就是梦见我背着她爬山过岭；更奇怪的是，我有时还梦见我变成了姥姥家那匹白骡子，驮着母亲在乡间的古道上往前走。一句话——我内心萌生了对母亲的强烈内疚。
新中国的春阳给予了我温暖。我逐渐理解到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不是她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旧社会年轻丧夫的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儿时，我听我姨姨们告诉我，我母亲在姐妹中排行第三，是姐妹中最漂亮的；脾气么，外柔内刚。我这时似乎充分认识了母亲的韧性；她为了抚养我，舍弃了她所有的一切。我发奋地读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我在1950年秋天，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到北京师范学校去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第一个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
踏过儿时嬉闹的村南小河的渡石，穿过儿时摇头晃脑背诵过“人、手、口、刀、牛、羊”的大庙改成的学堂，在石墙围起的一个院落东厢房里，我看见了阔别了两年多的母亲，和儿时差点把我变成“独眼少年”的小伙伴们。
在母亲那间屋子，人声喧沸：
“哎呀！丫头（我的乳名）回来了！”
“变成‘洋’学生啦！”
“在北京见到过毛主席吗？”
“多在老家住几天吧！你妈想你想坏了！”
母亲只是微微笑着，仿佛我回访故土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誉似的。我仔细凝视着我的母亲，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些。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抚去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灰。尽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乡亲们深知她丧夫后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感叹她的命运坎坷，因而给她定了个中农成分。乡亲们又看她孑然一身，生活充满了艰辛，要她加入了变工的互助组。母亲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在互助组内她为组员拆拆补补，乡亲为她种那四亩山坡地。
更深，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来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第三部分：天年——我的母亲母亲的鼾歌（3）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翘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您把报纸拿倒了。”
她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作出来的微笑，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我第一次把童贞的泪水，献给了我苦命的妈妈。特别是在静夜里，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我无声地哭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果真像她说得那样，由于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更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我再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中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孑然一身抚养我那时一样，抚养她的孙子。“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
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
拐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
她苍老了。白发披头，衣衫褴褛。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三代——却是衣衫整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
“妈妈。”在夜深人静时，我安慰她说，“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突然……”
“没有蹚不过去的河。”她还是这样回答。
“您把我拉扯大了，又拉扯孙子……”
“只要你在井下（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能平平安安，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个岁月哪一天才能结束？！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年的1月6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我住在上铺上，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泪落。后来，我们从十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团结湖，我常常和母亲同室而眠，静听她像摇篮曲一样的鼾歌。
说起来，也真令人费解，我怕听别人的鼾声，却非常爱听母亲的鼾歌。1982年我去石家庄开会，同室的刘绍棠鼾声大作，半夜我逃到流沙河的房子里去逃避鼾声；哪知流沙河打鼾的本事也很高明，我只好逃到另一间屋里去睡觉。我一夜三迁，彻夜未能成眠。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第三部分：天年——我的母亲我没有那样长的手臂（1）
李元洛
母亲半生坎坷之后，本来我可以随侍在侧而略尽人子之心，不意由于始料未及的原因，她却在垂暮之年远渡重洋而寄居异城。去年炎夏她万里归来，长沙原是祝融氏的火炉，我们所居之处又时逢停电，其热可想而知，我只好举起传统的蒲扇为她手不停挥，希望送去几扇古典的清凉。母亲，现在又是春尽夏来，人隔万里，异国殊方不知是否炎热？我没有越洋的长臂，怎么能够再为您老人家挥扇？
我曾偶然读过无一面之识年近七旬的一位老诗人的诗，题目是《外婆》。过眼的新诗多矣，叫我为之动情是颇不容易的了，然而这首诗却叩响了我的心弦：“又老又穷/那就是外婆/她总是不安地说/‘我没有什么带给你’/待我懂得时/她已长眠地下/有什么比得上你深厚/外婆，你给了我妈妈。”这首诗之所以令我动心，是因为作者已到暮年而仍然怀恋母亲的哺乳之恩吗？是因为我不久前曾远去母亲的故乡，寻到我儿时嬉戏过的外婆的村庄，并且觅得山中的外婆坟而第一次焚香叩头吗？也许二者都有吧，但这位老诗人感谢外婆是因为给了她妈妈，而我感激母亲是因为她给了我生命。虽然人间不免苦辣酸甜，佛门甚至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虽然西方古代的哲人早就追寻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朝哪儿去”，但宝贵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如果没有母亲，我就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挥笔为文，欣赏名山胜水，并且体验人生的诸多离合悲欢了。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因为父亲年轻时负笈河南洛阳，更年轻的母亲就在那里将我接来人间，并且以“洛”为名，以纪念并记念我的生身之地。我虽然远不是什么“奇男子”或“伟丈夫”，但也身高体健，至今仍有人称我“南人北相”，或说我与其像“文人”还不如说像“武人”。但我有一个缺陷就是“耳闭”，听力不佳。如是两人或多人对谈，我常常故作点头之状或微笑之形，表示照单全收，完全领会了对方的纶音佛旨，实际上，听清的话也许只有一半，相当于一首朦胧诗。如果熟人在行色匆匆的路上碰到我而不大声疾呼，那我就会充耳而不闻了。原因是我生之初，比别的婴儿更喜欢在摇篮里嚎啕，以哭泣代替歌唱，母亲二八年华，毫无经验，又没有亲人长辈在旁援手，故此我双泪流入两耳而患中耳炎，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