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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哭泣代替歌唱，母亲二八年华，毫无经验，又没有亲人长辈在旁援手，故此我双泪流入两耳而患中耳炎，虽几经求治，最后仍不免耳膜穿孔，愈合后，听力就像商店的降价处理商品大打折扣。从我懂事时起，母亲就常常叹息说：“你的耳朵不好，我真是对不起你呵！”数十年过去了，去年她从海外归来，看到我的听力不是与年俱增而是与年俱减，满头霜雪的母亲又对我表示歉意：“我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就难过。对你不起呵！”母亲，俗语说“难偿世间儿女债，可怜天下父母心”，您给了我宝贵的生命和健壮的体魂，生育之恩我已经够感恩戴德的了，最近我就曾千里迢迢远去洛阳，在一别五十多年后既是去寻找我的儿时，也是想去寻觅您青春的足迹。如要说过失，儿子倒不知有多少，例如您嘱我多写些信以慰远思，我却常常因忙碌和懒惰而未及时奉安。古老的《礼记》中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我却不能为母亲冬天温被使暖，夏天扇席使凉，反而使年事已高的母亲望儿子的消息望穿昔日的秋水。如今远隔重洋，重洋远隔，高天厚地的母亲，我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惭愧之情和歉疚之意？
古老的《战国策》曾说过，“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母亲不一定读古人的这一名训，但出于无私的爱子之心，她是身体力行的了。犹记得我刚刚进入中等师范学校就读时，父亲就含冤入狱，还只三十多岁的母亲受到株连，成了“反革命家属”，由政府机关下放到商店当营业员。她内心的悲苦无处也无法诉说，我之下尚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刚出生的弟弟，母亲除了精神的重负之外，还要独自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她柔弱的双肩和脆弱的心灵，不知如何能承受得起那超重的负荷？好不容易我熬到中师毕业，一心以为可以分配到小学教书，对家里也能有涓埃之助。不意当年网开一面，中师毕业生空前而且绝后地可以报考高等师范院校，我毅然要放弃那千载难逢的良机，想以微薄的工薪去分担母亲肩上的重负，而母亲却决然要我报考大学，理由是不能影响我的前途。相持不下如同拔河，最后当然是母亲获胜而将我拔过河去。当时的考生可以填写三个志愿，报考北京以及省内外三所高等师范学校，我的三个志愿，填写的均是中师生所能报考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于是，长江黄河伸出几千里长的手臂迎我北上，母亲举起二尺半长的手臂送我远行。如同振羽而飞的雏鹰，虽然时时回首自己的旧巢和更形孤单的母亲，但终于飞落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新生花名册上。
第三部分：天年——我的母亲我没有那样长的手臂（2）
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虽然并不绝对决定于学历，自古英雄多出于草泽，今日不少人也是自学成才。但大学毕竟是育才之地，何况50年代中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样，集中了许多第一流的教授，堪称双峰对峙而双水分流。黎锦熙、黄药眠、李长之、刘盼遂、王汝弼、启功、钟敬文、穆木天等等，那一连串的名字虽然后来在一连串的运动中有不少蒙尘蒙垢，但当日却如群星耀眼，照花了青青子衿们的眼睛，除了学校的小环境培育人才，北京是所谓首善之区，人文荟萃，历史久远的名胜古迹可以开人眼界，文学艺术的宿将大家的咳唾珠玉可以启人灵智。大学的四年，虽然朝风晚雨阴晴不定，政治运动日甚一日，但我毕竟刻苦自励，从最早的《诗经》那一渡口登舟，顺流而下饱览了中国文学长河的绚丽风光，也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的港口出发，巡礼了世界文学史的万千景象，朝夕于斯，耳濡目染，打下了以后研究与创作的根基。研究中国古典诗学的题为《叙事诗的剪裁》的诗论，就是大学时代发表在全国颇具权威的《诗刊》之上，那是我文学事业的起点，山一程，水一程，我就是从那时起步走到今天。当年，母亲如果名正言顺地要我中师毕业后去小学教书而减轻家庭负累，我不但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而且很可能获罪而沉入深渊，因为我其时少不更事，总为父亲的境遇而不平，加之小学教师工作辛劳而生活清苦，我少不了在1956年会鸣放一番，如果那样，我的生命将会是另一番不堪回首的景观。对忍辱负重而高恩厚德的母亲，我怎能不永远心怀感激？
对母亲的爱，是人的至情至性。我爱我的母亲，这种亲子之情不言而喻，我敬重我的母亲，则是由于她高尚的人品和德行。
数年后父亲放回，旋即获得“平反”，母亲也因此调到小学任教。因为她工作勤恳，任劳任怨而热心助人，正如她的名字“陶暄”，所以常常被评为“先进”或“模范”。在60年代之初最艰苦的饥饿岁月里，她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总务主任之职，掌管一校的钱粮。其时我大学毕业后奔赴青海，每月只有二十四斤定量的粮食，半斤鱼干和羊肉，二两白糖，此外就如现在的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不要说食油，连油星都失踪得不见一个。我全身浮肿而骨瘦如柴，那饥肠辘辘的岁月，每一日都是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我幼小的弟妹也在母亲工作的学校读书，天天食不果腹，面有菜色。然而，实权在握而公私分明的母亲，不仅千方百计地改善师生的生活，备极辛苦，而且没有一分钱公款进入自己的私囊，更没有想到要从她掌握的师生的粮食中克扣点滴充实一己之饥肠，救济近在身边的儿女和远在天边的儿子，她没有居官，但“清廉公正”她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容易愧对良心的岁月里。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起，母亲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被“群众专政”，隔离审查了好几年，每次我从外地回去探望关在教学大楼楼梯下小房里的“生离”的母亲，总担心会成为“死别”。然而，即使那样，除了政治上强加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外，即使用高倍的放大镜去寻觅罗织，她在经济上也仍然是白璧无瑕的清白。去年母亲从域外归来，原来学校的老师济济一堂为她设宴洗尘，母亲要我代表她即席发言，我就说了上述一段并未如烟的往事，博得一致赞同和赞叹。高洁的有着传统美德的母亲呵，我怎能不为您而骄傲？
在写母子亲情的诗章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游子吟》大约可以和时间同其不朽了，英国诗人白朗宁也说过“只有父母的爱，能够持续我们的一生”。我现在虽然忝列为学者和作家，母亲也以我的文章与著作为荣，但是，这怎么能回报母亲的恩情于万一？小时候，常常听母亲轻声吟唱她喜欢的歌，那是音乐家贺绿汀作词作曲的《秋水伊人》：“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情影；梦断云山，无奈锦衾寒。……几时归来呀，妈妈呀！”数十年后，那典雅的歌词和缠绵的旋律重又在我心头响起。今天，母亲早已重返异国殊方，长沙又是骄阳盛夏。母亲呵，年近花甲的儿子依偎在您身边如同儿时的情景，已成为温馨的回忆。此时此刻，不知您那里是否炎热？我想再轻轻地轻轻地为您挥扇，却没有那样长的手臂。
第三部分：天年——我的母亲母亲的手
庄因
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真。而梦境每如倪云林的山水，平、漠、淡、远，殊少浪漫绮丽的了。也许就是总提挂着，那无法忘却“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情怀所使然的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这首菩萨蛮，确乎把我梦境皴染出来了。梦境虽属平漠淡远，却是画意诗情。从黄子久的“富春山居”、赵孟 “鹊华秋色”、夏仲昭的“长江万里”，到唐寅的“山路松声”以及董巨笔下的秋岚深景与江南真山，还有花莲大鲁，乌来飞瀑，将梦乡装点得不忍醒来。梦境也常有满天如飘絮的诗句，忽而排成人字雁阵，在萧杀、庄穆、澄澈又复高远的秋空里，冉冉南徂。也多次从梦中踢被跃起，不及揽衣追腾空际，那雁阵却已去远。孤自失落，残阳中，让一声幽怨的雁鸣惊醒。
去秋匆匆返台一行，回来后，景物在梦中便很是依稀了，而人物的比重则日复一日增加起来。这真是颇令人惊心动魄的现象，却也是一种颇残酷的事实。试想，你在梦乡方与旧人握手、把酒、高歌、欢言、争辩、漫步……过，觉来讶然自己竟身在迢迢万里大海关山之外，其不堪、其酷寂，或非弃梦之痛所可比。近年，人物中的师长、故友、亲友和亲戚们，也都相继渐隐，独留下母亲一人形象，硕大磐固，巍伟如泰山，将梦境实然充沛了。
那夜，我梦见母亲。母亲立于原野。背了落日、古道、竹里人家、炊烟、远山和大江，仰望与原野同样辽阔的天际。碧海青空中，有一只风筝如鲸，载浮载沉。母亲手中紧握住那线绕子，线绕子缠绕的是她白发丝丝啊。顷刻，大风起兮，炊烟散逝，落日没地，古道隐迹，远山坠入苍茫，而江声也淹过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的形象渐退了，我的视线焦定在她那一双手，那一双巨手，竟盖住了我泪眼所能见到的一切。那手，使我走入这世界之门；那十指，是不周之山顶处的烛火，使我的世界无需太阳的光和热。
母亲的手，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不免的，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虽如此，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我说绝招，是她揪拧同时进行——揪起而痛拧之。揪或拧，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除了后娘对“嫡出”的“小贱人”尚有“无可奉告”的狠毒家法外，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的。
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她孩子们律之更严，爱之益切，责之越苛。母亲之对我，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大勇大义之训，使母亲与任何一位大后方逃难的中国母亲一样，对子女的情与爱，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在贵州安顺，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数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打牙祭”的大好机会了。我因图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隔了桌子，我瑟缩地睇着母亲。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朝我说：“吃完，不许剩下。”我摇头示意，母亲脸色转成失望懊忿，但仍只淡淡地说：“那么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着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展，也少言笑。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反了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说：“为什么明明知道吃不下去还盛？有得饱吃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没再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帖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下翻搓起来了。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的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地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头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大哥、我、三弟，每人都有奶娘带领。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
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的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