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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孩子“看闲书”的。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母亲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也真难为他。每一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己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制约。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母亲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她至今没过上一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读小学时，哥哥读初中。我读初中时，哥哥读高中。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的文学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们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耐心启发我们。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二百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八个乃至十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种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她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来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在那儿！”老头用手一指。
第四部分：游子吟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2）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八百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
“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一百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迟呆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儿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儿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儿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第四部分：游子吟游子吟
和谷
到省城工作之后，有了妻室儿女，便很少能回故乡看看。每当我触到“乡情”的字眼，就不禁默吟“慈母手中线”的诗句，久久地陷入思念的意绪中了。
渭河北岸的故乡，地土瘠薄，生活一向很是简朴。记得童年的时候，是不曾披过一件“洋布”的，自春至冬，总穿着一身母亲织的土布。上小学时的书包，也是红蓝网格的粗布做的，却孕育了我童年的梦。
一到秋天，队上分了棉花，多半是因受旱未绽的棉桃。阴雨天，就和母亲在土窑里剥棉桃，撕开来晾干。遇赶集的日子，我牵着母亲的衣襟，背着大包袱到弹花店去。弹花是不收加工费的，带走花絮，留下花籽即可。而花籽是可以榨油的。
归来，折一支高粱秸，就着青石炕沿，撕开一片片花絮铺了，卷在高粱秸上，滚几下，就成了一个圆筒。这种玩活儿，我是乐于干的，而且很在行。那一片片洁白的棉絮，薄得像鸟儿的羽翼，又使我时时想到天上的云朵。
母亲则搬了纺车来，给弦上涂了蜡，给锭子抹了油，便盘腿吱咛咛地纺起线来。左手指那么轻巧地绕动了纺车，右手衔着我卷好的花筒，直侧着身子扯到背后去，又回一下纺车轮，将抽开的细丝缠在旋动的锭子上。线穗渐渐胖，花筒渐渐瘦了。节奏和音响是那么单调，在我听来，却似乎是世界上最好听最深情的音乐。
尔后，择个晌晴天，母亲又将线穗穿上轴儿，在窑院里立成一排，牵住各自的头绪，合成了线团。再浆洗过，梳理匀称，一丝一缕地绕到织布机上去。
于是，母亲便坐在了织布机前，抛着梭子，踏着脚板，经经纬纬地交织着生活的希冀。灯下，窗前，百八十天才能织得完它。
而我，这阵儿是帮不上母亲一点忙的。我觉得母亲为了儿女们，实在是太劳累太疲倦了。
质朴无华的土布，为我遮体御寒，伴我长大成人，给了我温热，给了我母性的力量。要说曾经嫌弃过它吗？似乎根本就谈不到。那一丝一线，有如情感琴弦，交织得太密太密了。
那年冬天，我从陕北旅行归来，途经故乡小住了一宿。
离家这么些年了，母亲还是那样，在灯下缝缝补补个没完。见我的棉袄破了一处，硬要我脱了补补。望着母亲显然苍老了的容颜，我有些不肯。她那有点儿斑白的鬓发，似乎是纺线织布粘上的绒絮，永远也拂不掉了。她脸上织满了的皱纹，又像土布似的粗朴。
母亲从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旧笸篮里拿出针线，还是那么个木片儿做的线板，抽出一丝线来，穿呀穿的，触到了眼前，却怎么也穿不到针上。
我看母亲扭过身去，抹着泪，我的鼻子也酸楚了。母亲年轻时那纺线织布的利落劲，已经成为往事了。
前些日子，我给母亲买了件涤良上衣。寄去了不几天，妹妹写来信说，母亲嫌“洋布”穿上扎眼，还是亲手织的土布好，让给我未过门的弟媳妇穿了。
读信时，我的孩子要我给他找条线，说到郊野里去放风筝。我不知找了根什么线，把孩子打发走的，心绪却被线儿牵回了渭河北岸的故乡。
我想，母亲的斑白的鬓发，丝丝缕缕，此时也许正飘绕在故乡山塬的风里。她正站在山塬的窑院前，思念她的游子呢！她该知道，她的游子在思念她吧！
我信手铺纸挥毫，录了一首久已藏在心底的谂熟的诗，贴于书桌前。这便是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五部分：难忘慈母恩我与地坛（1）
史铁生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