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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离水面高约四丈，下游即为一潭，潭里多鲤鱼鳜鱼，两兄弟把长绳系个钓钩，挂上一片肉，夜里垂放到水中去，第二天拉起就常常可以得一尾大鱼。但我那寄父却不许他们如此钓鱼，以为那么取巧，不是一个男子汉所当为。虽然那么骂儿子，有时把钓来的鱼不问死活依然扔到河里去，有时也会把鱼煎好来款待客人。他常奖励两个儿子过教场去同兵将子弟寻衅打架，大儿子常常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回来时，作父亲的一面为他敷那秘制药粉，一面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三天就好了。你怎么不照我教你那个方法把那苗子放倒？”说时有点生气了，就在儿子额角上一弹，加上一点惩罚，看他那神气，就可明白站木桶考武秀才被屈，报仇雪耻的意识还存在。
我得了这样一个寄父，我的命运自然也就添了一个注脚，便是“吃药”了。我从他那儿大致尝了一百样以上的草药。假若我此后当真能够长生不老，一定便是那时吃药的结果。我倒应当感谢我那个命运，从一分吃药经验里，因此分别得出许多草药的味道、性质以及它们的形状。且引起了我此后对于辨别草木的兴味。其次是我吃了两年多鸡肝。这一堆药材同鸡肝，显然对于此后我的体质同性情都大有影响。
第六部分：旅人的心滕回生堂今昔（2）
那桥上有洋广杂货店，有猪牛羊屠户案桌，有炮仗铺与成衣铺，有理发馆，有布号与盐号。我既有机会常常到回生堂去看病，也就可以同一切小铺子发生关系。我很满意那个桥头，那是一个社会的雏型，从那方面我明白了各种行业，认识了各样人物。凸着个大肚子、胡须满腮的屠户，站在案桌边，扬起大斧“嚓”地一砍，把肉剁下后随便一秤，就猛向人菜篮中掼去，“镇关西”式人物，那神气真够神气。平时以为这人一定极其凶横蛮霸，谁知他每天拿了猪脊髓到回生堂来喝酒时，竟是个异常和气的家伙！其余如剃头的、缝衣的，我同他们认识以后，看他们工作，听他们说些故事新闻，也无一不是很有意思。我在那儿真学了不少东西，知道了不少事情。所学所知比从私塾里得来的书本知识当然有趣得多，也有用得多。
那些铺子一到端午时节，就如我写《边城》故事那个情形，河下竞渡龙船，从桥洞下来回过身时，桥上有人用叉子挂了小百子鞭炮悬出吊脚楼，必必拍拍地响着。夏天河中涨了水，一看上游流下了一只空船，一匹牲畜，一段树木，这些小商人为了好义或好利的原因，必争着很勇敢地从窗口跃下，凫水去追赶那些东西。不管漂流多远，总得把那东西救出。关于救人的事，我那寄父总不落人后。
他只想亲手打一只老虎，但得不到机会。他说他会点穴，但从不见他点过谁的穴。一口典型的麻阳话，开口总给人一种明朗愉快印象。
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距我同那座大桥分别时将近十二年，我又回到了那个桥头了。这是我的故乡，我的学校，试想想，我当时心中怎样激动！离城二十里外我就见着了那条小河。傍着小河溯流而上，沿河绵亘数里的竹林，发蓝叠翠的山峰，白白阳光下造纸坊与制糖坊，水磨与水车，这些东西皆使我感动得厉害！后来在一个石头碉堡下，我还看到一个穿号褂的团丁，送了个头裹孝布的青年妇人过身。那黑脸小嘴高鼻梁青年妇人，使我想起我写的《凤子》故事中角色。她没有开口唱歌，然而一看却知道这妇人的灵魂是用歌声喂养长大的。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我有点儿痴。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
见大桥时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正是市面最热闹时节。我从一群苗人一群乡下人中拥挤上了大桥，各处搜寻没有发现“滕回生堂”的牌号。回转家中我并不提起这件事。第二天一早，我得了出门的机会，就又跑到桥上去，排家注意，终于在桥头南端，被我发现了一家小铺子。铺子中堆满了各样杂货，货物中坐定了一个瘦小如猴干瘪瘪的中年人。从那双眯得极细的小眼睛，我记起了我那个干妈。这不是我那干哥哥是谁？
我冲近他身边时，那人就说，
“唉，你要什么？”
“我要问你一个人，你是不是松林？”
里间屋孩子哭起来了，顺眼望去，杂货堆里那个圆形大木桶里，正睡了一对大小相等仿佛孪生的孩子。我万万想不到圆木桶还有这种用处，我话也说不来了。
但到后我告诉他我是谁，他把小眼睛愣着瞅了我许久，一切弄明白后，便慌张得只是搓手，赶忙让我坐到一捆麻上去。
“是你！是茂林！……”“茂林”是我干爹为我起的名字。
我说：“大哥，正是我！我回来了！老人家呢？”
“五年前早过世了！”
“嫂嫂呢？”
“六月里过去了！剩下两只小狗。”
“保林二哥呢？”
“他在辰州，你不见到他？他做了王村禁烟局长，有出息，讨了个乖巧屋里人，乡下买得三十亩田，做员外！”
我各处一看，卦桌不见了，横招不见了，触目全是草药。“你不算命了吗？”
“命在这个人手上，”他说时翘起一个大拇指，“这里人已没有命可算！”
“你不卖药了吗？”
“城里有四个官药铺，三个洋药铺。苗人都进了城，卖草药人多得很，生意不好做！”
他虽说不卖药了，小屋子里其实还有许多那成束成捆的草药。而且恰好这时就有个兵士来买专治腹痛的“一点白”，把药找出给人后，他只捏着那两枚当一百的铜元，向我呆呆地笑。大约来买药的也不多了，我来此给他开了一个利市。
他一面茫然地这样那样数着老话，一面还尽瞅着我。忽然发问：
“你从北平来南京来？”
“我在北平做事！”
“做什么事？在中央，在宣统皇帝手下？”
我就告诉他，既不在中央，也不是宣统手下。他只作成相信不过的神气，点着头，且极力退避到屋角隅去，俨然为了安全非如此不成。他心中一定有一个新名词作祟：“你可是个共产党？”他想问却不敢开口，他怕事。他只轻轻地自言自语说：“城内前年杀了两个，一刀一个。那个韩安世是韩老丙的儿子。”
有人来购买烟扦，他便指点人到对面铺子去买。我问他这桥上铺子为什么都改成了住家户。他就告诉我，这桥上一共有十家烟馆，十家烟馆里还有三家可以买黄吗啡。此外又还有五家卖烟具的杂货铺。
一出铺子到城边时，我就碰一个烟帮过身。两连护送兵各背了本地制最新半自动步枪，人马成一个长长队伍，共约三百二十余担黑货，全是从贵州来的。
我原本预备第二天过河边为这长桥摄一个影留个纪念，一看到桥墩，想起二十七年前那钵罂粟花，且同时想起目前那十家烟馆三家烟具店，这桥头的今昔情形，把我照相的勇气同兴味全失去了。
第六部分：旅人的心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第六部分：旅人的心回忆我的父亲（1）
杨绛
我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1878年，十九岁（1897）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1899）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审查结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了。那是1919年的事。《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产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先考入北洋公学，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学多久。他在北洋的时候，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得失学。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地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误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