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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黏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第六部分：旅人的心回忆我的父亲（4）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掇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猴儿似地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程德全（我记不准）到了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不肯欢迎那位军阀，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作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作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住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地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时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绻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第六部分：旅人的心回忆我的父亲（5）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袴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恭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儿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惟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之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枚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再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笑说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手里。”父亲说：“我死在你手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手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19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