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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父亲不能看见我已有多年。他双目有疾，白内障，渐渐地终至失明，连光感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留在他脑子里的最后的形象是什么模样，而我对他的最早的记忆，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总穿一身青布长袍，头发有点花白了。每次他从离家几十里外的学校回来，总是双手背在后面，让我猜他给我的礼物——一个金红的柑子，或一个银黄的柚子。我有些陌生，有些好奇，有些娇憨地仰望他，然后看他手执毛笔，在薄薄的纸上竖着写了一行又一行。他的字十分清秀，像他的手，超凡脱俗，修长修长。他的眼睛很慈和，但是有一颗很小的白点。我不知那白点是何时开始逐渐胀大，终于使一双眼球布满了云翳。父亲闲居之后，先还拄手杖出去看戏，后来就不出家门了。先还看书，书和眼睛的距离愈来愈近，后来贴近脸孔看，简直像闻书一样。再后来，眼镜也废了，他再不能看什么了。
我时常痛悔，二十年前，我的心长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不曾体会父亲双目失明后的忧乐与心境？
我给父亲念过书报，讲过外面的事，给他老人家沏过茶，端过饭，牵他在院子里晒过太阳……但做这一切时，我都没有用心。我在父亲渐渐失明的过程中，渐渐习惯了他的状况。母亲学会了理发，她让父亲坐在藤椅上，胸前背后围上一块布，父亲微笑着，驯从地低着脑袋。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满头银丝，显得超逸和清淡，使我察觉不到他的痛苦。有时，需要剪指甲了，他叫我，我，多半在忙自己的事，常常“嗐”叹一声，嫌烦，然后拿了剪子，坐到他身边去，剪得很快。父亲便默默地用指头互相搓磨着不匀的地方，我心一愧，再细细地给修一回。
他听广播，听新闻，听京戏。八个“样板戏”的时候，父亲实在嫌它们闹，不听，每天只听天气预报。常常下午五点钟一敲，他就喊我开收音机。天天如此。我有时说：“您老人家听么子天气预报罗！”言下之意是您又不出门，何必如此关心呢？那是黄昏时节，多半是天空云蒸霞蔚的时候。树叶儿映着夕晖，沙沙翻卷，有如奔马的铃响。归鸟啾啾，来回飞翔。燕子衔泥，轻轻剪开芬芳的草地……这一切父亲都看不到了，可他是否借助于季节的更替和天气的变化，在脑海里描画着什么呢？我那样忤逆地回答他，无异于打趣他，堵他，他为什么不训斥我，不责备我呢？
父亲是个细心、慈爱的人。那年大跃进，母亲被拉去修京广铁路，不能回来。父亲每天给我梳辫子，梳两条柳辫儿一样匀整秀气的拖肩辫子，引得同学们都羡慕。那是父亲在我能力稚弱时给我的帮助爱护，而我，当父亲能力衰颓之后，在他视界黑黑的天地里，我给予过他什么温暖，什么安慰，什么帮助吗？
父亲眼睛失明了，可父亲一直在看着我。记得那天夜晚，我回家迟了，远远看见路口立着一个人，是母亲。“你到哪里去了？”母亲说，“玩到这时候回来！把你爹爹急死了！”
我惭愧地跑进房去，看见父亲坐在床上急扇扇子，一脸焦躁，纺绸褂子早褪在一边，身上仍是汗流如雨。我内疚加感动，几乎要哭出来。他听见响动，向我仰起脸，张大了眼，那灰色发亮的眼睛似乎明澈了，似乎要洞穿我的心腑，透着那么重的爱，惜，忧，叹……使我不敢对视。
父亲没有说我什么，他一生从不对人讲重话。他自尊，又尊重别人。他好像很怕打搅了世界，很怕烦扰了家人。他的饭菜是母亲单做，端到书桌前，让他单吃。他总是傍着椅、柜、桌，很从容准确地摸过去，坐下，就餐，不肯让人扶。他很少迟滞懵懂的样子。他是暗里用了努力，不使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吧？也许，他就是要掩饰自己的困难，以此麻痹我们对他的关注，来减少由这关注而带来的所谓“拖累”，以防止由“拖累”而引起的厌烦吧？啊，父亲，我真不敢深想，细想。
给老年人摘除白内障，是近十年来愈臻成熟的一项医术。十多年前，国内也有一两处地方可以开刀。可是父亲执意不肯，大约也是怕麻烦人。而我们觉得父亲年事已高，加路途不便，有风险，但没有坚持去做手术，也没有另想一些更积极的法子。
父亲时常一个人坐着，恬淡的微笑中略有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他的生活越来越寂寞了，他把这种寂寞深埋着，留给自己一个人吞咽。有时，父亲要求帮母亲剥豆，或是绕绒线，都做得井然有序，干净利落。临终的前一年，父亲忽然多了一种兴致——折纸。
他要我找一些用不着的书给他，他一张一张将书页拆散，然后摸索着，折呀折。对角折，对边折，翻角折，翻边折。我背地里和母亲说，这有什么意思？母亲却说：“你们都只顾忙自己的事，哪里晓得一个闲人的苦恼！何况他两眼又盲了，时间是难熬的！”
我怏怏地听着母亲这些话，心里觉得有些难过，可是过后，我还是只顾忙自己的，并没有设法帮他排遣什么。等到父亲去世，我收拾他的床铺，一掀褥子，我发现棕绷上有一扎一扎用细绳子捆起来的纸工制品！有雁儿，鸟儿，猴儿，兔儿，鱼儿……折得精巧细致，形态玲珑！这些能飞能走能游能跳的活物儿，都是出自父亲之手吗？父亲，您是用一种什么心情，在孤寂的黑暗中，制造了这么多活泼的生命！您是带着怎样的企盼和心愿，活在它们的色彩和声响之中？我痛哭着。
父亲故去有十年了，他偶尔会走进我的梦里来，不说话，安静地笑，眼睛明亮。午夜梦醒，我听着窗外如雨水般的树叶的嘈切之声，心上似有一个深深的空洞。我没有父亲了，我这一辈子已无法补赎我对他的歉疚了！我常常感觉到我心上这一道深渊，它提醒着我，对人，少一些冷漠，多一些关切，少一些自私，多一些爱护，让人类在扶危互济中，奋发向前而去。
第七部分：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1）
阿城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出，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60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裆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北京的槐树花暂时不是中药；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第七部分：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2）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50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谢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