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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吧。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3月20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一 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号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地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只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镜，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第八部分：长相思普通人（1）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的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了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么？
我每每的一笑罢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划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惟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第八部分：长相思普通人（2）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么？”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被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呐？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么？……”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么？”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么？”
父亲他怒赳赳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部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的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么？”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第八部分：长相思普通人（3）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儿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到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么？”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你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么？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