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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爸爸最深的当首推妈妈。妈妈虽已去，我仍可借用妈妈的一句名言来形容爸爸的性格，就是“宁死棒儿骨”！这大概是一句故乡土语，表示性格倔强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我认为这句话不但一针见血而且传神。爸爸之倔强不服输是他多面性格中很突出的一面，这种气质一直影响他做人做事到生命的终点。
爸爸年轻时头发又黑又多又硬，耳壳紧贴头皮，非常硬挺，我常用手指去扳动他的耳壳，试试到底有多硬，笑问：“爸爸，你的耳根子怎么这么硬啊？”北平土语“耳根子硬”是不听人劝之意。后来爸爸老了，头发日渐稀疏，而且变得十分细柔，耳壳也不那么硬挺了。但是他的“耳根子”还是很硬。
大约1979年左右，爸爸到美国来看我。我和爸爸在君达卧室中闲谈。忽然爸爸若有所思地说：
“我这个人做事如果做错了——就一直错到底。”
我知道爸爸何所指，无需说明。我们常常这样没头没脑地交谈，无碍思想的沟通。
“那你不是太苦了吗？”我搭讪地说。
“那没办法。”爸爸斩钉截铁地回答。
“……”
“……”
我和爸爸长谈、短谈，近些年来何止千百次。但是没有一次比这次的对话更简单明了，给我的印象更深。这次的对话是一字不差地铭刻在心，恐怕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有人说爸爸这种倔强的性格是好汉打落牙和血吞。
倔强的人做错了事，有时吃亏吃苦，一直苦到底。但是如果做对了，岂不是一直乐到底吗？所以爸爸就靠了这种倔强、固执、坚毅的精神排除万难，完成莎氏全集的翻译工作，写完英国文学史，每天与懒惰决斗，节节获胜。
如果眼泪代表软弱（不尽然），爸爸是愈老愈软弱了。爸爸年轻时，我没见他哭过，即使处逆境，或有丧父之痛，泪也不轻弹。如果眼泪代表的是无可抑制的伤感，爸爸晚年的泪却像槐园的泉水，汩汩长呜咽。
第九部分：父亲的礼物一点不能忘记的记忆
何立伟
近年来我感觉到我的父亲老了。这“老了”的一个明显标志，便是喜欢怀旧。逢到年节假日，我们兄妹三人带着自己的一家去父母那里团聚，父亲总要同我妻子或我的两个妹夫聊天，每每谈及我们兄妹儿时的一些琐屑往事。有些事，连我们兄妹们都早已忘却，听上去就像是谈论别人家的孩子，觉得蛮有味，也往往凑拢去听，结果父亲更加来劲，唠唠叨叨如檐前积雨，无有止歇。
去年的中秋，阖家十来口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吃饭，正很热闹，忽然父亲大发感慨，举箸点着桌上大盆小碟的菜肴，说：“我这一辈子吃过的菜呵，最难忘的就是那餐田鸡。我最近经常回忆那次吃田鸡的情形，至今还蛮感动的。”
他这么说时，我妻子同我的两个妹夫都有些愕然，只有我和两个妹妹，相互望了望，又低眉不语。因为我们都不大愿意在团圆的喜气里，回望生命中最阴暗的岁月。而且很显然，只要谁接过了这个话题，父亲便会滔滔不绝谈起那个岁月里的许多事情。这当然是有煞风景的。还是母亲机灵，在我的妻子和妹夫尚未来得及问田鸡何以可以致人感动时，就岔进来说：“快吃快吃，等一会子电视里就是中秋晚会啦。”
父亲的思维被打断，看电视同赏月，他都没有再提及那餐田鸡的事。只是隔了两天，我的妻子忽然想到那天父亲的话，追问起来，我才告诉了她1966年夏天的那桩旧事。
那其实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当时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父亲被红卫兵们打成了走资派。这对他的儿女们来说是相当难于接受的事实。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和所理解的“走资派”，是中央或省里的达官显要。我的父亲只是一个中层干部，我们不能料到他居然也成了“走资派”中的一分子。我们兄妹去我父亲的机关玩时，看到许多大字报同标语，其中不少便是针对父亲的。我们似懂非懂地看，朦胧感觉着不祥。我们都太小了，惊惧是我们对这一变故的惟一反应。我想在饭桌之上，父亲一定从我们呆望着他的瞳孔里，发现了这种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惊惧。父亲是一个讷于言辞的人，此时除了沉默更无言说。而我们小小的心灵，则深深感受到了这沉默的重量。
文化革命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事情一经发生，便势不可挡朝定最坏的结局直奔而去。所以接了下来，池鱼之殃便是抄家。三番五次地来，不是白昼，便是夜阑；这一派抄过了，另一派又来敲门，终日不得安宁。母亲其时住院开刀，我们三个小孩子，常常被半夜里闯进来的大半屋子的戴红袖章的人吓得蜷缩在一隅，头上飞啸着雷电一般的厉叱。这样的抄过几次之后，有文字的东西在我们家几乎荡然无存了。过去我父亲喜欢记日记，亦喜欢写一点旧体诗。那很厚一撂撂记着日记和诗词的硬壳本子，统叫红卫兵们作为父亲思想反动的罪证一掠而空。
再过些日子，于是批斗开始了。
父亲胸前被挂着一块很大的木牌，同许多大小“走资派”及文革要清扫的“牛鬼蛇神”们一道站在批斗会的台上，木牌上用墨歪写着他们的名字，而名字又被朱笔画了一把大“×”。一开始，批斗还算“文明”，只是不停地控诉、揭发和此起彼伏地大呼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口号。但也有人在控诉的时候，朝他控诉的那个总之是“坏人”的人唾口水，甚至，抽耳光。有一回一个怀孕的女干部批判一个“走资派”，批着批着就一记耳光掴过去，因为用力过猛，乃至腹中婴儿早产而死。然而唾口水也罢，掴耳光也罢，这都还只是人格践踏和人身摧残的前奏，再轰轰烈烈下去，其情形便可想而知了。
那年夏末的一个中午，如往常一样，我去机关食堂里买了饭菜回家，就等着父亲。很久了，那熟悉的慢而沉重的声音仍未在门外过道上响起。饭菜摆在桌上都已凉了。我们三兄妹围着桌子坐着，馋馋地望定那两碟菜。其中的一碟，是我们全家都爱吃的田鸡。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小妹三毛实在熬不住了，伸出手来欲拈一只田鸡的肥腿。我这时止住了她。三毛便打着哭腔央求我：哥哥，我实在饿得不行啦。我说三毛，别一副好吃相，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好不好？三毛就不作声了。我们三兄妹，平素在家都有些俏皮，但在这种时候，却很懂得疼爱父亲。于是都忍着，静静地等。日影在桌上移动，邻居们早已吃过饭困午觉了，四下里很宁谧。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只好对两个妹妹说：“爸爸看样子中午不会回来了，吃吧。”两个妹妹就吃起来。我也吃着。但大家都吃得很慢，也不似平素吵吵闹闹，仿佛知道父亲会回来，只是边吃边等。而且又都知道父亲极喜欢吃田鸡，于是只夹动炒在田鸡里的大红椒，或无肉的背脊，把大腿都剩着。平素最贪馋的三毛，这时一副懂事的模样。她夹着一块田鸡腿，看了一看又放回到碟子里。我望到她那神情心中不免荡荡的。结果是一餐饭吃完，那一碟田鸡还剩下大半，全是大腿。
刚吃过，父亲却忽然回来了。父亲的脸色非常难看，而且他的额角隆起了一个馒头样的包。我一见之下仿佛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冲过去扑到父亲身上。父亲抚了抚我的脑壳，什么也没说。大妹望见父亲额角的包，惊问是怎么搞的。父亲勉力一笑，说是走路不小心碰在了电线杆上。父亲本是近视，这么一说还真是诓住了我的两个妹妹。我却忍不住，仰头说：“爸爸，今天又开你的批斗会了！”父亲急忙对我丢眼色，又趁妹妹没明白过来，故意轻松地问：“你们都吃过啦？我还没吃中饭呢！”三毛一听就表功似地说：“爸爸，我们给你留着菜呢。你慢慢吃罢。”父亲把桌上的竹纱罩揭开，望到那一碟田鸡，都是大腿，他的脸立即抽搐了一下。我看见我父亲的眼睛分明地潮红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着，在外边受尽凌辱的父亲，带着肉体与心灵的伤痕回到家中，从一碟他的儿女舍不得吃而为他留着的田鸡里体味到的是什么。
就是从这天中午起，父亲说他的儿女长大了，懂事了。
文化革命，父亲经历了更多的摧残和更大的事件，但是早些天，他对我说，有许多旧事，他都能记起，就是回想不到当时的情绪，只有那年夏天的那餐田鸡，他却能清清楚楚忆及他当时的感动。
父亲说，他恐怕是一辈子都忘怀不掉的了。
第九部分：父亲的礼物父亲（1）
素素
十年前的那一天，父亲像一朵苍白的蒲公英，为太阳做了标本，落在乡下那一座山上，就在那座山上荒芜了。
十年中，最怕人问我父亲做什么，在哪里。一问，心就绞成了绳子。十年中，我无数次坐在桌前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一铺开稿纸，眼睛就下起了滂沱大雨。
一个女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即使为人妻为人母，做了成熟的女人，也不能没有父亲。因为，人可以同时面对各种感情，每一种都是惟一的，绝对的。
是初秋的一个早晨，我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完了，又一份一份装订上。办公室里散发着清扫后那种整洁的气息。这是我留校工作的第一天，非常祥和。
老师们上班来了，检阅我一个早晨的辛苦和不安。我的脸发烧。这时楼下有人喊我接长途电话，声音似不对头。
我飞起来跑到传达室。
大弟在电话里哭得断断续续：“姐，快回来，爹不好了，晚了就看不见了……”
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跌跌撞撞由校区跑到市里，又怎样跌跌撞撞爬上那列即将出站的特快了。当我跑进县医院急救室时，家里许多人都在，一个个垂头丧气。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大床，父亲像陷在白色泡沫里，等待人去救他。床边，无数条管子通向他的身体，喘息很弱，双目微翕，像在竭力延长早晨那个最甜的梦。我如叶地飘到他的身旁，想从这片安详里寻找死神蠕过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
父亲的头发像年轻人那样带着油光，且带着自然的卷曲。额头宽而白净，皱纹又浅又淡，回到乡下一比，就知道是城里住地方的。父亲的鼻子挺秀，像女人。嘴唇略厚，线条很温柔，平时总是紧闭着，一闭，下巴就裸露出一片雨点般的肌肉坑儿。不了解父亲的人，就以为他一天总在生气。
可是现在，父亲的嘴唇关不上，下巴松弛得一点波澜也没有。我多么想生出一只神手啊，捉住父亲身体里支撑生命的那几根神经，让他从此醒来！
醒过来就一定是那次栽葱的记忆。父亲让我把葱根摆整齐，我急着去玩就摆得乱七八糟。“摆成什么了！”父亲第一次朝我发火，我扭头就跑。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慌了，一头钻进棉槐壕里，叫魂儿似地找：“素儿，里面有蛇，别吓着……”他知道我最怕蛇。
醒过来就一定是那个雨季。老师带我和另一个女学生到县里学跳“忠字舞”。午睡时，天下起小雨，我偷跑出来闲逛。没想到，在商店门口遇见父亲。他惊喜万分，像绿蝴蝶似地张开雨衣，抱住我淋湿了的小脑瓜。看我一双家做的布鞋变成水鞋，转身走进商店，阔气地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只记得，中午喝汤早晚吃咸菜的父亲，却让我在乡下的那个夏天，变成了公主。
醒过来就是一个严冬漫长的故事：
高考体检的路上，车翻了，伤亡惨重。在我整个的头被绷带裹住，理想摔得皮开肉绽的时候，父亲生平第一次那么无所畏，舍了工作陪护我两个月零六天。那是1978年元旦与春节之交，我住在大连的一所大医院里，枕头下藏了一面小镜子，每天以泪洗面。
父亲每早总是最先一个进病房，给我端了尿盆，陪我吃了早饭，然后就搬个小方凳，守在床边用一双慈父的目光照耀着我。屋子里住的全是一起受伤的女孩子，有几次她们想解手，憋得眼神儿都不对了，父亲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