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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前就这么一个，您老多多栽培吧。”
我小心坎里只想知道这个“新式”学堂到底怎么个新法。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啃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再有就是，学费之外，要钱的花样更多了一些：一下子师母生日，一下子师姑出门子，回回都得送礼。凭我妈妈那点工钱，很快我就又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了。我发现“新式”学堂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位老师年纪轻一些，他的板子打在手心上更疼一些。有一回他把挺厚的一根板子打断了，马上就又从抽屉里抄出一根。
如果说这时候我接触到一点新的东西，那是来自学堂之外。夏天，黄昏时分，我常在褡裢坑附近的一片草地上玩耍。有一天，我们正在玩着什么游戏时，忽然看见草地南端来了几个青年学生，他们把一面旗子靠在墙上，旗子上写着“社会实进会”。那大约是“五四运动”前，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组成的扫盲小分队。一位穿灰布长褂的男青年和一位穿月白上衣黑裙子的女青年开始宣传“睁眼瞎子”的痛苦，说欧美各国和日本，人人都识字，所以国家就强。中国人再这样愚昧下去，就只有亡国。讲完了，还教唱歌，教的是《自由花》。那也许是我学到的第一首新歌吧，也是头一遭听到“自由”这个字眼。
好，好，好，好一朵自由花。
香喷喷的，鲜活活的，颜色真美丽，
哪里找得到，好一朵自由花。
由于唱的次数太多了，几十年来那曲调和歌词一直像海滩岩石上的牡蛎那样牢牢粘在我的脑海里。对我来说，这还不仅是声乐教育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自由”有了向往。后来从课本和各种读物里才知道，原来多少人还曾为了它而掷过头颅。
我又进了“洋学堂”
过了不久，四堂兄有一天对我妈妈说，安定门三条有个叫崇实的洋学堂，那里正在招生。穷学生可以半天读书，半天学点手艺；不但免交学费，出了师还可挣上块八毛的。记得那时我妈妈正病在家里，夜里常要我给她捶胸脯。我说不清她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她爱生气，不断唉声叹气的，听到四堂兄这话，她含着泪说：“那敢情好，就累你把这孩子给送去吧。不但能念书，还能学份儿手艺，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孩子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
这样，一个早晨，她把我打点了一下就由四堂兄领我到那家洋学堂去了。因为念过私塾，又跟着那位洋嫂嫂学过英文，所以让我插班进了三年级。然后，我被带到顶楼地毯房，在一个姓裴的师傅手下当学徒，从此开始了正规的工读生活。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我开始上学了（2）
这可是个新天地。课堂是在一幢五层的洋楼里。土台子换了带抽屉的小木桌。抬头是大玻璃窗，顶棚上吊着电灯，脚下踩着光滑的地板。
约莫五岁的时候，我头一次见洋人。那阵子也许纸烟刚刚进入北京。一天下午，胡同里出现两辆洋车，分别坐着一个高鼻梁、黄头发的洋人，和一个瘦骨嶙嶙的中国人。瘦子脚下堆着几个纸匣。下车后，瘦子就吹起喇叭来。看他腮帮子一鼓一瘪的，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才把喇叭声吹响，那副样子煞是可怜。他大概是洋人雇来用喇叭声吸引路人的。洋人接着就打开一个印有一只燕子的绿色纸匣，拿出一枝枝香烟分递给围观者。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他忽然从人丛中把我抱了起来，说不定把我吓哭了。
四堂嫂进门之后，我就再也不觉得洋人可怕了。
英美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学，似乎曾经过缜密的规划。以大学来说，广州有岭南，上海有沪江和圣约翰，杭州有之江，湖南有湘雅，四川有华西，北京有燕京和协和。除了圣约翰一家是英国教会的，其余全是美国办的。每座大学仿佛都有一座医院。
中学的分布也很有章法。
以北京而论，当时就有好几所这样的洋学堂，各有男女两所学校，每所都由一家教会开办。西城有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和笃志，东城有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和慕贞，公理会办的育英和贝满。我进的是长老会在北城办的崇实——另外还有座女校叫崇慈。
崇实有半工半读的办法，设有地毯房、羊奶厂和印刷间。
我对地毯这个行业，一直没什么感情——或者说，我讨厌当时地毯房那个世界。它似乎是挨打与打人的循环。一个学徒进来之后，先绕线。就是把五颜六色的毛线缠成团团。这是两个徒弟合干的活儿，照例是新徒弟用双手撑线，资格略深的师兄缠团，这样，就形成徒弟打徒弟的局面。毛线纺得粗，时常出现疙瘩。每当师兄缠得不顺手，他抬起腿就踢。一年后，上板织杂毛了，就是完全没图案，用大活的下脚料——各色剪短的毛线——来织。这不算出师，因此，有时还得干徒弟的活儿（扫地、擦玻璃），继续挨打。织地毯的手里离不开那三把家伙，都是带钢刃的利器。所以织过地毯的，身上总会有点伤疤，一旦出了师，就取得折磨新手的资格了。真好像为了捞回以前挨的打一样，又回过头来打手下的徒弟，就这样循环不已。
在已织上凸活——土耳其式的地毯时，我改了行，到羊奶厂去干活儿了。我喜欢赶着羊群出安定门去放，也不讨厌天不亮就蹲下来一把把地挤那热呼呼的奶。我对那些瑞士羊是很有感情的，最近还从老友陈绂兄处讨到了一张我在羊圈照的相。然而送羊奶也不是好干的活儿。天刚蒙蒙亮，就得把十六瓶奶装进袋里，让那八磅重量压在我的前胸和后背，从北新桥一直走到哈德门。吃奶的人都住在那一带阔人区：不是苏州胡同，就是盔甲厂。压肩膀我不怕，我怕家家的洋狗。我得把新奶放下再取走空瓶。狗一见我，总认为是偷了它家的东西。于是就汪汪地追在后边吠。为了不让它扑到我身上，我一路上猫腰，装作捡砖头要打它的样子。我每天都捏着一把汗，有一回后襟还给咬了个口子。
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气力也没有了。
这样，我就孤孤单单地生活下来。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春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1956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母亲的书
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煮饭，洗衣，喂猪、鸡、鸭之后，就会喊着我说：“小春呀，去把妈的书拿来。”
我就会问：“哪本书呀？”
“那本橡皮纸的。”
我就知道妈妈今儿晚上心里高兴，要在书房里陪伴我，就着一盏菜油灯光，给爸爸绣拖鞋面了。
橡皮纸的书上没有一个字，实在是一本“无字天书”。里面夹的是红红绿绿彩色缤纷的丝线，白纸剪的朵朵花样。还有外婆给母亲绣的一双水绿缎子鞋面，没有做成鞋子，母亲就这么一直夹在书里，夹了将近十年，外婆早过世了，水绿缎子上绣的樱桃仍旧鲜红得可以摘来吃似的；一对小小的喜鹊，一只张着嘴，一只合着嘴。母亲告诉过我，那只张着嘴的是公的，合着嘴的是母的。喜鹊也跟人一样，男女性格有别。母亲每回翻开书，总先翻到夹得最厚的一页。对着一双喜鹊端详老半天，嘴角似笑非笑，眼神定定的，像在专心欣赏，又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再翻到另一页，用心地选出丝线，绣起花来。好像这双鞋面上的喜鹊樱桃，是母亲永久的样本，她心里什么图案和颜色，都仿佛从这上面变化出来的。
母亲为什么叫这本书为橡皮纸书呢？是因为书页的纸张又厚又硬，像树皮的颜色，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非常的坚韧，再怎么翻也不会撕破，又可以防潮湿。母亲就给它一个新式的名称——橡皮纸。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纸，是太外婆亲手裁订起来给外婆，外婆再传给母亲的。书页是双层对折，中间的夹层里，有时会夹着母亲心中的至宝，那就是父亲从北平的来信，这才是“无字天书”中真正的“书”了。母亲当着我，从不抽出来重读，直到花儿绣累了，菜油灯花也微弱了，我背《论语》《孟子》背得伏在书桌上睡着了，她就会悄悄地抽出信来，和父亲隔着千山万水，低诉知心话。
还有一本母亲喜爱的书，也是我记忆中非常深刻的，那就是怵目惊心的《十殿阎王》。粗糙的黄标纸上，印着简单的图画。是阴间十座阎王殿里，面目狰狞的阎王，牛头马面，以及形形色色的鬼魂。依着他们在世为人的善恶，接受不同的奖赏与惩罚。惩罚的方式最恐怖，有上尖刀山，落油锅，被猛兽追扑等等。然后从一个圆圆的轮回中转出来，有升为大官或大富翁的，有变为乞丐的，也有降为猪、狗、鸡、鸭、蚊蝇的。母亲对这些图画好像百看不厌，有时指着它对我说：“阴间与阳间的隔离，就只在一口气。活着还有这口气，就要做好人，行好事。”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扯谎，小心拔舌耕犁啊。”“拔舌耕犁”也是这本书里的一幅图画，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舌头被拉出来，刺一个窟窿，套着犁头由牛拉着耕田，是对说谎者最重的惩罚。所以她常拿来警告人。外公说十殿阎王是人心里想出来的，所以天堂与地狱都在人心中。但因果报应是一定有的，《佛经》上说得明明白白的罗。
母亲生活上离不了手的另一本书是黄历。她在床头小几抽屉里，厨房碗橱抽屉里，都各放一本。随时取出来翻查，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日子的好坏，对母亲来说是太重要了。她万事细心，什么事都要图个吉利。买猪仔，修理牛栏猪栓，插秧、割稻都要拣好日子。腊月里做酒蒸糕更不用说了。只有母鸡孵出一窝小鸡来，由不得她拣在哪一天，但她也要看一下黄历。如果逢上大吉大利的好日子，她就好高兴，想着这一窝鸡就会一帆风顺地长大，如果不巧是个不太好的日子，她就会叫我格外当心走路，别踩到小鸡，在天井里要提防老鹰攫去。有一次，一只大老鹰飞扑下来，母亲放下锅铲，奔出来赶老鹰，还是被衔走了一只小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