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希腊文明是在奴隶制时兴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隶，可以让自由人充分开展精神活动。我常说父亲和母亲的分工有点像古希腊。在父母那时代，先生专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来湿手，饭来张口。古人形容夫妇和谐用举案齐眉几个字，实际上就是孟光给梁鸿端饭吃，若问“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应该是做好饭以后。
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经常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1964年父亲患静脉血栓，在北京医院卧床两个月。母亲每天去送饭，有时从城里我的住处，有时从北大，都总是第一个到。我想要帮忙，却没有母亲的手艺，父亲暮年，常想吃手擀的面，我学做过几次，总不成功，也就不想努力了。
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其实母亲的才能绝不只限于持家。母亲毕业于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曾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她有一双外科医生的巧手，还有很高的办事能力。外科医生的工作没有实践过，但从日常生活中，从母亲缝补、修理的功夫可以想见。办事能力倒是有一些发挥。
50年代初至1966年，母亲做居民委员会工作，任北大燕南、燕东、燕农、镜春、朗润、蔚秀、承泽、中关八大园的主任。曾为家庭妇女们办起装订社、缝纫社等。母亲不畏辛劳，经常坐着三轮车来往于八大园间。这是在家庭以外为社会服务，她觉得很神圣，总是全心全意去做。居委会成员常在我家学习。最初贺麟夫人刘自芳、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等都是成员。后来她们迁往城内，又有吴组缃夫人沈淑园等参加。50年代有一次选举区人民代表，不记得是哪一位曾对我说，“任大姐呼声最高”。这是真正来自居民的声音。
我心中有几幅图像，愈久愈清晰。
一幅在清华园乙所，有一间平台加出的房间，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母亲常在其中办事或休息。一个夏日，三面窗台上摆着好几个宽口瓶和小水盆，记得种的是慈姑。母亲那时大概不到四十岁，身着银灰色起蓝花的纱衫，坐在房中，鬓发漆黑，肌肤雪白。常见外国油画有什么什么夫人肖像，总想怎么没有人给母亲画一幅。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花朝节的纪念（2）
另一幅在昆明乡下龙头村。静静的下年，泥屋、白木桌、携我坐在桌前，为我讲解鸡兔同笼四则题。父亲从城里回来，点说这是一幅乡居课女图。龙头村旁小河弯处有一个小落差，水的冲力很大。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母亲把一家人的衣服装在箩筐里，带着我和小弟到河边去。还有一幅图像便是母亲弯着腰站在欢快的流水中，费力地洗衣服，还要看着我们不要跑远，不要跌进河里。近来和人说到洗衣的事，一个年轻人问，是给别人洗吗？还没到那一步，我答。后来想，如果真的需要，母亲也不怕。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往往有极刚强的一面，能使丈夫不气馁，能使儿女肯学好，能支撑一个家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孔夫子以为女人难缠，其实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用来形容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倒很恰当，不过她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罢了。
母亲六十二岁时患甲状腺癌，手术后一直很好。从60年代末患胆结石，经常大发作，疼痛，发烧，最后不得不手术。那一年母亲七十五岁。夜里推进手术室，父亲和我在过厅里等，很久很久，看见手术室甬道那边推出一辆平车，一个护士举着输液瓶，就像一盏灯。我们知道母亲平安，仍能像灯一样给我们全家以光明，以温暖。这便是那第四幅图像了。握住母亲的手时，我的一颗心落在腔子里，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仍是操劳家务，真没有过一天清闲的日子。她总是说，你们专心做你们的事。我们能专心做事，都因为有母亲，操劳一生的母亲！
1977年9月10日左右母亲忽然吐血，拍片后确诊为肺门静脉瘤。当时小弟在家，我们商量说，母亲虽然年迈，病还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可延误。在奔走医院的过程中，受到许多白眼。一家医院住院部一位女士说，“都83岁了，还治什么！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可以说，母亲的病没有得到治疗，发展很快。最后在校医院用杜冷丁控制疼痛，人常在昏迷状态。一次忽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俯身问什么要挤水，母亲睁眼看我，费力地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滴在母亲脸上。
母亲没有让人多伺候，不过三周便抛弃了我们。当时父亲还在受审查，她走时很不放心，非常想看个究竟，但她拗不过生死大限。她曾自我排解说，知道儿女是好的，还有什么别的可求呢。10月3日上午六时三刻，我们围在母亲床前，眼见她永远阖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再不能睡在母亲身边讨得那样深的平安感了；我们的家从此再没有春天和太阳了。我们的家像一叶孤舟忽然失了掌舵的人，在茫茫大海中任意漂流。我和小弟连同父亲，都像孤儿一样不知漂向何方。
因为政治形势，亲友都很少来往。没有足够的人抬母亲下楼，幸亏那天来了一位年轻的朋友，才把母亲抬到太平间。当晚哥哥自美国飞回，到家后没有坐下，立刻要“看娘去”，我不得不告诉他母亲已去。他跌坐在椅上，停了半晌，站起来还是说“看娘去”。
父亲为母亲撰写了一付挽联：“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自己一半的消失使父亲把一切都看透了。以后母亲的骨灰盒，一直放在父亲卧室里。每年春节，父亲必率领我们上香。如此凡十三年。直到1990年初冬那凄惨的日子，父母相聚于地下。又过了一年，1991年冬我奉双亲归窆于北京万安公墓。一块大石头作为石碑，隔开了阴阳两界。
我曾想为母亲百岁冥寿开一个小小的纪念会，又想到老太太们行动不便最好少打扰，便只就平常的了解或电话上交谈，记下几句话。
姨母任均是母亲最小的妹妹，姨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时，表弟妹们读住宿小学，周末假日接回我家，由母亲照管。姨母说，三姐不只是你们一家的守护神，也是大家的贴心人。若没有三姐，那几年我真不知怎么过。亲戚们谁没有得过她关心照料？人人都让她费过心血。我们心里是明白的。
牟决鸣先生已是很久不见了。前些时打电话来，说：“回想起在北大居住的那段日子，觉得很有意思。任大姐那时是活跃人物，她做事非常认真，总是全力以赴。而且头脑总是很清楚。”
在昆明时赵萝蕤先生和我家几次为邻居。那时她还很年轻，她不只一次对我说很想念冯太太。她说在人际关系的战场上，她总是一败涂地当俘虏。可是和冯太太相处，从未感到战场问题。是母亲教她做面食，是母亲教她用布条打钮扣结。有什么事可以向母亲倾诉。记得在昆明乡下龙头村时，有一次赵先生来我家，情绪不大好，对母亲说，一位军官太太要学英语，又笨又俗又无礼，总问金刚钻几克拉怎么说，她不想教，来躲一躲。母亲安慰她，让她一起做家务事。赵先生走时，已很愉快。
另一位几十年的邻居是王力夫人夏蔚霞。现在我们仍然对门而居。夏先生说：“你千万别忘记写上我的话。我的头生儿子缉志是你母亲接生的。当时昆明乡下缺医少药，那天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半夜时分我遣人去请你母亲，冯先生一起来的，然后先回去了。你母亲留下照顾我，抱着我坐了一夜。次日缉志才出世。若没有你母亲，我和孩子会吃许多苦！”
像春天给予百花诞辰一样，母亲用心血哺育着，接引着。
亲爱的母亲的诞辰，是花朝节后十日。
第三部分：天年——我的母亲天年——我的母亲
鲍昌
世间亿万种生灵，大都经由母体哺育过。有谁没见过跪乳的羊羔呢？有谁没见过反哺的乌鸦呢？一想到这些，我会产生灵魂的震颤，因为这是一种母爱的神圣，是伟大的生命的执着，是种族繁衍、历史赓续的永恒的力。造物者何以会使众多的动物形成了母子情结，我一直感到是个迷人的谜。
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这只能说是一种偏执的、哲学式的矫情。实际上，绝大多数母亲是垂爱于儿女的。《诗经》中的“萱草”与“南陔”，是多么美好的象征啊！动人的还有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晖就是母爱，你——浪迹天涯的游子啊，不该为这春晖而频频回首吗？
然而我似乎有一副铁石心肠，常自矜于性格之刚强。似乎成年之后，流泪的次数极少。对于父亲、兄弟乃至爱人，即使蕴情在胸，轻易是不流露的，以为那是绵绵小儿女态，“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啊！
我知道，这并非是自己性格上的美点，毋宁说是一种缺点。用旧道德来铨衡，可谓寡于“孝悌”，用新潮思想来说，是为“感情不够丰富”。其实是有些误会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心中自然有山，有海，有风，有火，甚至还有雷霆。只是顽强的自我抑制，未免让人误会为矫情罢了。
认真地想想，我的“刚强”恰恰来自母亲的濡染（若非来自遗传基因的话）。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来未给过我温柔的抚爱。由于她生下我便患了奶疮，我亦未吃过她的奶，而是由保姆陈英（因她婆家姓柳，我家称之为柳妈）带大的。我有许多柳妈抚爱我的回忆，其中一些镜头是很类似鲁迅之长妈妈的。但我生身的母亲却是那样严肃，既不来抱我，亲我，也很少来申斥我，一旦我在柳妈面前过分嬉闹时，她便用三言两语的话来警告我了。于是，我觉得通常人所说的“严父慈母”，在我家是要改为“严母慈父”的。顺便说一下，我的父亲要比母亲对我慈爱得多哩！
有时候，我纳闷于母亲为什么不只对我也对所有的人那样严肃，为什么她有一种男性的刚强。比如1945年冬，当我想投奔一个“山那边的好地方”时，我曾试探地向她问道：“娘，我看咱家穷得没法过下去了，我要是自己出外闯荡去，您同意吗？”这句话是在吃饭时问的，只记得母亲把筷子撂在桌上说：“你要是有本事，你就出去闯去，娘决不拦你。”
还有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的事了。我被驱到天津市南郊“监督劳动”，没有了工资，只给我一月三十元的生活费。我很难赡养母亲了，曾对她愧疚地说：“娘，我不能每月再寄三十元了，给您每月寄十元吧！”母亲说：“不必了，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自己想办法吧！”她那时已年近五十，却到街道工厂去劳动，在几年之间，用菲薄的工资养活着她自己和我两个小弟弟。
这种刚强，是给予我以不少影响的。我在二十二年的逆境中，没有被厄运摧垮，从水深火热中活了过来，也许一部分得助于母亲性格的潜移默化吧！
但我知道：母亲不是没有柔情的。五岁时，我要出麻疹了，她和柳妈共同把门窗堵得严严的，不让我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