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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二、空印案、郭桓案：杀鸡给猴看（4）
说这是两起大规模地集体作案，显然把事情搞复杂化了。特别是空印案，定罪的依据不足，主印官不分贤愚一概杀戮更达不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目的。百姓郑士利冒死上书，道理原委讲得很清楚，元璋自然明白弄错了，所以只给以薄惩罚做苦役而没有要他的脑袋，这也就是皇恩浩荡了。还要怎么办呢？人已经杀过了，难道皇帝还要推翻这个案子，自己承担责任吗？古往今来有哪个皇帝能够勇于这样做呢？郭桓案的真象现在已无法搞清楚，但瓜蔓株连的人如此之多，显然在很多人是一场冤狱。看得出来，这是元璋有意制造的一场血案。它一方面打击震慑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也要借此打击地方富家豪强。这些人横行乡里，梗顽地方，鱼肉百姓，危害国家。打击铲除就是目的，至于在什么时机，用什么借口，取什么手段，玩政治搞权术的人便各有各的高招了。不过，若怨愤不平之气在地下鼓动得很厉害，则需要戳一个出气孔。像郭桓案，搞得从上到下惴惴不安，在追赃的过程中，地方官情急无奈，便向百姓科敛摊派，连老百姓都受到牵累，那冤郁之气实在是愈积愈厚。元璋便把审刑官吴庸等拿来杀了，下一道诏书说：“朕让有司除奸，哪想到他们又生奸扰吾民。焉能纵逃刑宪。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这件事也就这样平息了。
元璋直到临死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斗争，没有懊悔，没有手软。而且始终觉得没有达到自己所希望的廉政境界，贪赃枉法时有发生，此起彼伏。但是，如果据此说元璋打击贪官污吏似乎没什么成效，那就有欠公允了。古语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是说百姓们已经被逼上绝境，对死也就看得不那么重了。但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很多不怕死的贪官。他们叫别人活得不痛快，正是为了自己活得更痛快。贪恋富贵享乐的，都是怕死的，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肯定是厘清政治、严肃官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明嘉靖时候刚正不阿的著名清官海瑞就向往祖宗时候的酷刑驾吏，主张恢复剥人皮治贪官的办法，向往朱元璋时候吏治的清明。其实，元璋晚年依然对吏治不满，对贪官污吏横行表示愤慨，正表示了他对理想政治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社会污浊影响长治久安的担心。就当时整体吏治水平说来，应该是一个相当清廉的时期。那时没有多少官府人员公然下乡骚扰，没有多少人公然行贿受贿。就是元璋恨得咬牙切齿的那些贪污案例，赃数也多不过几百贯钞。当时府州县衙门都很简陋，很多已经破旧，也不敢扰民修缮。从布政司到府州县官员，不少人出门无马可骑，而只能以毛驴代步，更没有人敢于堂而皇之地乘轿招摇。那时有不少清官的典型为世人传诵。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经常操一口江西话，在元璋面前敷陈政事得失。元璋喜欢他的质朴，称他为“老实罗”。元璋想了解他的底细，一天，决定到他家里去看看。走出城区，穿进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巷，好不容易找到这位学士的府邸。元璋悄悄走进，但见几间歪歪倒倒的旧屋。罗复仁正扎着一条围裙粉刷墙壁。罗复仁见皇帝突然驾临，忙从梯子上爬下来，让老妻赶紧从屋里捧出个杌子让皇帝坐。见此情景，元璋解除了疑心，并在城内赐给他一处住宅。翰林学士张以宁出使安南，拒绝任何馈赠，来回所携带的只有随身衣被。他死于归国途中，临死赋诗曰：“覆身惟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济宁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两餐吃素。卢正希做了九年建昌知府，辞官回家，囊无余赀，只能卖掉袍笏缴纳赋税，吏部侍郎洪药赠诗云：“袍笏卖来供国赋，诗书留得当山田，清贫自遂平生志，素节应为识者怜。”《明史》的纂修者们对明初的官清政廉十分推崇，说：明太祖惩元末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重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旨。吏治焕然丕变矣。
唐朝柳宗元揭露贪官恶吏写过一篇《捕蛇者说》，内称：“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元朝那些带着库吏拿着称银的戥子下乡的官吏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璋时候的情况如何呢？有一首诗作了这样描写：“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在这里，似乎可以听到普通百姓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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