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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只好来找你们了。”
母亲在电话里解释着，语气有些不好意思。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让他给母亲汇1000块钱回去。弟弟说他那里总共只有三百多块钱了，这个月维修生意不好，连带我给他的1500块钱都亏进去了。
我想了想，对弟弟说：“那就先打300块钱吧。”
这是多年以来，母亲第一次找我要钱。以前，我和母亲通电话时，都会问她是否缺钱花，母亲总是说不缺。问得多了，便知道母亲不会找我们要钱，她希望我们把钱留在手里干事业。所以有时候即使身上没钱，我也会大方地假意要给母亲寄钱，反正知道她会拒绝的。
如果不是遇到难处，母亲绝不会主动找我要钱。
但作为儿子，在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这份内疚，让人难安。
我们兄妹共五人，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还没成家。
按农村的观点，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三个姐姐都是“外人”。弟弟比我小七岁，又没读啥书，无形中，我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顶梁柱。
但她不知道我这个顶梁柱是如此的潦倒，就连答应孝顺给她的钱都凑不齐。
在她的记忆中，我从那家上市公司出来后就和弟弟合伙开起了公司。她认为开公司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她常跟我在老家的那些乡邻说：“我两个儿子都在开公司！”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对母亲说我混得很差，但我真的开不了口。
母亲六十多了，我不想让她再操心。
在简易公路边的石头上，我静静地坐到了天黑。
如果我混得好，家就不是现在这样
2005年11月22日 星期二 阴有小雨
今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个姓姜的女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同岳母闲谈。
之所以把“家”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融入这个家庭。周媛一家都是城市人，我是地道的农村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有差异。
这些尚可以磨合，但是因为我没房，不得不借住在岳父家，我成了事实上的上门女婿。
如果我混得好，我可以和岳父一家人谈笑风生，心理优势会起 作用。
但我混得不好。
周媛嫁给我的时候，我除了没房，其他尚可，岳父一家人并不嫌弃我。
现在我混得不好了，他们会嫌弃我吗？我总觉得我正被轻看。
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回来，出去，空气般进出。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事情。不问，或许就是一种态度。
很多个深夜，在周媛和儿子酣睡的时候，我还在客厅抽烟，一明一灭的烟头诉说着我的无眠。
我在想我的未来，我确信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它却的的确确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我也想我和周媛的婚姻，尽管我混得差，周媛也并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获得她足够的理解。
比如，有时候我需要一点儿安慰，让我感觉到我并不孤单，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但她没有这么做。
她做不来这些。
她最擅长的，是使城里女人的小性子，动不动就和你赌气。你别指望她走进你的内心，体察你的难处。
所以，在这个家中，我没有体会到团队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独自扛着。
我很孤独。
姓姜的女人是我岳母以前的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对推销保险的确没什么好感。这些推销员给人的感觉就像受过传销训练，把保险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我认为凡是靠吹牛皮拉业务的，都不大靠谱。
所以我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往里屋走。
但姜姓女人把我叫住了，她告诉我说，周媛和岳母做主，在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两份什么教育保险，一份一千八百多元，两份就是三千多元，年年都得交，今天是送发票来的。
我很吃惊，本能地回应道：“已经买了吗？”
原来姜姓女人前不久和周媛她们谈妥后，已经将保费垫付给了保险公司，今晚是过来找我收钱的。
给儿子买保险不和我商量，收钱为什么就直接找上了我？我有些愠怒，但当着姜姓女人的面，我不好说什么，只是说我今天没带钱，改天再给她。
姜姓女人走后，我把周媛叫到卧室，问她给儿子买保险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周媛说：“保险公司的说了，这只当是给儿子存钱，又不会亏的。”
我说：“你猪脑子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
周媛说：“卖保险的这人是儿子外婆的朋友，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周媛这话把我噎住了。我总不能诋毁岳母的朋友吧？
我说：“那你的钱准备得怎样了？”
周媛说：“我还指望你拿钱呢，我没这么多钱。”
我说：“我现在哪有钱啊？要不把保险退了，咱暂时不买，等条件稍微好点再说。”
周媛说：“这样恐怕不好，那人是我妈的朋友，怕她会面子上不好看。”
我无言以对。
稀里糊涂就欠了三千多元的账，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欠了债总是要还的，我开始为这三千多元的保费发愁。
我和周媛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唯一的办法是向别人借。
说实话，虽然我混得不咋的，但从来没有向别人借钱的习惯，这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
我穷，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富有，但我向你借钱了吗？没有，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事实上我也没地方借钱了，以前一帮清谈的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往，总不能找上门去借钱吧。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怎么看？
几个至亲呢？我摇摇头。三个姐姐都在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说了，在她们眼里，我应该算有钱人，断没有找她们借钱的道理。即便借，也不会只借3000块钱，在农村人的眼里，3000块钱已经不是个大数目了，难道我连这3000块钱都差？
心里有一点儿小小的期待，期待着由岳母来帮我们支付这笔保费。毕竟，购买保险这件事情，岳母起了主导作用。
如果她知道我的处境，而又力促购买保险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她要帮忙付钱？
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样的期待。
以前我没钱为儿子买奶粉的时候，不也是岳母帮忙出钱购买吗？
所以我虽然为保费发愁，但也没有到日夜忧思的地步。
2005年12月1日 星期四 阴
姜姓女人又来找我要过一次钱，我以不凑巧没带钱在身上为借口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不能老是找各种借口拖延。好几次，我都准备让周媛找她母亲帮帮忙，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我觉得我已经够拖累周媛一家的了，虽然我从没找周媛父母借过钱，但有好长时间都没给他们交生活费了，他们也从来没吱过声。所以，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来帮我，我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出需要帮助。
不知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自从我欠了姜姓女人的保费后，在接下来和周媛一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少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尴尬的气息。
有一次，儿子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很穷？”
这让我知道了其实他们在背后是经常议论我的经济状况的，而欠保费，大约是一个新的评论点。
我感到我正在失去一些什么，至少，正在失去周媛一家对我的 耐心。
两天后，我在公交车上接到岳母的电话，她说姜姓女人又拿保费来了。
我觉得实在不能再拖欠下去了，便试探着问岳母能否先帮我垫付一下，等我有钱了回头再给她。
没有任何回音，电话被无声地挂断。
我感到我最后的一点儿颜面正在随风飘散，不怨任何人，只怨自己太无能。
我开始考虑我和周媛的关系。结婚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没带给周媛任何希望。头两年也还罢了，特别是近三年来，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周媛和她的父母口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心里的失望已经表露无遗。
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透露他们的态度了。在我困顿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表示不满，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在给儿子买保险的事情上，又是一种态度。
我已经被边缘化了，虽然我从来都没核心过。
我会被放弃吗？不知道，主动权不在我。像我这样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还能掌握婚姻的主动权？
只是儿子让我揪心。我不希望儿子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不管他是跟我还是跟周媛，都会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创伤。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事情，该承受的还得承受。
我想到弟弟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是可以暂时回避无钱缴纳保费的尴尬；另外，我想留出这么一段空白的时间，来看看我和周媛未来的走向。
我给周媛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经济状况很不好，暂时无法支付保费，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在我回家时我会把儿子的保费带回去。
周媛没有回短信。
身体是发财的本钱
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 阴
我仍然游走在各个土石方工地之间，没日没夜地奔忙。虽然明知拿到业务的希望很渺茫，但心里仍然有一丝奢望，期待着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马上做成一笔业务，先缴纳了保费再说。
没有任何效果。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达到目的的。
在这些天里，为了节省车费，我基本上以走路为主，饿了就找个路边店吃一碗小面。有时候连吃小面的钱也没有，只好又向弟弟求援。
2006年1月20日 星期五 雷雨
我终于病倒了。
贫病交加，自古如是。
医生说我因劳累伤肝，命令我住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当晚，我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住院的钱是我弟弟四处找人借的。他给人修电脑时，结交了一些朋友，在我最危急的时刻，他的那些朋友伸出了援手。
除了弟弟，我已经找不到人帮我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体内，心里竟然无比地轻松。
我们常常会以生病作为借口，来搪塞逼向我们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我们原本是计划好了的，但因病无法兑现，以不可抗力因素来争取对方的理解，从而获得喘一口气的机会。
我在医院的轻松，就带有这种心态。
白天弟弟要工作，晚上，他就在我的病床边支一块木板，靠在床边应付一个晚上。
临近春节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尽管病房里有空调，弟弟仍然冻得发抖。好几次我都叫他晚上不要来，但弟弟仍然坚持来陪我，大约是怕我有意外吧。
弟弟怕我在医院无聊，有一天晚上他还把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来，教我打游戏。
兄弟情，就像苏打水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病房。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六千多块钱，我不得不离开医院。
医院可使我遁世，但我们却再也付不出钱来。
有可能借到钱的地方，弟弟都借了，他曾要给周媛打电话，被我严厉制止。
周媛一家为我做的已经不少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
离开医院，我在弟弟的出租房内静养，每天按时服药。弟弟里里外外忙碌着，日渐消瘦。
按医生的嘱咐，我不能断药，所以尽管不再住院，但药费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几天，弟弟给我买了药后没了生活费，我和他喝了两天的稀饭。直到弟弟帮人修电脑挣了70块钱，才去买了点肉，改善了一下生活。
弟弟小我四岁，原本应该由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照顾他，但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拖累。
弟弟显然也支撑不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当然，有时候他会在我面前抱怨几句，主要是说我没有珍惜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机会，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总是笑一笑。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我说不出更多宽慰的话。
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弟弟有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又有些说不出口。
有几次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他总是说没事，等我的病好些再说。
我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仍然感到身上无力，但活动已经无碍了。
我问弟弟公司忙不忙，如果忙的话我过去帮帮忙。
这是客套话，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这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
弟弟说不用，他一个人足够了。
我说：“你说过，等我身体好起来有事和我商量，不妨现在咱俩说说。”
弟弟说：“以后再说吧。”
我一再催促弟弟，问他到底有啥事要和我说，弟弟总是不吭声。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弟弟想要说什么，只是他见我身体还没恢复，不想说而已。
在我的追问下，弟弟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分家。
这与我猜想的一样。
分家分什么呢？我和弟弟的共同财产就是一个空架子“公司”，所有东西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