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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灯构造简单，它靠的是焚烧浸在油中的灯芯发出光明。灯的代用品是烛。李世民有咏烛诗云：“九龙翻焰动，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代月明。”这位大唐开国皇帝将蜡烛比作“九龙”，并说可以拿着它代替月亮的光明，真有几分“一烛在手，别无所求”的味道。由此可见，今人所摒弃的蜡烛，在古代是颇为高级的照明之物。
灯虽是家居必备，但未必人人都能用它来“焚膏油以继晷”，一个穷得象汉代的范冉那样“甑中生尘，釜中生鱼”的人，哪里还有油可焚？这些点不起灯的人，只有在红日西沉之后，中止白天的一切活动，向梦中寻找他们希求得到的欢乐。不过也有一些人“穷且益坚，勿坠青云之志”，尽管穷得无灯可点，仍能发奋苦学。“映月读书”、“映雪读书”、“凿壁偷光”等等贫而好学的典故，至今仍被世人传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在乡下务农，那时大多数农民家的灯，是一个盛有煤油的小玻璃瓶，瓶中有一穿在铁皮细筒中的棉花捻成的灯芯。由于这种灯光线微弱，人们多将其悬于壁上，以求灯高亮远。结果它在为主人提供有限的光明时，又以突突的油烟在墙上留下一大片实实在在的黑暗。即使是这种灯，多数农民也舍不得长点。为了节省煤油，他们吃罢晚饭便吹灯上床。天气稍暖，他们便在屋外黑坐闲聊，以排遣睡前的一段时光。在这种灯下读书，一不小心便会燎焦了额前的头发，次日早晨起床后，鼻涕和痰液中都带有黑烟，一双眼睛也仿佛涂上了眼线。我不知道长期在这种灯下读书的人，肺部是否会象鼻腔一样被灯烟熏黑。后来，随着电灯的日渐普及，这种颇原始的灯与那些曾各领风骚多少年的罩子灯、桅灯、汽油灯才被淘汰。
灯既然可以使人一天的工作时间得以延长，那么，一个长年日以继夜工作的人，生命也就等于得到了增长。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数十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生中的发明达一千一百多项。因此，在七十九岁生日那天，他自豪地对人说：“我已是一百三十五岁的人了。”巴尔扎克习惯于午夜起床，挑灯写作，常常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二十年里写下了九十多部、多达千万字的不朽之作。福楼拜常年通宵伏案，由于他书桌上的灯彻夜不熄，他的窗户被在塞纳河上夜航的轮船当作可靠的“航标”。他那付出大量心血、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成为法国近代小说、散文的典范。
我与灯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平均每天有四、五个小时是在灯下度过的。由于职业的原故，在众多咏灯的诗中，我最喜欢元人谢宗可的《书灯》：“咿唔声里漏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 一生照耀付文章……”但我又想，大概谢宗可是文人，才对灯作这样的描写。其实灯若有灵，它看到的岂止是简册，照耀的岂止是文章？——同白天一样，万家灯火之下，依然是一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
枕
居家度日，不可以无床，而有床则不可以无枕。孔子睡觉“曲肱而枕之”，仍然乐在其中，那毕竟是圣人的感觉，我等凡夫俗子弯臂作枕，小憩可也，时间一长，恐怕不会感到舒服。故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睡觉时不仅希望有一张舒适的床，而且希望有一个舒适的枕头，以常享“黑甜”之乐。
枕是可以入诗的，清人朱之蕃《决明甘菊枕》云：“警枕重劳石枕寒，无如药里最相安。剖来珠蚌光堪掬，采积金英秀可餐。”以珍珠甘菊作为枕芯，当然很好，不过这样的枕头似乎过于高级，非寻常百姓可以享用。现在普通人睡觉用的枕头，大多以蒲绒、泡沫塑料作为枕芯。早些时候，连这种材料也是金贵之物。二十多年前，我在乡下务农时，农民们大多以麦秸作为枕芯。麦秸枕初做好时有模有样，也颇柔软，待用过一段时间，枕内麦秸被辗转反侧的头颅碾碎，则变得又薄又硬，如要使其高度适中，需在枕下垫上一两件破衣旧裤。那时农民们生活贫困，家用往往已经破旧不堪仍无力更新。一个使用多年，布烂而麦秸见的枕头是很寒伧的。不过枕皮若不是粗布，而是绣有花卉的细布甚至绸缎的话，倒是一句歇后语的直观的诠释。
古人床上之枕是何形状，以哪些材料做成？只有借助史料与影视剧的镜头方可得知。据史籍载，古时之枕，状如箱箧，外方中空，可以贮物。《越绝书·外传枕中》云：“以丹书帛，置于枕中，以为邦宝。”《汉书·刘向传》云：“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可见古时的枕头常被文人兼作藏书的工具。而古有“枕中书”一词，其意即指珍本秘籍。这种箱箧式的枕头既然可以藏书，当然也可以藏刀剑、藏金银，藏凡能藏得下的心爱之物。不过从影视剧上看，这种多功能的枕头，造型并不科学，一是高度大约在半尺以上，二是枕边成直角，缺乏应有的坡度，枕惯现代之枕的人如果枕上一夜，第二天恐怕要去医院治疗脖颈。此外，古人还有以石料，甚至以玉石作枕者。我想无论是以普通的石料还是以玉石作枕，人枕上去都不会感到舒服，今人枕着将那种冰冷挺硬的枕头，恐怕即使是善睡者也会失眠。用玉石雕刻成的枕头，自然是既美且贵，但那只能在玉器商手中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若是作睡眠用，我倒是宁舍美玉而取草包。
在古代，以何种材料做枕头，不仅可以体现人的贫富贵贱； 而且可以表达某种情绪。古人居父母丧；“居庐食粥，席薪枕块”（荀子《礼论》），以表示失去亲人的哀痛。所谓“席薪枕块”，即是以柴草作铺，以土块作枕。古人这样做，可以体现出一种孝道，而今人如果以这种方式寄托哀思，未免不合时宜，贻邻人笑。
无论古今，人们总是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舒适一些，一些达官显贵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然而也有一些人能够抛却安逸，砥砺奋发，这种精神有时可以从以何物作枕上体现出来。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公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能够成为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修成继《汉书》以后的“史家绝作”《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除了他有超凡的智慧之外，恐怕与他以枕警枕减少睡眠，刻苦读书著述有关。如果他枕着那种以珍珠、甘菊做的高级枕头，天天日出三竿方起，恐怕难以有此辉煌的成就。
第三辑 闲侃生活女红今昔
女红，曾是中国女性不可不学的技艺。但是现在除了以女红为生的人，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学习刺绣、缝纫、织衣、做鞋。哪怕曾经工于此道的女人，也远离针线，技艺荒疏已久了。
在过去，寻常百姓家的女子，多在待字闺中时便开始习练女红。一个姑娘若是工于女红，在谈婚论嫁时便多了几分诱人之处。因为那一手过人的针线活，不但可以使她的灵秀之气得以表现，而且可以为婚后的生活增光添彩。就过日子而言，还可以节省不少开支。而一个不谙女红的姑娘，若不是出自大家名门，有养尊处优的生活经历，是很可能被人讥为愚笨的。
在女红未被机械取代之前，刺绣、纺织、缝纫，是家庭生活不可忽缺的手工劳动，其产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艺术欣赏价值。“日暮堂前花蕊娇，手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将绣好的花卉挂在后园里，竟能将柳条上的黄莺引下来，可见其刺绣的技艺是何等高超，其产品又有多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从事这项劳动的女性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古代诗人对此多有描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绿窗之下，红妆未改的花木兰独坐于织布机前投梭纺织的画面是很美的；“一片绿罗如锦貂，洞房西室女工劳。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这又是一副多么动人的刺绣图！“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华发苍颜的老母亲于灯下缝衣的镜头是感人的，而母亲缝衣时的心情更令即将离家的游子凄然神伤……
机械化一旦取代了手工，女红也就势微了。城里和乡下的女人们之所以还要在工作、劳动之余，忙于编编织织缝缝补补，大多只是为了节省一点开支。当年我在乡下务农时，生产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每有空闲，手里便要拈起针线活计来做，不过大多只是补补衣服、纳纳鞋底。至于绣枕套或织毛衣，则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只有即将出嫁的姑娘或大队干部家的闺女才有资格染指此类技艺。那时农民中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毛线。绣有花草图案的枕套，对多数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来自城市的知青当中，倒是不乏工于女红的姑娘，特别是一些上海女知青，仿佛曾经受过专门的训练，绣枕套，可以绣出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织毛衣，可以织出各种各样的美丽图案；她们还会织帽子、织围巾、织手套，织种种需要织的东西，她们的智慧通过灵巧的双手，通过几根普普通通的竹针得到充分的表现。有的人还精通裁缝手艺，做出的衣服，不仅十分合身，而且样式新颖，结果引起了当地裁缝的嫉妒。她们的到来，使乡村掀起了一场学习女红的运动，许多农家女跟她们学编织、学刺绣、学裁缝。她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在向教育她们的人传授女红的技艺。
现在，女人虽然尚未从家务中解脱出来，但做女红的辛苦已可免除。如果说她们偶尔还要拿拿针线，也只是给衣服钉钉钮扣、补补破绽。一个姑娘不善女红，既不会被男友识为缺点，也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因为一切靠手工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花钱解决。这使女人有了较多的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但女红时代的结束，又不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遗憾，对于情人而言，一件心上人用双手千针万线织成的毛衣，肯定比花钱从商店里买来的羊毛衫珍贵，因为那手工织成的毛衣上倾注着爱人的情；对于子女而言，一双母亲戴着老花镜精心缝制的布鞋，也肯定要比花钱从商店里买来的皮鞋值得珍惜，因为那手工缝制的布鞋上满含着母亲的爱。
点菜
我们于家中待客，是充分掌握主动权的。无论是不速之客，还是提前约请的嘉宾，我们尽可以按照关系的亲疏，酌情待之。那陈于桌上的佳肴，自然是丰俭由我。然而我们若是在饭店请客，情况便会有所不同。
到饭店用餐，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点菜，我之所以将点菜称作问题，是因为这一程序已使请客者的主动权打了折扣。仍像居家请客那样搞“填鸭式”，似乎对客人有欠尊重。于是，让客人为自己的口味作主——点一两道爱吃的菜，便成了一种应有的礼貌。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主客的关系如果是挚友或情人，点菜当然是一种乐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尽量选择爱吃的菜肴。若是公款消费，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次大饱口福的机会。但主客的关系尚算不上亲密无间，且不是公款白吃，点菜时就得把握一定的分寸。作为主人，仍像在家中那样专断独行，不征求客人的意见，任意安排桌上的酒菜，不免失礼；而作为客人，也切不可将主人的客气与礼貌当作挥霍的特许。此时，请客者需得雍容大度，即使客人点了名贵大菜，也要眉不蹙而色不改；而客人在点菜之前，首先得拈量一下主人的腰包，衡量一下双方的交情。如果主人见客人点了大菜而容改色变，客人认为不用自己掏腰包便可随意乱来，双方则很容易陷入尴尬的境地。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时，一位叫赵敏的女同窗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嚷着要她请客，该女士也欣然应允。酒席间，大家乱点大菜解馋，该女士涵养极好，自始至终未露半点不快。然而她的微笑，等于给我们壮胆，使我们点起菜来更加气派。结果帐单上的数字大大超过她所带的钱数。没奈何，饭店只有将我们扣作人质，让她回学校取钱清帐。我猜想，她在付帐时，心里大概要有一种遭人洗劫的感觉。
点菜颇似一次临时性的会议，但这“关于主客双方就自己的胃口各抒已见”的会议，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