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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比他高出半级以上即可），他的声调便会陡然一变，狮吼虎啸之声于一秒钟之内变得像猫眯一样柔媚，并且一定是满脸堆笑，不仅笑，而且要笑出声，因为即使是那张脸笑得变成一朵九月的菊花，对方也是看不见的。有的人在弱者面前动辄怒发冲冠、目眦欲裂，脾气暴烈如火药；而在强者面前却始终俯首躬身，低眉顺眼，脾气又柔软如绵帛。总之，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之“变色龙”，在中国决不是什么珍稀动物。
环境能培养一个人的脾气。得势的人在一片颂扬声里，在众口称“是”声中，往往会由原先的谦虚温和变得骄横任性，将对人发脾气作为一种显示权威的方式。环境也能改造一个人的脾气。失势的人在众人的冷脸白眼和讥讽嘲骂之下，往往会由原先的狂暴傲慢变得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夹着尾巴做人。而政治制度的开明与否，也会使人的脾气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臣民一不小心，便会因言获罪，甚至株连九族。结果只能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连话都不敢说的人，恐怕是不会发什么脾气的。即使要发脾气，也只是在察明隔墙无耳的情况下偷偷地去发。或者像唐代诗人刘叉所说的那样“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怒而不言，只是在胸中磨一磨刀，估计是不会掉脑袋的。然而在惩治“思想犯”的年代，那愤怒之刀也只能悄悄地磨，若是一不小心磨出了声，结局恐怕不妙。
人发一发脾气，并非都是坏事。“苍鹰独立时，恶鸟不敢飞”，正义之士发一发脾气，邪恶之人就可能会退避三舍；担任要职的人发一发脾气，说不定可以对某种积弊起到拨乱返正的作用。也许正因为如此，报端才爱刊登“某省长发火了”、“某市长动怒了”的新闻。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人一发起脾气来，血压升高，心跳加速，有损健康，并且很容易失去理智，轻则恶语伤人，重则挥拳动刀。许多暴力行为都是发脾气引起的。待脾气发完，理智恢复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为自己发脾气时的言行感到后悔。若仅仅是言辞过激，还有补救的余地，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大家互不往来；即使是在言语上顶撞了权贵，也不过是尝一尝遭报复、穿小鞋之苦；然而若是因一时暴怒致死人命，可就追悔莫及。因此我们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与人际关系计，对于那些无关大体的皮毛小事，尽量以“忍”字处之。
应酬
一个人只要不是杜门却扫，与世隔绝，应酬便再所难免。家中有客来，需以烟茶相待，或是烟酒伺候。若是身在公门，更是要迎来送往，不计寒暑。烟茶酒菜虽是待客的必需品，但只要家中不缺银两，办来不难。难就难在造访者除了要享受口腹之乐外，还要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因此主人便要以得体的举止、有趣的言谈、细致入微的关照来表现好客的热情，方能使客人如沐春风，或曰“宾至如归”。而如何能使来者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才是应酬的真学问。
所谓应酬，多半是一种被动的应付，或是碍于情面，或是出于责任，有时甚至是迫于无奈。知己相聚，可以谈喜好、诉衷肠；故友重逢，可以忆往事、叙旧情；这类人生快事不能称之为应酬。名流光临，可以令蓬荜生辉；高士造访，可以让人聆听卓见；智者登门，可以使人茅塞得开；谐者到来，可以使人一悦身心……然而，这样的来访者毕竟太少。因此，应酬之事，常常是苦比乐多。
有道是“主雅客来勤”，然而那些勤来的客，未必都雅。有的人乐当说教家，他一登堂入室，你就得做洗耳恭听状，让他发表那些老生常谈的训词；有的人是偏执狂，你若对他的论调稍加反驳，便会引起一场舌战，其结局常常是悻悻而别，不欢而散；有的人有演说癖，一落坐便滔滔不绝，不给他人置喙之机，而且没有两三个小时不能尽兴；有的人则是闷葫芦，除了“打坐”之外无话可讲，于是主人只有以“抽烟”、“喝茶”等词来打破枯坐的沉默；有的人是新闻发言人，只是报道面过于狭窄：不是张三升了官，便是李四发了财，不是王某有几个情人，便是赵某最近又包了个二奶……诸如此类的客人虽然不受欢迎，但也只是让主人耗费一些时间，赔上一些烟茶，有的来访者则纯以满足口腹之欲为目的，他们或是提前通知，以给主人充足的时间准备丰盛的宴席；或是在饭时突然袭击，逼着主人手忙脚乱地打无准备之仗。有的人酒不喝到舌硬腿软神志不清不愿停杯；有的人不将席间的对手“撂倒一个，俘虏一个”不能尽兴；有的人速来速去，鼓腹之后立即告辞；有的人酒足饭饱之后仍要拉开安营扎寨的架势与你聊天谈心……接待这样的客人，你除了深受其苦之外，何乐之有？
私人间的应酬，多半只是碍于情面，厌烦之时，还可推辞回避。而公门之间的应酬，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首长莅临、检查团前来检查、验收团前来验收、考察团前来考察，还有那兄弟单位和关系户来访……哪一路“菩萨”都是贵客上宾，稍有怠慢，恐怕都会使“菩萨”动怒，降下祸灾。故接待者无不是抖擞精神，小心伺候：敬美酒，陈佳肴；跳交际，唱卡拉；搞按摩，洗桑拿；东山观景，西山看花……接待者在完成这些常规项目时，还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随声附和，有求必应，见人说人语，见鬼说鬼话。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信中叙述在吴县做县令时忙于应酬的苦状云：“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又云：“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而今接待上官，虽不需下跪，但袁中郎所言，恐怕仍能引起许多苦于应酬者的共鸣。
忙于应酬者是将自我化作美酒，供大众畅饮；是将生命化作佳肴，供他人品尝。我生性冥顽，不善此道，在别人看来，乃是憾事，而我却不但不以为憾，而且暗自庆幸，因为我不用为应酬而虚掷自己一部分宝贵的生命。
窝囊
盖世间有窝囊之人，更有窝囊之事。窝囊之人，说话唯唯诺诺，行事畏首畏尾，做人缩头缩脑，人前挺不起腰杆，人后伸不开愁肠；处境困窘，不思奋起，却以“知足常乐”自慰；受人欺侮，不敢抗争，只以“能忍自安”自劝。窝囊之事，遇不平、受冤屈、被误解、遭蒙骗、被愚弄、遭算计……但却有口难辩解，有理难讲清，有气无处使，有火无处发，只能自认倒霉，将一口窝囊之火、窝囊之气窝于胸中，让其自灭自消。世间窝囊之人与窝囊之事多多，桑榆特择数端以记之：
在家处处受老婆管制，在单位事事任领导支使，老婆或领导遇烦心事，都对他刮歪风，发斜火，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不亦窝囊哉。
被人冤枉，不敢出言申辩，受人欺侮，不敢挺身反击，一味忍气吞声，唾面自干，不亦窝囊哉。
老婆今天羡慕张三权力大，明天羡慕李四金银多，而每当羡慕他人位尊多金之时，必讥老公无能，屡遭老婆讥贬而终无扬眉吐气之日，不亦窝囊哉。
老婆红杏出墙，已是满城皆晓，无人不知，唯其老公一人蒙在鼓里，而且坚信妻子忠贞不渝，只爱自己一人，不亦窝囊哉。
见别人有困难，热心相助，别人不但不领情，反被怀疑其不安好心，另有图谋，不亦窝囊哉。
朋友有难，热心相帮，结果不但没帮上忙，反而更添麻烦，落得被帮助者怪罪，不亦窝囊哉。
朋友或同事之间有矛盾、闹纠纷，好心从中调解，但却被两方疑其是为了讨好偏袒另一方，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亦窝囊哉。
见有人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愤然举报，结果不但被举报者安然无事，反遭打击报复，黄鼠狼没捉到，反惹得一身骚，不亦窝囊哉。
见张三贪污、李四受贿、王二麻子大肆捞钱，始而蠢蠢欲动，继而付诸行动，岂料他人大发横财，逍遥法外，自己小试身手却被查处，偷牛无事，拔桩被捉，不亦窝囊哉。
因一时糊涂或受人威逼利诱，干下违法乱纪之事，从而像吞了钩的鱼、上了套的狗，被人捉住把柄，牢牢控制，任意驱使，不亦窝囊哉。
身为某帮派或小集团中人，利益没得到几分，却要被迫为头目的重大失误背黑锅，为犯了罪的主子当替罪羊，不亦窝囊哉。
聪明之人，欲图利反被人骗去钱财，爱戴高帽而被他人花言巧语诱入圈套，正所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亦窝囊哉。
对朋友倾心吐胆，诚信以待，且以君子之心度朋友之腹，对其人品毫不怀疑，不料后来竟被朋友出卖，不亦窝囊哉。
清人傅山曾做《“窝囊”解》，其文寥寥百余字，其意是说人之所以窝囊，只因无光明远大之志，且如（月/襄）多肉而无骨。此文只言窝囊之人，而未言窝囊之事也。人若有大志、有骨气，也许可以不做窝囊之人，但人若想一生不遇窝囊之事，难矣哉！
第一辑 旁观世态书香与铜臭
沈括《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草。芸，香草也。”古人在书中放置香草，不仅可以防蠹虫咬蛀，而且可以给书留下幽幽清香，“书香”一词便由此而来。后来人们据此加以引申，形容读书人有“书香气”，而读书人家或曰“知识分子家庭”，则被称之为“书香门第”。
读书人或书香门第均少不了书，像陆文通那样，家中藏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人家虽然很少，但大多也是“插书满架”、“摊书满床”，或是“藏书半壁”。当然，家中有书，只是一种表象，世人所尊崇的是书香门第中那有书香气的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饱读诗书的人，不仅可能具有超尘脱俗的气质，而且可以洞明世情，通达事理；待人处世，可以识大体，明礼义。而在靠科举取仕的时代，读书人可以从书中寻到“黄金屋”，觅得“颜如玉“，因此，书香门第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蕴育显贵名流的摇篮，成为令世人不敢小觑的特殊社会阶层。在拜金主义盛行之今日，书香门第虽然不能像官宦、商贾人家那样门庭光耀，甚至被一些金钱至上者视为“贫民窟”，但仍然受到崇尚知识者的尊重。
“铜臭”一词，出自《后汉书·崔（宝盖头下放一是字）传》，汉代崔烈，位列九卿，名重一时，但他仍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在荒淫侈奢的汉灵帝以卖官之资填补空虚的国库时，他以500 万钱买得司徒一职，从而得享三公之尊。然而他的声誉也从此一落千丈。一日，崔烈问其子崔钧道：“我做了三公，外人对我有何议论？”崔钧如实答道：“人们都嫌你有铜臭味。”后来，人们便以“铜臭”一词来讥讽用钱买官者或俗陋无知的富人。唐人皮日休就有这样的诗句：“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霍（霍，古指肉羹）。”
尽管卖官鬻爵在封建社会已司空见惯，乌纱公司也由官府堂皇开办，欲做官者可以靠钱一酬壮志，乐享荣华，但百姓却将此等人以丑类视之。像崔烈那样位列三公的高官，世人仍讥其有铜臭味，等而下之的买官者，便更加为人所不齿。而不少富人也以“满身铜臭”为耻，或广交文人名士，或读书为文，习字作画，其目的是欲借人儒雅之风以补己俗陋之气，借文化之水以冲淡铜臭之味。时至今日，有铜臭味的官，在百姓眼中似乎并未“升值”，而富人也在尽量使自己变得风雅些、再风雅一些。
梁实秋先生有一段“书香”与“铜臭”的议论颇为有趣：“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也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玩赏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香，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梁公此言，是说所谓书香、铜臭，名实未必相符。我以为，书香与铜臭二词的含义有时也可以互换，倘若读书人本性邪恶，以所读书得来的知识投机钻营，谋取权位，作恶社会，欺诈百姓，甚至祸国殃民，这样的读书人，我们怎么还能赞其有“书香气”？倘若富人心地善良，以所积钱财扶危助弱，济贫救困，并且经常捐资于社会福利事业，这样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