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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大作家写大现实,小作家写小现实。大千世界,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去写鸿篇巨制,更多的作品只能取一瓢饮,以小见大。能微言大义,几句话里说乾坤,就显出作家的功底和阅历,及对世界的一种透彻的把握。凭我的心力,我应该关心的现实,我能够写的现实。更多的是哪一些呢?
我所关心的现实,不是自以为离我较远的那些阴暗的东西;比如政治权谋;小人勾当。我知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无丑不有,但我更相信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做了阴暗事情的人,他们的内心一定会被阴暗包围。没有阳光的快乐,这就是报应。这些事,不是我这等小女子所能够关心的,关心了也没有用。以天下兴衰为己任,操心天下大事,这都不是我能真切体会的事情,都不是我的现实。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感受中国绝大多数女性正在感受的生活日常,我更愿意从包围自己的生活中出发。我认为我写我及周遭的人的生活,我就写出了一种普遍性。
所以,我的现实是另外一种,它是大众的、普通的、卑微的、无常的、有些戏剧性甚至还有些荒诞。我相信,我所说的现实,这是由恒河沙数之多的小人物的命运组成。我只能关心和感受这个。我所关心的现实还有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另一种更真实的生活。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常常陷入一种冥思,在想象中,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这让我感觉到了生存的另一种快乐,我同时也会把内心的生活写入我的作品中。我始终认为,一个丰富的心灵,一定会给短暂的人生带来无限的意义,让人的一辈子活出几辈子的精彩来。
这些年我就这样写着我的心、我的思、我的想、我所看见的,我所感受着的。事实是,我从来就在现实里面,现实就像是一桶很湿润巨大的汁液,将我整个浸泡了,而我就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现实具体可感,有小人物的甜苦酸辣,快乐忧伤;更有小人物无法改变的宿命,这些已够让我表达了,要把这些写好已费了我老鼻子劲了。真的,我不是政治家,我也没有政治野心,我写出我们这一代普通女性正在感受着的种种感受,我的理想就这么小。我的写作就冲着这一点展开,面对那些“大字号”的作家,我愿意守着我的“小”,做一名小小的写作者。在某些人眼里;我的理想;确实显得有些不可救药。
我写作,我疑惑,我彷徨
杜 涯
说真的;至今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懵懵懂懂地就成为了一个诗人的。既然成了一个诗人,就不妨谈点与诗歌有关的东西。这里暂且不谈诗歌的民族性、世界性;不谈诗歌对人类命运的承担、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引领,也不谈诗歌对于时代的责任。不谈这些大的东西。我只谈谈在写诗的间隙,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作为一个诗人心中所出现的疑惑。
我来自中国的农村,不用我多说,人们也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可以说是少数从农村逃出来的人中的一个。我从农村逃出来了,但还有许多人留在那里,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亲人。我是逃出来了,但我却丝毫不能把从那里逃出的那个地方忘记,不但不能忘记,反而看得更清。我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女儿,它是我的身份证。当我回过头看去,我才真正看清了我所逃出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在挣扎着生活。春来秋往,在穷乡僻壤,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他们默默地无望地活着,然后生病,老去,一代一代就这样过去了。我不否认,当他们常年在田间劳作时,某日在抬头的瞬间,他们忽然看到了头顶的蓝天;听到了空中吹过的风声,他们会忽然心中一动,想起了一种久违了的光亮的东西;他们干枯的心会忽然柔软那么一下,也许一年当中也就那么一次,他们感受到了可以称之为诗意的东西,然而,他们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从来也不曾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过。
我逃出那个穷乡僻壤后,曾无数次地回到那个地方,当我走在仍留在那里的人们中间,当我看着他们干枯的面容、浑浊的眼睛,因对宿命的认同、接纳而不再挣扎了的神情,因被长年的疾病缠身又无钱医治而听天由命或等死的无望神态;我都在想: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的诗歌又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包括我的亲人;他们不读我的诗歌,他们也读不懂,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写诗。我的诗歌不能给他们任何帮助,不能给他们希望和梦想,即便我能记录、反映他们困苦、挣扎、黑暗的生活和命运,那又能怎样?几千年前《诗经》就在记录,后来杜甫、白居易又在记录;他们世代的命运改变了吗?他们今天过的生活和以往又有什么区别?我即便记录了,也只是日后对某些衣食无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用,但对今天的那些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个体,又有什么用?他们照样过着他们的困苦、挣扎、黯淡的生活;经历着他们无法又无力改变的命运,虽然一代一代可能都会出现都会有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记录、反映下来的诗人和诗歌。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诗歌写作”几乎是能将其心灵照亮的唯一光亮;正是还能“写诗”使他看到了生活中的一线光明,活着的意义。事实上我知道,在许多诗人那里,他们澄澈的心灵非常明白,这一线光明和意义都是虚的,是不堪一击的;是随时都会消散在时光中的。随着死亡的到来,这一切也将会化为云烟。“写诗”对他们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的理性之后的勇气所在;也是无奈之为,毕竟,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活着,必须有他活着的理由。他活着,必须看到或抓住哪怕一线的光明,“写诗”,就是一个诗人所能看到或抓住的那一线光明。“写诗”,是一个诗人对抗内心黑暗的工具,也是对抗必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方式。
在路上
李小洛
安康是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一座小城。
1972年春天,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城一个露水厚重的早晨。5岁前,有一点孤僻。没有兄弟姐妹,也不和同龄的伙伴玩。更多的时候愿意自己一个人呆在一个光线暗、没有风的角落里倾听大人们说话。安静地看着他们,看着周遭的这个世界。
过完5岁生日,被妈妈带去了她任教的边镇小学,一边学画,一边上学。
第一天下课,我坐在座位上给一直疼爱我的祖母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告诉她,等我长大赚到很多钱,到她老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丫鬟来伺候她。收到我信的老祖母后来真的活到了很老,83岁,无疾而终。但在她最后的几年,她老糊涂了,常常认错人,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的头上,还埋怨人家高傲。唯一能记住的人就是我。那年中秋节前夕,听说我要回去看她,很高兴,忙里忙外地指挥人提前为我收拾床铺,后来,大概是有点累了,就坐在窗户下晒太阳,怀里抱着她的猫,一边摸着猫的脑袋,一边脸上微笑着,摸着摸着,手就耷拉了下来。那之后我也毕业了;工作了,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里一呆就是十年。直到离开,去了报社。
如今的每天清晨,我在安康这座小城的某一处高楼里慢慢醒来后,就会慢慢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穿鞋、出门、下楼,带好头盔,围上围巾,拨弄出埋在衣领里的头发,拔出钥匙,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当中。行走,或者停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混沌。
每天晚上,我很晚才睡下。在房间里发呆、写诗。不知道要等待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迟早要出现会前来敲门的人是谁。或许我从来就什么都不等。我只是要这样:“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清水,等冰雪融化,和那些迟早要开的花朵。慢慢地坐在田野上,看比我更快的蜗牛们沿着一些时光的轨道爬行,让一切因果慢慢地发生和循环。”对于这一切,我不比哪一个安康人更明白。
油菜花开的时候,有蜜蜂从南方来,提着它们的小篮子开始一年的忙碌,陵园路的树叶慢慢泛青。夏天不到,街上的女孩子就已早早地穿起了吊带裙,穿过长长的步行街;陵园路有新上市的丝绸,不远处那些卖农药和谷种的小店,他们也在为生活忙碌着。
但我路过,只会习惯性朝那些乞丐站立的地方看上一眼。他们中间有一个其实早就不在那里了,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就死了。一根枯瘦的火柴棍,燃尽了,熄灭了,化成了灰烬。但他在这条街道上乞讨了几十年,我总是感到他依然在那里睡着。因为这条街上,只有他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景象。在其他的更多的时候,行走;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漫无目的的。
但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常常感觉身后就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潮和风,在不断地涌来,他们挟裹着我,不停地向前推进,像一台开过春天的推土机一样;巨大的牙齿啃住破碎的大地,一直要朝流火的夏天开去。不能中途停下来,如果像一棵简单的树那样停在路边。那些人群、车辆、推土机,就会从我的头顶,我的身体,房屋上狠狠地碾过去。所以我只能跟着这股力量不停地走下去。像一列火车,一条铁轨那样不停地伸向远方。去更远的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