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是一个品行善良的女子，她虽靠卖笑为生，却疾恶向善，追求着与他人平等的生活。影片表达的是一个“非人”的“神女”想为“人”而不能的苦痛。导演通过老校长在董事会上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立场：“她是一个私娼，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她是有独立的人格的，她的孩子也是有独立的人格的。”
我觉得，影片中两段道白的细节让这个“神女”变成了“女神”，一是她为孩子的上学权利对校长的慷慨陈词；还有就是影片最后，赋闲的老校长来监狱探望，答应帮她教养她惟一的亲人小宝。而她最后的叮嘱是，请求老校长千万不要告诉孩子母亲是谁，等他长大以后，就说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她不愿自己的孩子再承担母亲的耻辱，她宁愿在孤苦中度过余生，只期盼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
迷失在风尘女子优雅芬芳的风尘中。（英国明星格兰特的酷照）
多年前，我初到深圳，曾在一家文化公司谋生，有一次，公司领导层的某位女强人说到那些风尘女子，竟说：“她们倒好，又舒服又赚钱！”
颇有对自己终日辛劳的愤愤与不平。其实，这种愤愤与不平至今仍代表着不少人的情绪和观点。
近年以来，在新中国曾经近于绝迹的妓女又死灰复燃。有人认为这是追逐富裕道路上的必然结果，有专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阐述了“职业环境差异”的说法。研究者称女性所能够从事的职业，对于她们会不会成为妓女，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研究者举例说，美国1888年的调查发现：在有过工作又当妓女的人中，53。7％是原来的服务行业女工，27。9％是工厂女工，5。9％是小商贩，只有0。5％是电话员之类的白领女工。1914年的调查又发现：90％以上的妓女来自零散工和半熟练工人的家庭，她们自己50％以上当过服务女工，其余人原来的工作也都非常不受社会赏识。
沦落风尘的女子多曾从事过服务行业工作，多多少少为陌生人服务的经历成为她们最早的职业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作过关于风尘女子的专题采访。我发现，从事风尘职业的女子大多是服务行业的女工、进城打工一段时间姿色较好而收入菲薄的农村女子。她们因不满父母的工作或自己原有工作，而走进风尘。
妓女受到最大的盘剥往往来自于黑社会或老鸨，若是一些自由的“风尘”，她们的收入往往还是很可观的。一些女子之所以走进风尘，最大的诱惑是颇为丰厚的收益，妓女比一般女性工作者的收入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研究者发现：卖淫的单位时间收入，比女性所能从事的任何工作都多。据说，在古希腊时代，吻一下一个名妓，收费五十个金币，过一夜收费二百个金币。而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妓女卖淫一次的收入，等于高级女仆（当时收入最高的女人）十年的工资。即使在妓女大增的19世纪的欧洲，妓女卖淫一次也等于工厂的纺织女工干五年。除了直接的收入，风尘女子相对奢侈的生活，对不少底层女子也是一种诱惑。
1992年夏，我在广东惠州地区采访，在一个新兴的汽车小镇听说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十八岁打工妹的故事。她原是流水线的一个装配工，后放弃车间而投身风尘，仅半年就赚了她十八年打工才能达到的收入总合。她很快洗去风尘，回老家自开工厂去了。据说，她在老家办厂一年后，曾经“风尘”的经历被人揭破，在新交男友和当地的地痞流氓里应外合下，被绑票勒索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在对待风尘女子的姿态上，人性中诸多的善与恶展现得特别集中、全面和赤裸。即使她们早已远离了“风尘”，仍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善待。在日本电影《望乡》中，从良回到故乡的阿崎婆仍受到乡亲乃至家人的歧视，又被迫有家难回地漂泊南洋。影片最后，年老的阿崎婆的凄苦悲鸣真是撕心裂肺。人们歧视甚至仇视妓女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道德家觉得她们是社会的渣滓和毒瘤，更多的人把她们视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不论是现实中还是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变态的杀手以杀风尘女子为乐。她们得到再多的财富，也难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因此，妓女不仅是身体上的高危职业，也是生命安全上的高危职业。
“色即是空”、“钱财终归是过眼烟云”在风尘女子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正像法国影片《妓女网》里的一个妓女的悲怆叫喊：“我拥有所有的男人，却没一个人爱我。我曾经很有钱，但最终一无所有！”
匕首和腰带，让我想到日本的象征—菊与刀，在漂亮的手上它们都是可以成为致命武器的。（日本影片《感官王国》剧照）
当时，从良妓女阿部定在吉田餐馆做女佣，因不堪女主人的挑剔指责，抄起菜刀要给老板娘点颜色看看。正剑拔弩张之际，风流倜傥的老板吉藏手执梅花进得门来，他一把抓住阿部定持刀的手，看着那张虽愤怒仍不失娇艳的脸，一语双关地说：“这么漂亮的手不能拿刀，而应拿别的东西……”
拿什么别的东西呢？看到后来自然明白。
这是大岛渚的著名影片《感官王国》，大岛渚不愧是大师级导演，他让男女主角初见时便说了这句颇富韵味的话，也为整部影片奠定了探索性爱与暴力的既平和又残酷的叙事格调。跟下来的故事，就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吉藏和阿部定这对主仆男女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寻欢作乐，正如吉藏在一次从厕所回来后所说：“我的家伙只有在小便时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笑话归笑话，爱还是做的好，刚刚说完，两人又在走廊里颠鸾倒凤地干起来。就这样，这对性爱至上的人，变换各种花样尽享本能的男欢女爱。直到吉藏在疯狂的做爱中被阿部定用腰带勒死，沉迷在性中的阿部定即使死也不愿与心爱的宝贝分开，她用利刃割下吉藏的阳具，并蘸着血写下“阿部定和吉藏永远不分离”。
这样癫狂的故事哪个国家都可能有，但把它拍成电影的却只有日本（而且，这个根据1936年发生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影片拍摄了不只一次，田中登曾在此前拍过《实录阿部定》）。表现这样的故事，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色情的场面，但《感官王国》绝对不是一部简单的色情片，它通过人物对色情的追求，表现了人在无边的性欲面前的沉湎与无奈。阿部定的无意“杀人”和吉藏的无意被杀，都像是有理想的人的一种奉献，凸现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状态。所以，在日本，吉藏是被作为喜剧人物来看待的。导演深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因此，这部影片被称为是写在银幕上的性心理分析报告，而且报告得如此有声有色，如此耐人寻味。
顺便说一句，大岛渚是我最敬重的日本导演之一，他是刻画人的极端状态（疯狂与残暴）的高手，且表现得十分冷静（北野武式“暴力美学”承袭的就是大岛渚）。除了《感官王国》，我还喜欢他的《爱的亡灵》、《绞刑》、《御法度》等。
我不想更多地介绍《感官王国》和大岛渚，之所以说起《感官王国》，是因为有天晚上在深圳的一家夜总会里，我看到一个“老没正形”的登徒子肉麻地捧着一个坐台小姐的手在说：“这么漂亮的手会干什么？”他色迷迷地抚摩着那双“漂亮的手”，反复问着同一问题。那个靠出卖色相赚钱的小姐点着那登徒子的鼻子，开玩笑说：“拿刀杀您……”
这使我想起了吉藏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么漂亮的手不能拿刀，而应拿别的东西……”
当然，美人的纤纤玉手肯定是不应拿刀的，那么该拿什么“别的东西”？按照吉藏的意思自然是该拿男人的“那话儿”的，这就是情色法眼中的美人手中的该有之物，似乎也该是所有美人掌握自己命运归宿的法宝。事实上，古今多少美人就是在刀和“那话儿”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
所有著名的风尘女子都是拿“那话儿”的，她们上演了无数“任人轻薄”最后“红颜薄命”的悲剧（好嫖的文人骚客喜欢吟诵她们的大情大义，而在生活里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婊子无情，戏子无意”），只有极少数的如李师师、小凤仙、赛金花、潘玉良之类的风尘女子通过拿“那话儿”进而拿住了英雄的心，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拿刀，却通过拿住男人，完成了用刀剑改变世界的结果。
我曾多次去绍兴，每每经过鉴湖女侠秋瑾的故居都有些疑惑，不知秋瑾为何放弃了女人的根本？她和同乡鲁迅差不多算邻居，却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按说，她也应算美人之列，却为何不满足于做个温良恭俭让的贤妻？似是而非的答案是：秋瑾见识过外面的广阔世界，便无心再囚禁在自己的闺院。她选择了拿刀，想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黑暗中国杀出一片光明来。不知为何，每当想到秋瑾，我都禁不住想到与其完全不相干的一个美国美人—梦露。我非常喜欢梦露，她几乎什么都不选择，以自己无敌的性感，让无数的男人迷失。她的银幕形象环球风靡，由此，她成了全世界男人梦寐以求的性感偶像。遗憾的是，秋瑾和梦露，两种迥然不同的美人，其下场都很悲惨，都以被杀而告终（梦露之死虽另有说法，实际也是被杀），她们共同的悲剧原因是介入了政治。
西方人最讨厌女人介入政治，认为政治的肮脏会让水做的女人成为非人。“漂亮的手”一旦沾了“这一口”就无法再洗得干净。对女人而言，政治和爱情的宝剑其实都是双刃的，它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必会刺伤自己。像阿部定一样手中只有男人的“那话儿”，“那话儿”也终成为双刃剑样的东西，它的危险与刀是等同的，它会使人变成感官的奴隶，为感官而疯狂。
那么，漂亮的手不拿刀该拿什么呢？这个问题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一样难以回答。
我以为，她们什么都不应该拿。女人是感性的，她手中拿的不应是具体的刀或者“那话儿”，而应是一种看不见的温柔，如果说是刀的话，就是温柔一刀。即使是风尘女子，只要掌握了这温柔之刀，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她们不能战胜的呢？
《基督最后的诱惑》
中国的风月场中有句俗话，叫做“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讲的是在性的刺激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三种情境里，落脚点是最后，讲述的实际是一种审美规律，就是最大的诱惑是见到而得不到。妻妾和私下心想的都有了，独独没有提到嫖，可见嫖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纵情，没有顾虑又唾手可得，便不在“审美”的范畴。其实，不管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假想中，男人生命里是有着三种女人的：妻子、情人和一夜风流的风尘女子。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塑造了一个患得患失的振保：“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因了张爱玲的奇思妙想，也因了后来香港导演关锦鹏的电影演绎，“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成了经典的“对影成三人”的象征。其实，振保的生命里不仅是有两个女人，甚至他的第一次女人的经历都既不是“红玫瑰”也不是“白玫瑰”，而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但他没有把那风尘女子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那是他临时解决饥渴的快餐。张爱玲深谙男人心理，她通过振保对不同类型女人的心态，表现了人性的简单和复杂。振保曾经拥有过巴黎的妓女、玫瑰、娇蕊、烟鹂等各种姿色的女人，他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和妓女比起来，“红玫瑰”与“白玫瑰”都是劳神又劳心，因此，当他厌倦了乏味的婚姻，就重新转向了那些街头的风尘女子，当然，风尘女子从不在他心中占有位置。关于女子的贵贱，振保心中有着明确的分野：正经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与不正经女人（妓女）是要区分对待的，不可以和正经女人恣意寻欢，却可以和不正经女人忘我纵情。人都顾着一份所谓的尊严，而那尊严只是做给正经女人看的。
风尘女子（妓女）因为和太多的男人有过肉体交合，似乎就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