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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
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
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英文邮报》。”
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
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那你把
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
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
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
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
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
不到的。”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
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走在人行道
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
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
有水准的国民？？”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
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
来？？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
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
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
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
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
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
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
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
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
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
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
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
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
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
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
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
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
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
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
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
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
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
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
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
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
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
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
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
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
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
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
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
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
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
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
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
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
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
挑战？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王民雄阅贵报（《中国时报》）十一月二
十日刊载的“一个题目两人写”专栏：《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感触深
深，沉思良久。龙应台先生大作部份尤令一向不生气的我羞惭喟叹，久久不
能自已，晚间至北投金马奖戏院观赏《省港旗兵》，进戏院甫坐一下，即感
觉“烟香”阵阵扑鼻，片刻后实难忍受，遂鼓起勇气，顾不得后座的瘾君子
有女友，劝其熄掉香烟，勿再羞人。未几，又见入口处一阵亮光，原来两位
少年家一进场就相互点起烟来，一副悠然自得模样，愈看愈冒火，心想“为
什么不生气”，为什么忍其一意制造恶劣空气，于是起得身来，准备前去晓
以大义一番。未料才跨出两步，心中又犹疑了起来，胆怯之余，灵机一动，
出去找戏院管理员帮忙，说明原委后，只见管理员一再摇头。明白表示这是
“无法度”的事情，爱莫能助。经再三强烈抗议，斥其没用、姑息，他姑折
衷由戏院打出字幕——请勿在场内吸烟。这是个人亲身的一个经历，也是阅
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后所激起的良知与道德勇气，事情微不足道，
效果或也仅止于短暂的一个晚上，然而，我仍很为自己高兴、骄傲，毕竟，
我已开始在做了，虽然还是有点怕怕。想一想，倘若日常生活当中，你、我、
他都摒除从小被养成的自我、自利的习气和观念，鼓起道德的勇气，随时随
地，对于身旁周遭令人不快或不当的事物，勇于抗议，敢于检举告发，人人
都来管这个社会，相信一定可以积少成多，彻底改造的。
最后，提醒大家，将近两千万人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假如休想拥有一
个清爽愉快的生存环境，请别再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忍耐、沉默都是
懦弱的表现，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
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
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
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妹妹，我会听英文，这
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
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
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
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嘻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
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
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
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
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
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
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
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
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
的身体里去。
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
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
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
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
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
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
（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
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
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
理发小姐？ 。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
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
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
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
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
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
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
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
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
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
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
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
——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
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
的地步吧？
※※※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
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
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
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
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
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
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
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
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
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